十字架的播种者

FRANKSTON

“他们卷起袖子，手握斧子砍掉人头……按照花名册像牲口般运来：多少头公牛，多少头母牛，多少只绵羊……只要人民知道从他们指尖上滴下无辜者的鲜血，迎接他们的将不是掌声，而是石头。”——朱可夫元帅

　　暮年将至，命运却注定我要为推进国家走向自由而殚精竭虑。沉重的担子落在我的肩上——领导为受政治迫害者恢复名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先隶属苏共中央政治局，后改为俄罗斯总统管辖。

　　尊敬的读者，我得承认这是件棘手的事。当你沿着布尔什维克七十年政权的阶梯，下到白骨成堆和血迹斑斑的地下室的时候，你对人的全部信念立即烟消云散。

　　手稿没燃烧。这是真的。燃烧的是人。一卷卷浸透鲜血的卷宗摆在我的办公桌上，这是总统档案和卢比扬卡档案。如果烧掉卷宗能使人复活就好了。不，人无法复活。而记录无穷尽痛苦的永恒编年史继续燃烧着拷问的烈火。契卡分子文理不通的报告和“关怀你的人”的告密材料——是我至今所读到的最可怕的文字了。我必须耐心读下去，可我做不到。心头充满怜悯、悲痛、愤恨和绝望。

　　……年轻的时候，幼稚无知，满怀豪情，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善良和正派的，狂热地相信年长者的每句话，决不会想到，人会撒谎，会欺骗，会假仁假义。

　　但疑惑，可恶的疑惑……渐渐爬上心头。很早以前，我还是孩童的时候，疑惑便渗入我心里。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响起第一次惊恐的警钟。我恨透了这次战争，它杀死了几百万男孩子——我的同龄人，并使我至今落下残疾。我记得很清楚，司令部首长在填写英勇作战人员名单的时候，老要增添人数，却没有提到一个胆小鬼。增援部队的炮兵连长是我的邻居，我们树林里的窑洞紧挨着，他不断请求我确认，他们的炮弹都击中目标，为此塞给我两三饭盒酒精。

　　什么事都发生过。英雄主义和谎言齐头并进。不管战后将军们如何吹捧我们这些战争的参加者们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以及类似的战绩，可我心中的战争，特别是夜里，仍然是肮脏、鲜血、像喝醉了酒似的歇斯底里的冲锋、虱子和战死的伙伴。

　　战后，时间像犁一样耕出一条又一条新的怀疑的犁沟。我记得雅罗斯拉夫尔市的符斯波列火车站。那是战后的第一年。城里传说，我们被德国人俘虏的官兵押解回国时经过这座车站。那时我还架着拐，也同其他人一起去观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那里停着一列火车，钉着铁栅栏小窗后面闪动着张皇失措的人苍白的脸。站台上女人哭声震天。从铁窗里飞出许多纸条，上面写着地址并请求转告亲人他还活着。女人从这个车厢奔向那个车厢，寻找亲人——丈夫、兄弟、恋人或者仅仅是熟人。卫队不敢用武力驱赶哭嚎的人群，但后来此类列车改为晚上经过这里。

　　月台上的人群还在等待什么，并且等待了很久。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把这些小伙子像罪犯一样从希特勒集中营押往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我记得一张张激昂的脸。不仅我，还有很多人，对眼前发生的事无法理解。然而叫喊过了，痛哭过了，一切也就完了。战胜希特勒的狂喜和仍然相信斯大林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信念，妨碍了人民的醒悟。遗憾的是，战争过了很久之后，人们才明白，刽子手在劳改营和监狱里消灭了被他们欺骗的士兵，因为惧怕他们。

　　后来，我经手追查杀害战俘罪行的时候，不止一次想起符斯波列车站上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苏共二十大是国家的分水岭。二十大之后出现了急转弯——从上向下，从左向右，严寒——解冻，霜冻——解冻，希望——失望。激昂的社会情绪不断诞生新的观点。社会开始慢慢转向真理。对生活尚未失去现实感的人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的体制急剧走向破产，除了新的灾难，这种体制什么也产生不了。

　　直接听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人，如今已经所剩无几。报告涉及面广、击中要害，对体制危害极大，所以在我国三十多年后才发表，已经到了改革年代了。

　　我参加了那次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1954年10月，我到滨海边疆区出差，听过赫鲁晓夫在党的地方经济部门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从中国回来。他在讲话和插话中涉及各类问题。比如，捕鱼船船长汇报渔品工业一团糟，赫鲁晓夫发起火来，大声叫喊，扬言要惩治他们。他们满载的渔船，有时四五次驶往码头，但由于岸上加工设备不足，不接受他们捕捞的鱼。鱼扔进海里，然后再捕捞。每个捕捞期都如此。

　　这就是计划经济！赫鲁晓夫咆哮了。指责在场的米高扬，给马林科夫打电话，指示他购买渔业加工机器，专门的捕鱼船，好像从丹麦购买。精力过分充沛了。船长们欣喜若狂。我回到莫斯科后，了解他的哪项指示得到执行。原来，一项也没执行。

　　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产生很大怀疑。他不排除中国领导人渴求共产主义运动的霸权，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向美国靠拢。

　　国内经营不善，又面临同中国吵翻的危险——形势令人极为不安。让我惊讶不已的是对斯大林时代完全否定的评价。我从保留至今的记事本里摘录出几个句子。

　　赫鲁晓夫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前就说过：

　　“我们滥用多年积累起来的人民对党的信任的资源。不能无休止地剥削人民的信任。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应像蜜蜂采蜜那样培育人民的信任。

　　“我们像传教士一样，向人民允诺天堂，可现在连土豆都没有。只有我们隐忍不言的俄国人民才能忍耐，但不能再利用这种忍耐了。我们不是传教士，而是共产党员，应当给人民看得见的幸福。

　　“我当过工人，那时还没有社会主义，但有土豆，现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土豆却没了。”

　　我回到莫斯科后，不敢对同事说听到的话，只悄悄告诉几个朋友。

　　我只在党中央工作了一年半，像乡巴佬那样天真地看待各种事件，仍然相信，党所做的一切都对或几乎都对。可党和国家领导人却讲了那样的一些话，脑袋像被大锤打了一下。我无法料到，半年后将会发生社会震荡，而源头则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报告。

　　报告是1956年2月25日做的，即代表大会最后的一天，并未列入会议议程。报告叫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谈到斯大林对苏联人民犯下的罪行，事实上宣告在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我所听到的话如果没使我极度绝望，也让我心灰意冷。仿佛一切都不是真的，甚至连我是不是真的坐在克里姆林宫里也怀疑起来。我听到的话消灭了我赖以生存的一切，把原有的思想绞成碎片，灵魂翻了个个儿。一切化为碎片，拼凑成原样子已不可能。

　　我坐在楼座里。大厅里一片死寂。听不见移动椅子声，也听不见咳嗽声和耳语声。谁也不敢看谁，不知是因为事情来得突然还是因为恐惧。恐惧永远在苏联人的心里，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赫鲁晓夫一一列举事实，一个比一个可怕。他讲的时间很长，言辞激烈，经常激动得离开讲稿。我惊慌得都不记得鼓掌了没有，我觉得没有鼓掌。离开会场时大家都低着头，大家都处于难以想象的休克状态。特别是因为这次正式向我们通报了斯大林“本人”的罪行。大家沉默不语。偶尔听到：“是这样啊。”

　　我的精神完全垮了，不知道该相信谁——或者斯大林，因为一代代人的生活和希望都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或者党的新领袖，因为他如此激烈而坚信地讲述自己导师的罪行，他在斯大林的领导班子里工作过，无限忠诚地为他服务过。不想马上就相信新领袖——需要跃过对旧领袖信任的海洋。但我也无法抛弃所听到的，因为我明白，造斯大林的谣对赫鲁晓夫是政治自杀，心里产生了一种感觉，赫鲁晓夫说的是真话，但又害怕他说的是真话。

　　童年我住在农村，村里发生过类似的事。1937年逮捕了饲马员和集体农庄队长。我问父亲怎么回事，他严厉地训斥我，叫我不要问任何人。

　　可是怀疑的虫子无情地啮噬我，痛苦的思考把我撕成碎片。丧失了工作热情，有时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反感。以后更加注意听领导的讲话，但已经站在批判的立场上了，我发现他们的话里有大量的蠢话、谎话和假话。对领导讲话信任的遮掩布渐渐垂落下来。开始敏锐地观察四周，清楚地看出人们向上爬、做事无原则、弄虚作假、耍阴谋诡计。这是痛苦的发现。

　　我分析自己。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赫鲁晓夫的话为什么使我产生如此沉重的印象？他的话里什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许，伟大的信仰之星坠落到罪恶的土地上？也许，外省人过于天真，容易信仰？也许，被掠夺的灵魂的屈辱感？也许，还有我尚未认识到的某种神秘的东西？

　　然而我在以后的生活中明白了：建立在鲜血上面的社会制度必须从历史舞台上扫除，因为这种制度宣传的是邪恶的魔鬼宗教。

　　我先前的信仰是真诚的，现在否定它同样是真诚的。我憎恨斯大林——这个魔鬼残酷地欺骗了我，践踏了我希望中的浪漫世界。自此我便献身寻找消灭反人类的体制——在新的选择中万万不能出错。当然，这只是理想，而不是行动，但我那时坚信这条新道路必须是非暴力的，只有这样才能把人引向自由。

　　我那时过着双重生活，变成不得不装假的奴隶。我要适应环境，作假，又竭力不丧失自我，玷污自己。不再想在中央委员会工作。我寻找出路。出路找到了，凭的是直觉而不是理智。我觉得必须重新学习，把过去读过的书再读一遍，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德国哲学家、法国社会主义者和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一句话，即我心目中的理论文献。

　　二十大后我马上请求中央派我到苏共中央附属的社会科学院学习。两次没批准，第三次申请批准了，但让我到苏共中央党史教研室去学习。我反复向领导解释，才说服他作出合理的决定。社会科学院领导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去苏共中央党史教研室，因为这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历史学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二十大之后我决不能扎进这滩浑水。我选择了国际关系教研室。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大量阅读，参加考试，写论文摘要。每门课都得五分。只是政治经济学得了四分，因为不肯删去文章摘要中的一段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是不可能的。不论从科学角度还是从实际角度都如此。和蔼可亲的拉平教授多次劝我删去这段话，我坚持不删，他不得不降低我的分数。教授害怕了。

　　我感谢社会科学院，非常感谢。那里是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人们经常问我，在我思想意识中，何时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什么时候认真重新审视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无法准确说出。这种转变不可能一下子发生，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正是在社会科学院，我钻研经典原著，对马列主义的空洞和不切实际，它的惨无人道，它的虚假、根本矛盾、蛊惑人心和欺骗人的预测，已经透彻了解。就是这些结论有效地医治好了二十大对我的创伤。我意识到赫鲁晓夫是正确的，但暂时还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对建立新社会的意识形态挥舞大棒。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荒谬的理论钻研越深，我国陷入绝境的根源便暴露得越明显。

　　以俄国发生的事而言，我还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列宁是马克思乌托邦预言的实际继承者，他作为把各种理论公式翻译成政治语言的大家，从马克思极端矛盾的体系中，只截取符合他主要理想——夺取政权的那一部分。

　　这些矛盾和真正的醒悟我在《雪崩》一书里都写了。

　　我还想请读者注意一种情况，这对不熟悉政治赌博的人完全不可思议。赫鲁晓夫的报告，我前面已经说过，三十年都未公开过。

　　二十大结束几个星期后，不知谁把报告交给了西方，但对苏联人民隐瞒了这个报告。隐瞒的原因很简单——国家领导人担心非斯大林化的思想越出领导集团的范围，他们十分清楚，这个过程对于整个体系的爆炸力。

　　我记得围绕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应译为个人迷信，但中国官方译为“个人崇拜”，除赫鲁晓夫报告外，其它地方译为“个人迷信”——译者）的决议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为每个字争论，为每种提法争论，争论最激烈的地方是不能有损现存体制，根本公理不受侵犯。这种提法领导集团易于接受，但对其他意识形态则是残酷打击。那时，尽管已在二十大之后，出现一股趋势，不仅不再谈违法乱纪和恣意妄为及其牺牲者，而且为斯大林本人洗刷。然而非斯大林化的趋势并未消亡，只是有时减弱罢了。

　　党的最高领导仍然用严厉的手法，威胁那些敢于在社会科学中提出新的看法，按自己的理解解释赫鲁晓夫报告的党员。党的领导特别惧怕触及镇压行动的问题。

　　这一切都曾发生在我眼前，并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

　　二十大后不久，政治局向各级党组织散发了几封信，坚决要求加强同反党和反苏维埃情绪做斗争，甚至同那些特别关注镇压行动的苏共党员做斗争。这些信清楚地表明，党的机构开始一步步反对二十大的决议。

　　1956年4月初，即反斯大林大会一个月后，中央委员会向所有党员发出秘密信，警告对斯大林的批评越出所允许的范围的人要承担责任。原来人们在会议上，除斯大林外，还点了其他主席团成员的名，认为他们也应为镇压行动负责。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喉舌《真理报》阐述了这封信的内容，号召同“蛊惑人心者”和“腐败分子”做斗争。他们竟敢打着揭发个人迷信和镇压行动的幌子，批评党的路线。

　　秘密信对国内蓬勃发展的政治形势并未产生预期的影响。我记得，它消失在对政权产生威胁的辩论中。中央明白正在形成的形势，1956年6月发出第二封信，提到纠正党内镇压行动的措施——追究个别党员的责任，解散苏联科学院热力实验室的党组织，指责他们“不正确地”讨论二十大的决议。

　　但这于事无补。摆脱党委会监督的自发的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尽管遭到党组织的粗暴指责，但运动渐渐掌握了群众，首先是掌握了社会上有知识的那部分人。最积极的是作家们。

　　争取民主的运动不仅在苏联高涨，也在欧洲中部和东南部开展起来。1956年10月匈牙利爆发了人民起义。为了镇压起义苏联派兵进入匈牙利。苏联在波兰也准备使用武力。

　　匈牙利事件使苏共中央主席团大伤脑筋。1956年12月19日决定向党组织再发一封信。这封信叫做《加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和制止反苏的敌对分子的攻讦》。材料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委员会为中央主席团准备的。委员会的成员有马林科夫、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谢罗夫和鲁坚科。

　　信的精神完全是斯大林式的，非常粗暴，充满威胁，又明显透露出恐惧。信是这样结尾的：“苏共中央特别强调，对于反动势力的残渣余孽只有斗争，不能有第二种办法。无产阶级对反苏分子必须无情专政。在检察院、法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捍卫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警惕敌对分子的阴谋，依据苏联政权的法律，及时制止罪恶的活动。”

  　国内掀起逮捕和法院判刑的浪潮，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因“诽谤苏联现实”和“修正主义”而失去自由。仅1957年头几个月就有几百人被判处徒刑。相信赫鲁晓夫话的几千人，赞成更新社会，被投入劳改营。

　　苏共中央加强对意识形态机构、创作协会、科研中心和宣传媒体的监督。在有关决议中，严厉谴责那些受到赫鲁晓夫报告思想影响的报刊。五十年代中期的实践表明，党的领导为守卫和巩固自己的权力继续采用暴力和镇压手段。

　　我从中央机关朋友那里得知，那时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极为紧张，要求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员加强监督，提高警惕性。但在中央机关内并没有一致的看法。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一段话，在一定程度上道出斯大林死后和二十大后他对所发生的事件的立场。他写道：“……我们无法扯断同过去的关系，我们鼓不起勇气，心里没有拉开帘幕窥视屏风后面的要求。那里隐藏着什么，斯大林都干了些什么……我们被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干的事束缚住了，还不能从他的压制下解放出来”。

　　这确实是实话。一次苏共中央科学处处长谢尔盖·特拉佩兹尼科夫对我说：“我们死后马克思主义将会怎样？”他向我解释，如果苏共中央对这种危险估计不足，在敌对的修正主义势力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将从革命学说变成机会主义学说。下面这句话出自他论述农业问题的书，我们在莫斯科笑了半天。他是这样写的：“修正主义分子狼群搭了一个黄蜂窝。”

　　

FRANKSTON

赫鲁晓夫为什么扭转了非斯大林化的方向？

　　我觉得，首先因为他惧怕揭发斯大林具体罪行的真相会牵连出自己过去所干的事，因为社会上开始辩论体制本身的性质。他想起了自己的罪过。这下面再说。

　　谈到赫鲁晓夫的历史功绩，我认为首先是他把几百万人从劳改营中释放出来，彻底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使几个民族从流放地返回故土；其次，把农民从农奴制和劳役制中解放出来，消灭农村的“定居区”，发给农民身份证，对所有人实行统一的劳动法；第三，寻找同其他国家相互理解与合作的可能性，“铁幕”第一次出现了窟窿。

　　历史喜欢悖论。先是赫鲁晓夫事实上埋葬了斯大林，他是治丧委员会主席，后是在二十大上历史地埋葬了他。在追悼会上他依次请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发言。斯大林死前两三小时，党政最高领导划分了权力。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和莫洛托夫——第一副主席。而赫鲁晓夫的权力集中在苏共中央，今后只抓意识形态和干部登记，而不抓经济。

　　可天哪，这伙老奸巨滑的拜占庭人，犯了多大的错误啊，他们竟然相信赫鲁晓夫只是三人执政的傀儡。他们又怎能不产生这种错觉呢。就是这个赫鲁晓夫，为讨斯大林喜欢，在沃伦斯基别墅跳起戈帕克舞，跳得满身大汗，气喘嘘嘘，大家一齐给他鼓掌，哈哈大笑。斯大林笑得流出眼泪。一个插科打诨的小丑。然而让赫鲁晓夫在新领导人的哨子下顺从跳舞的希望落空了。

　　因此我特别要谈谈1957年苏共六月中央全会。那时，何况今天，已经非常清楚，在那次全会上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二十大后的一年之间，赫鲁晓夫对政治局的正统斯大林分子做出巨大的让步。他们从休克中苏醒过来，决定反击。政治局内部的危机加剧了。

　　那时我在社会科学院学习，我们研究生也听到一点消息，马上就要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谁来解除他——支持反斯大林化的人还是反对的人，一直到全会召开前也没弄清。莫斯科谣言满天飞。我们，研究生们有自己关心的事——春天，考试。况且大家对政治已感到厌倦。不久前刚刚埋葬了斯大林，人们哭了，尽管不是所有的人。后来——贝利亚被枪决，大家赞成。解除马林科夫职务，大家又都赞成。后来二十大——又都赞成。我们对新出现的纠纷感到厌烦。

　　中央主席团开会。主席团成员刚一就坐赫鲁晓夫的麻烦就来了（规定这次会议不做记录，某些情况是会议参加者在此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讲的）。于是，与会的大多数成员要求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主持会议。

　　主席团会议开了四天。结果大多数成员（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以七票对四票表决通过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返回斯大林主义和新一轮的镇压威胁着全国。

　　形势岌岌可危。在这种时刻赫鲁晓夫表现出自己是天才的组织家和勇敢无畏的人。根据他的指示，克格勃的领导人伊万·谢罗夫用军用飞机把几个最有影响的州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他们毅然介入主席团会议。反赫鲁晓夫的核心吓破了胆，败下阵来。结果在会议议程上取消了撤换赫鲁晓夫的决议。

　　6月22日提前召开中央全会，全会开了七天。发言不限时间。赫鲁晓夫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他先让坚决拥护他的人发言，预计他们能制造出对他有利的政治气氛，余下的便没有什么作用了。看来，赫鲁晓夫曾有过担心，他的朋友会不会反对他。苏斯洛夫主持全会，谨慎地引导辩论。结果会议大厅里没出现反对赫鲁晓夫的人，官僚体系下提拔起来的官员，早已习惯那边得势往那边倒了。

　　我为什么详细讲述这次全会呢？因为政治分歧的实质是对斯大林主义及其罪行的看法。推倒赫鲁晓夫，斯大林分子就会复辟。就像今天俄共当中的斯大林分子要推倒叶利钦一样，目的同样是复辟。策略如出一辙。

　　辩论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可夫元帅。他宣读了揭发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罪行的材料。朱可夫称他们是政治镇压、逮捕和枪决党和苏维埃干部的罪魁祸首。下面我将详细介绍。

　　朱可夫为拯救赫鲁晓夫的坦诚发言，也给自己判决了政治死刑，很快便遭到迫害，并就在同年的１０月。他不仅限于揭发所谓反党集团的成员，还提出认真调查大规模镇压活动并惩罚所有参与制造这些罪行的人。朱可夫坚持，这些罪行应从政治部门转到刑事部门。然而党内的恐龙比朱可夫谨慎得多。决议中谈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对大规模镇压行动应负的个人责任时，采取了秘密方式，没有公开发表。中央委员舍列梅季耶夫提议把朱可夫引用的材料以秘密信件的形式出版，但提议被否决。罪犯惧怕进一步揭发，而问题又由他们决定。

　　应对俄国和苏联的种族灭绝，准确地说，人口灭绝，负主要责任的是布尔什维克。这些罪行是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和捷尔任斯基积极参与下进行的。

　　乌里扬诺夫（列宁）。1917年暴力夺取政权后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大规模恐怖手段、暴力、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以及其他种族灭绝的反人类概念的倡导者。俄国同胞互相残杀的内战和集中营（包括儿童集中营）的组织者。他不断要求枪决、绞刑和逮捕。他本人对俄国几百万公民之死负责。按国际法的所有条款他都应为他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死后判刑。

　　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大规模镇压的组织者，夺走几百万无辜者的生命。总体消灭人的古拉格体系的创建者。列宁的从肉体上消灭农民、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和所有“阶级异己分子”事业的继承者。连同家庭一起消灭“人民敌人”阶层的发明者。国家没准备好同纳粹德国作战的罪魁祸首，导致三千万人牺牲。同列宁一起把俄国各族人民分成敌对阵营，致使内战不息。按国际法的所有条款他都应为他所犯的反人民罪死后判刑。

　　自二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全面屠杀人民的主要刽子手，除列宁和斯大林外，还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安德烈耶夫、柯秀尔、苏斯洛夫、亚戈达、叶若夫、阿巴库莫夫、维辛斯基和乌尔里希。

　　斯克里亚宾（莫洛托夫）。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至1941年），应对消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负主要责任，很多人被捕并被消灭便是根据他个人的动议。1938年人民委员会28名成员中20名遭到镇压，活下来的只有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李维诺夫和莫洛托夫本人。仅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的半年期间，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有将近两千人被逮捕（国防人民委员部、内务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不计算在内）。斯大林不断催逼他。斯大林在一封信中建议他对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彻底清洗”，为此“必须枪毙这些机构内的二三十名破坏分子，其中包括十几名各类出纳员……”。还有过这种情况，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呈送批准监禁的名单上，莫洛托夫在几个姓名旁边批示 “极刑”。这样的批示足够枪毙了。

　　1949年莫洛托夫根据伪造的事件，批准逮捕苏联和外国公民，控告他们从事间谍和反苏活动。

　　卡冈诺维奇。他是靠镇压起家的政治家。农业集体化年代，他在乌克兰、沃罗涅日州、北高加索和西西伯利亚所干的勾当已昭然若揭。1935-1939年大规模镇压时期，卡冈诺维奇扮演了最凶残的角色。还在1933年全俄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月全会上，卡冈诺维奇就发怒说：“我们枪毙的人太少”。卡冈诺维奇批准逮捕铁路运输和重工业部门的几千名工作人员，这些人后来被执行极刑或长期监禁。1937-1939年，经卡冈诺维奇批准逮捕铁路运输部门“人民敌人”的花名册便有五卷之多。为了掀起大规模镇压浪潮，卡冈诺维奇到过车里雅宾斯克、雅罗斯拉夫尔、伊万诺沃三个州和顿巴斯。

　　日丹诺夫。实际上长时期履行全俄共产党（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书记职责，对大规模镇压行动负直接责任。1936年9月同斯大林一起从南方发电报，要求加强镇压，建议内务部改为叶若夫领导。根据日丹诺夫的动议，战前列宁格勒镇压了八万六千人。为了进行并扩大镇压，日丹诺夫视察了巴什基尔州、鞑靼自治共和国和奥伦堡州的党组织。在奥伦堡州六个月（四月至九月）镇压了3655人，其中一半人被处于极刑。尽管如此，1937年9月初日丹诺夫再次来到奥伦堡，认为镇压得不够，又镇压了598人。在日丹诺夫的“清洗”之后，鞑靼自治共和国又逮捕了232人，巴什基尔州——342人。后来这些人通通被枪决。

　　1938年日丹诺夫在对共青团领导的迫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代表政治局发言，认定共青团书记是“祖国的叛徒，恐怖主义分子，间谍，法西斯分子，政治上腐烂透顶的人民敌人，在青年团中推行敌人的路线”，是一群“反革命匪徒”。1946至1948年对文学、电影、戏剧和音乐艺术的大洗劫完全由日丹诺夫承担责任。他是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例会（1948年）的组织者。在1948年7月呈交斯大林的奏折中，他提出简要的建议，这些建议后来成为一大批生物学家受到陷害的开端。

　　伏罗希洛夫。他批准有组织地消灭红军大批高级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三十年代五名元帅消灭了三名，一级指挥员十六名消灭了十五名，二级指挥员六十七名消灭了六十名，一百九十九名师长消灭了一百三十六名，四名海军上将消灭了四名，六名海军中将消灭了六名，十五名海军少将消灭了九名。十七名一级二级政委全部被枪决，二十九名军政委消灭了二十五名。在伏罗希洛夫担任红军国防人民委员时，仅1936-1940年就镇压了三万六千名中高级军官。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档案中就有三百条伏罗希洛夫逮捕高级将领的批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家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无人指挥。

　　赫鲁晓夫。有材料证明战前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莫斯科州和乌克兰组织了大规模的镇压活动。其中包括他建议逮捕莫斯科苏维埃和莫斯科州委会的领导人员。1936至1937年，总共一年时间，莫斯科就镇压了五万五千七百四十一人。1938年1月赫鲁晓夫领导乌克兰党组织。就在那一年乌克兰逮捕了十万六千人，第二年——一万两千人，1940年五万人。

　　米高扬。他批准逮捕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的几百名工作人员。米高扬不仅批准逮捕，他本人便是逮捕的主谋。1937年7月15日，他写信建议叶若夫镇压全苏海洋渔业和海洋学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还建议镇压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1937年米高扬来到亚美尼亚清洗加盟共和国党和国家机构的“人民敌人”。清洗结果死了数千人。1937年联共（布）二——三月中央全会上，米高扬和叶若夫充当揭发布哈林罪行的报告人。

　　马林科夫。内务人民委员部镇压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的大部分行动与他直接有关。他不止一次到地方上展开大规模镇压。1937年他同叶若夫血洗白俄罗斯。他怀着同样目的访问过土拉州、雅罗斯拉夫州、萨拉托夫州、鄂木斯克州、坦波夫州和鞑靼斯坦共和国。马林科夫多次亲自参加审讯和拷打。他伙同贝利亚在亚美尼亚炮制“反革命组织案”。在炮制所谓列宁格勒案件中，马林科夫的罪责确凿无疑。

　　安德列耶夫。作为联共（布）政治局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亲自组织了对中亚各共和国党组织的清洗，特别是对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对伏尔加流域和北高加索党组织的清洗。他到这些地方视察的结果，根据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其他人的批示，萨拉托夫州枪毙了430名领导干部，乌兹别克斯坦——440名，塔吉克斯坦344名。

　　苏斯洛夫。他在担任罗斯托夫州州委书记时，进行过大规模镇压。他担任奥尔仲尼启则边疆区第一书记后，不仅坚决反对释放无罪的犯人，还要求将他们重新逮捕。内务部的一个委员会1939年7月向贝利亚汇报，苏斯洛夫不满意边疆区内务部的工作，因为他们表现得太“心软”。苏斯洛夫开列了一个名单，照他的看法，这些人必须逮捕，内务部照办了。他担任立陶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央局主席时，把几千居民驱除出波罗的海地区，他负直接责任。他是迫害大批著名苏联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分子的组织者，同时也是镇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组织者。

　　单独谈谈加里宁，谈谈这个懦弱可怜的人。加里宁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签署了斯大林和叶努基泽于1934年12月1日拟订的《对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修改意见》。现在审讯案件不需要两造，无权要求赦免，按这种预先规定极刑的诉讼程序判决。1931至1946年，加里宁一直领导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一个调查和解决诉讼案件委员会，有权改变判决。加里宁纵容违法和大规模恐怖活动，没有一个人得到赦免。他同莫洛托夫一样，妻子根据伪造的政治指控关进监狱，却如同奴隶一样屈从既成的事实。

　　我们的领袖们就是这样的一帮人。他们因犯反人类罪应当全部受到审判。

　　我觉得有个情况还得说一下。在一部分人心里隐藏着一个神话：大规模镇压是斯大林及其帮手干的。有人说列宁活着的时候没有发生过镇压。另一些人说，那时的镇压是个别的，被迫的。

    咳，这些看法都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斯大林的惩治手段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列宁都采用过：枪决、人质、劳改营以及其它手段。

　　还在1918年1月，仅在反革命政变两个月后，列宁用极其鼓励的口吻写道：“在一个地方把十个阔人、一打骗子、半打旷工的工人（彼得堡的排字工人，特别是党的印刷厂里的排字工人，同样像流氓那样旷工）关进监狱。在另一个地方让他们打扫厕所。第三个地方，对一些人在改造好之前，要像监督坏人那样监督他们。在第四个地方，对不劳而食的人，十个人当中就地枪决一人。在第五个地方，制定出一系列惩治措施。”

　　致命的公式诞生了——“十分之一”。后来希特勒非常喜欢这个公式，党卫军枪决人质——苏联处决和平居民时，就遵循这个公式。手法完全一样。歹人的行动中有很多相同的东西。

　　1918年6月21日沃洛达尔斯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被暗杀后，列宁给季诺维耶夫写道：“今天我们刚刚在中央委员会听到，彼得堡工人要用大规模恐怖行动回答沃洛达尔斯基遇刺，却被您制止了（不仅您自己，还有彼得堡的契卡分子）。我坚决抗议！我们败坏自己的名誉……阻挠完全正确的群众革命行动。这——决——不允许！恐怖分子会把我们看作草包。现在是超级革命时期。应当鼓励群众性的恐怖行动反对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在彼得堡，就应这样解决。”

　　列宁鼓励“群众革命行动”的号召变成大规模实践。为报复乌里茨基（也是彼得格勒契卡主席）遇刺枪决了500名人质。1918年8月9日列宁接连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比一封可怕：

　　费奥多罗夫——发往下诺夫哥罗德。“要竭尽全力，组成三人专政小组（您，马尔金和另一个人），立即实行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枪决并押走几百名妓女，联合在一起的士兵，旧军官等等。一分钟也不能拖延……要全力以赴：展开大规模搜捕。枪决藏匿武器的人。把孟什维克和不可靠的人通通迁走。”

　　在同一天致博什——发往奔萨。“必须从可靠的人当中加强卫队，对富农、神甫和白卫军进行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把可疑分子关入城外集中营。”

　　第二天又给奔萨发电报。“库拉耶夫、博什、敏金以及奔萨的共产党员们。同志们！五个区的富农暴动，必须无情镇压。整个革命利益要求这样做，因为现在到处都在与富农做‘最后的斗争’。要树立榜样。

　　１， 至少绞死一百名大家熟悉的富农、财主和吸血鬼（一定要让人民看见）。

　　２， 公布他们的姓名。

　　３， 没收他们的全部粮食。

　　４， 选定人质——按照昨天的电报执行。要做到人民在几百里外都能看到，吓得浑身打颤。

　　电告收到电报和执行情况。

　　你们的列宁。

　　又及：找坚强一些的人。”

　　在我们人类历史上最可恶又最可悲的是，“坚强一些的人”太多了。

　　下面便是领袖给执委会的暴风雨般的指示。“必须没收暴动富农的所有粮食和全部财产，绞死带头暴动的富农，从我们队伍中选出可靠的领导人，动员并组织贫农，从富人中逮捕人质，扣留他们，直到把区里所有余粮都收集齐为止”。

　　“……让尤登尼奇完蛋（正是完蛋——打死）对我们极端重要。如果开始进攻，能否再动员两万名彼得堡工人外加一万资产阶级，把机关枪放在资产阶级身后，枪决他们几百人，对尤登尼奇形成巨大压力。”

　　问题不仅在列宁一个人身上，尽管几百万俄国公民遭到屠杀，特别是内战期间，他个人的作用十分显著。问题在于他着手建立的体制。体制建立在暴力意识形态上。

　　1924年1月，酷寒的冬天，工人用铁锹和铁钎为列宁陵墓挖基坑，挖断了下水管道。断口结了一层冰。春天陵墓被污水淹没。大牧首吉洪知道后，说道：“圣尸涂抹橄榄油。”大牧首知道，他说了什么话。

　　消灭人——最古老的罪恶职业。新该隐主义创造了二十世纪。创造了一个工业系列部门——种族消灭部，传送带不停转动地消灭人类。由于“种族的缺陷”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由于“阶级的缺陷”被关进古拉格的监狱和集中营。

　　同一新该隐主义铜币的两面：一面涉及民族，另一面涉及阶级。就算你是爱因斯坦，但因为是犹太人——进毒气室。就算你是瓦维洛夫或者古米廖夫——“因智慧而受到惩治”。长时间用饥饿折磨瓦维洛夫，对古米廖夫则枪毙了之。

　　列宁、斯大林和希特勒是创建新该隐主义的三个人。世纪的主要罪犯。该隐世纪……这个世纪毁灭了俄罗斯。它改变了千年发展模式。曾是农民模式，变成流氓无产阶级式，曾是东正教式，变成无神论式。原来向前突进，现在向后倒退。流氓无产阶级的尸毒浸入骨髓，理所当然被正常人所蔑视。尊重什么？尊重懒惰、酗酒、对富裕人的妒忌和一心依靠别人生活？确实，俄国人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样的人民诞生不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现代宇航学奠基人齐奥尔科夫斯基和生物地球化学奠基人韦尔纳茨基。什么都能干，特别是酗酒和懒惰成性。穷得叮叮当当，就是不肯干活出汗。钱踩在地上也不肯弯腰去拣。因此谁不懒谁在俄国就没法活。不是革命便是统治者的抢劫。

　　只是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时间忏悔。

　　东正教俄罗斯完蛋了，烂掉了。流氓无产阶级把一切都毁了。教堂通通毁坏。一切都在谎言中腐烂。理智丧失了，灵魂变得冷酷无情。弥天的谎言取代了真理，控制着整个国家，因为照流氓无产阶级的看法，真理从生理上伤害人——刺疼眼睛和耳朵。真理害人——政权靠谎言维持。

　　俄国经过两次革命（1905年革命和1917年2月革命）走到君主立宪制，接着便将走向民主共和制。十月反革命把国家抛向落后，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把国家抛得更远，抛进中世纪宗教裁判所。

　　斯大林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撒谎，说托尔斯泰和斯托雷平的俄罗斯比西方落后一百年。不是俄国落后了，而是布尔什维克打断了她的腿，挖出了她的脑子，让她倒退。民族精华——贵族、商人、军官、教授等等，全体受到残酷的精神折磨，把他们通通打成牛鬼蛇神，用列宁的话说，都是“知识分子大粪”。七十年的群魔乱舞，集中营上面写着“社会主义”。

　　遗忘了？是的，忘记了“欢乐王国”中的生活：买一瓶伏特加——欢乐，再加一段香肠更加欢乐，为庆祝购买一双女鞋或一个冰箱——纵酒狂欢。忘记了不排队买发臭的肉和腐烂的土豆就没法生活的日子。就像没有亲爱的告密者和在党委会——工会委员会上揭发某人与谁的妻子怎么样就没法活一样……朱可夫元帅和托夫斯托诺戈夫导演卧室里都安排了“窃听者”。政权好奇，渴求知识嘛。

　　苏联和俄罗斯的改革是艰难的过程，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特别在人民的心理方面。我们，其中包括我，力图改革国家时，忽略了很多东西，首先是社会的心理状况。社会的心理状况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漠然、得过且过、指望国家供养。很多人至今把自己的希望同偶像联系在一起，幻想奴役和“更为果断的人”。这就是俄国人心里的“神秘之迷”。说到底不过是奴隶心理。

　　当然，生活中一切并非如此简单。几千万人在这种体制下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上学、工作、教育子女，痛苦和欢乐。他们很难认识到一生白白度过了。这就是前几代人的命运。当生命即将消失，心里特别悲哀。

　　青春在我们记忆中永远是美好的——美好得流泪，心口发疼。周围的一切都多么美好，阳光灿烂，充满爱情和希望。

　　作者简介：雅科夫列夫（1923——2005），前苏联学者、官员。历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部长，苏联驻加拿大大使，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苏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书记，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20世纪90年代，担任"为受政治迫害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先后为300多万受镇压的公民恢复了名誉。他发表的著作有《现实主义乃是改革之本》、《领悟生活乃艰苦之事》、《于事无补》、《感悟》、《记忆的旋涡》等20余部。这些书被译成英、法、德等十余种语言出版。新华出版社于1999年8月内部发行了他的名著《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中文版。

                             来源: 《往事》    作者:（俄）雅科夫列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