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八章 5.尼克松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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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松访华期间，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作为中国方面的前台主角兼总管，周台前幕后，忙里忙外，将他本人的外交才能、风度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和尼克松一起把举世瞩目的中美首脑会谈这出戏演得有声有色。


    为了迎接中美关系史上即将接踵而来的重头戏，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开始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由周本人亲自挂帅并由他点将，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小组，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等人。周恩来多次主持工作小组开会，研讨会谈方案，预拟各种对策，并对尼克松、基辛格的个人历史、政治观点、家庭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周还特地抽空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一书，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


    与此同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向与会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人解释中央新的对美外交政策，解答党内领导干部思想上对中美会谈抱有的种种疑问，首先打通他们的思想，做好思想转弯工作。接着，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一直传达到各地基层党支部，借此向普通老百姓下点毛毛雨一-中国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即将出现重大变化。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基辛格按照中美双方精心策划的代号为"波罗"的秘密计划，途经巴基斯坦，以"生病"为由，成功地躲开了新闻界的追踪，人不知鬼不觉地乘坐巴航专机，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直抵"红色中国"的心脏北京，和周恩来一道演出了现代外交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从今天来看，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象征意义和轰动效果远远大于实际收获。它的历史作用在于：经过多年的互相敌视和隔绝之后，中美两国的高层官员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不失各自原则的前提下，向对方展示善意，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消除了以往存在的莫测高深的神秘感，建立起最初的互相理解、沟通和协商。


    然而，当两个长期以来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互被对方视为"青面撩牙的魔鬼"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时，其气氛的紧张和尴尬可想而知。基辛格一直忐忑不安，表情僵硬，随时准备周恩来一上来就会狠狠敲桌子大骂一顿。相形之下，周恩来虽然在表面上镇静自若，内心却并不轻松。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周氏的第一印象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祥，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 ，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会谈中这种最初的紧张拘谨的气氛，很快就在双方进入角色后一扫而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美双方有着改善关系的共同愿望，都采取了下回避分歧，开诚布公的态度有关，既摆明本国的观点，不失各自的原则，又尽可能地求同存异，寻求和解。


    会谈中，双方除了一般性地交换各自的观点，试探对方的虚实外，还花了不少力气讨论新闻公告稿，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三处：一、尼克松访华是由哪一方主动提出的；二、中美最高级会谈将包括的议题；三、来访的适当时间。基辛格不同意中方提出的是尼克松先要求访华，中国才邀请的说法。


    对此，周恩来表现了相当的善意，设身处地替美国人考虑，认为这样的说法确实会让美国人的面子难堪，而又非原则的问题，建议避开提谁主动的问题，改为"获悉"尼克松希望访华，中国方面邀请。关于会谈的议题，周建议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一句暗藏玄机，让苏联人看了肯定不舒服的话。后来颇得毛泽东的好评。在来访时间的问题上，周氏也尽量体谅美国方面的难处，改为一九七二年五月之前，不定死时间，以便美方灵活安排。


    然而，中美之间毕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每当会谈中出现僵局的时候，擅长打圆场的周恩来总是及时提出诸如暂时休会或吃烤鸭的建议，缓和一下双方的紧张气氛。为了让美国方面能够理解文革年代的中国外交重要的不是某些激烈的言辞，而是要看实际的行动，周氏还有意地把话题转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对此，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向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述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难，它一旦遇到许多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会使五十年来的斗争成果陷入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围在办公室里……现在回忆起来，我还不大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或者想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在基辛格即将结束访问前，中美双方商定了两国今后秘密联络的地点-一法国巴黎，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政府指定的驻法大使黄镇接头，尽管双方都认为不必再使用伊斯兰堡这个信箱了，但周恩来仍然提议：我们不妨偶尔继续利用一下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中美双方按照预先的约定，同时宣布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新闻公告。这一消息立即震撼了整个世界，造成了外交上的"尼克松冲击"，使各国政界和新闻界目瞪口呆，引发了国际局势的连锁反应。
   内心震撼中平静下来。他十分清楚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设法为国家寻找新的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善于见机而作的周恩来开始有意识地把尼克松访华作为摆脱文革困局的一次机会，着手改换国内的政治气氛。他下令各地进行政策教育，降低宣传上反美的调子，清理街头上过左的标语口号，恢复在文革中被破除的老字号店名，等等。这种做法亦被毛所认可，因为当时毛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也急于要在外交上打一个胜仗，来转移国内的视线，掩盖文革的败局。


   当然，周恩来很清楚这样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因此格外小心翼翼，掌握其中的分寸，决不越出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周氏这种临深履薄的心情，在西方新闻界因"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对他备加称许后表现更甚。他深知这是最容易冒犯毛的地方，为此专门批评了新华社在《参考资料》上登载西方报刊吹捧他的文章，说："吹我的，读了讨厌"，要求今后切实改正。


    同时在接待工作中，周恩来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到毛泽东的身上。在这次设宴招待基辛格一行的即兴祝酒词中，他特别强调：中美两国关系中断二十二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用这种方式向外界表明：掌握中国外交的是毛而不是他，以免喧宾夺主，惹毛不快，招致猜忌。


    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重头戏是讨论尼克松访华公报的问题。本来这一点并不在原有的议程之中，中国鉴于中美双方存在严重分歧，对此早巳做了两手准备：争取谈成，双方发表一个联合公报，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而美国方面却担心如果尼克松空手而归，会在世人面前留下访华失败的印象，在美国国内无法交代。


    为此，基辛格提出希望在他离华前，中美双方应对公报达成一个总的谅解，并提出了美方为此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中刻意强调双方的一些共同点，同时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回避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国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对于美方的这一草案，周恩来当然不能接受，因为这只会给人们造成中国为了同美国和解，不惜以原则作交易的印象。这一点，也是毛泽东在考虑打开对美关系时最忌讳的地方，为此，周决定把美方的草案推倒重来，由中方另起炉灶，参照过去国共合谈在"双十协议"中采用的各说各话的办法，提出了一个打破国际惯例的写法：既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草案中某些可取之处，体现出双方的共同点。


    但是，毛泽东对中方起草的方案仍不满意，认为发言权不大，一点神气也没有，甚至表示不必再搞什么公报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先是小心翼翼地劝说毛体谅美方的难处，然后表示坚决"按照主席指示修改"联台公报草案。随后，在草案中加了大段体现毛历来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诸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等等，对此，毛阅后表示满意，说写了他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了。


    但这样一来，美国方面又提出异议，感到难以接受中国方面这一充满火药味的提案，表示尼克松无法在这种好像是审判美国总统的文件上签字。双方的会谈为此一度陷入了僵局。于是，周恩来又转而做美国人的说服解释工作，力陈这样写的益处，说："用尝守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 ，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基辛格转而领悟到其中妙味：公开地摆明分歧，会使双方的盟国和朋友感到放心，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而且正因为坦承存在的分歧，双方一致的观点才显得真诚可信。于是，基辛格表示美方愿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基本写法，但认为其中某些提法的表达方式还是过于僵硬，火药味也太浓，建议删掉这些话。


    对此，周恩来表示理解，采取通情达理的态度，接受了美方的一些意见，特别是那些富有建设性的提法，从而打破了会议一度形成的僵局。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基辛格在台湾问题上提出来的一个模棱两可的提法，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这一提法照顾了双方的颜面，暂时回避了分歧，绕开了影响中美和解的这一最大障碍。


    在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上，周恩来一直煞费心思、小心翼翼地走钢丝，既要推动并且维护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完成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转变，进而促成国内政治气氛的改变，又要与对手美国人据理力争，处处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这一点在接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领的先遣组一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在会见到访的黑格时，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他在通报印巴局势时，称苏联正在大幅度地改变政策以包围中国，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周氏马上意识到黑格所流露出来的某种帝国主义情绪，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也很生气，说："包划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它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


    为了驳斥美国方面提出的这种有损中国国家尊严的观点，周恩来随即要外交部的翻译和专家们遍查各类辞典，他本人也动手核实有关的外文资料，在确实弄清"Viability"一词的准确涵义后，周恩来在同黑格的第二次会谈中，专门批驳了这种观点，强调说："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黑格自觉理亏而表示收回这个用词。


    稍后，黑格在上海时，因不懂中国的礼节而得罪了上海地方当局。恰好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发表了"两个中国"的言论。上海方面便借机来整黑格，向他提出抗议，并在接待上"降温"，处处给他冷脸子看，弄得黑格惶然不知所措，不过为了不影响尼克松访华，只好忍气吞声。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感到做得太不像话，有损中美和解的大局。但因上海是文革派的大本营，除了江青、张春桥之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周便直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取得毛的表态后，立即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点名批评上海的这种作法，指令接待工作要"加温"，并说毛特意关照给每个美国人送十斤糖果。这样一来，黑格一行才转恼为喜，满载而归。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只待迎客之际，作为尼克松访华东道主的毛泽东突然大病一场，而且病得不轻，甚至一度陷入昏迷。这完全打乱了中国方面的接待计划。周恩来为此心急如火，非常担心已经迫在眉睫的尼克松访华出现变故，使两年来所在费的努力前功尽弃。但又一筹莫展，只好在表面上不露声色，一切还照原计划进行准备，同时积极组织对毛的治疗工作，盼望他能早日康复。


    毛泽东这场大病事出有因，本书上一章已经提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彪事件打击的结果。对林彪之死，毛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庆幸他本人逃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忧的是，林彪曾长期在政治上追随他，彼此之间的关系极深，剪不断理还乱。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事件的发生，使得整个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场闹剧，而且毛本人的形象也受到严重的损害，陷入极为难堪的境地。


    这种精神上的重创和陷入困境后的焦躁，使得毛泽东的情绪颓唐，抑郁终日，内火攻心，终于病倒了下来。对此，毛的保健大大李志绥回忆说：


    毛的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七)年反右运动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驼背得明显，睡眠更加差了。


    令情形更加严重的是，毛泽东拒绝服从医生们的治疗，致使病情持续恶化，乃至一度昏迷休克。为此，主持整个接待工作的周恩来如坐愁城，因为尼克松访华日期在即，已经无法变更。如果毛不能露面的话，势必引起外界的各种揣测，使尼克松访华的效果大打折扣。虽然时间已经很紧迫，非常了解毛个性的周却很清楚对毛治病不能操之过急，强求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在治疗问题上只是小心翼翼地婉言相劝：等待毛自己回心转意。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专门就治疗问题写信给毛泽东，说："您的健康，大家都在关心。治疗情况，我和东兴、耀祠、李志绥同志经常商酌。昨晚，江青同志谈及主席休息事，在这几天，建议主席可否少看或缓看电影，以便保证室中新鲜空气，请主席定夺。"毛在周等人的规劝之下，终于在离尼克松访华日期只剩下三个星期的时候，自己转弯，开始接受治疗。这样，大家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周氏更是如释重负，欣喜异常。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对此这样描述道：


    晚上，周恩来到游泳池，看到治疗见效，十分高兴，主动同我们照了一张合影，又说： "我谢谢你们。我和小超大姐(即邓颖超)请你们吃春节饺子，外加一个大蛋糕。"临走前，周又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北京，你们一定要让主席恢复到能够会见。"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国方面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大病初愈的毛只是强支病体，象征性地会见了尼克松，海阔天空地吹了一通"哲学"问题后，便退居幕后，而把所有实质性的会谈和应酬统统交给了周恩来。


    作为中国方面的前台主角兼总管，周恩来台前幕后，忙里忙外，将他本人的外交才能、风度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和尼克松一起把举世瞩目的中美首脑会谈这出戏演出得有声有色。两人竞相利用电视传媒向全世界展示中美两国关系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其中周恩来通过尼克松夫人向美国人民赠送大熊猫的电视画面和尼克松主动为周恩来脱大衣的举动，都是被人们津津乐道，传诵一时的佳话。


    然而，在双方的内部会谈中，凡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周恩来都坚持中国的原则立场，据理力争，毫不相让。在国际形势问题上，他强调要首先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迫切性，敦促美国采取果断行动，早日撤军，不要拖泥带水，不要留尾巴。并打消美国希望中国对印支各国施加压力的幻想，重申："我们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的权力。"


    在台湾这个双方争议最大的问题上，周恩来坦率批评了美国不愿意去掉老朋友的想法，敦促尼克松在下个总统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蒋介石已为时不多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周也表现出某种必要的灵活性，因为他很清楚解决双方之间的巨大分歧，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当尼克松表示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后，周并没有逼美方在废约、撤军、断交的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而是留待时间去解决，贯彻实现了中方"坚持一贯立场，高屡建瓴，主动灵活，争取谈成，改善关系"的既定方针。


    为了使中美会谈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周恩来还花了不少心思，设法排除美国政府内部白宫与国务院之间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给会谈带来的干扰。从一开始，他就对会谈的分工作了精心的安排，让中国外长姬鹏飞单独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会谈双边关系问题。这样，既是两国外长之间的对等谈判，让人无可挑剔，并在实际上避免了罗杰斯参与周氏与尼克松举行的首脑会谈和中美联台公报的起草。


    然而，作为一国外长不能参加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以及两国首脑的会谈，毕竟令人尴尬。为了安抚罗杰斯所受到的冷落，周恩来除了主动从中国方面解释了毛会见尼克松时没有让其他美国客人参加的原因，还另外设法进行补救，专门召开了一个全体会议，通报各对口会谈的情况，虽说会上并没有多少话可说，但还是多少缓和了一下僵局。


    稍后，在得知罗杰斯及国务院官员对已经达成协议的中美联合公报挑出不少意见，准备借机大闹一番后，周恩来又在上海专门以毛泽东的名义去看望罗杰斯一行，赞扬美国国务院对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所做的工作，并特别提到美国驻日使馆早先为美乒乓球队访华开绿灯一事，从而化解了一场可能出现的风波。


    尼克松访华以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而告结束。以此为标志，中国成功地突破了文革后乃至建国以后外交上的困局，从开始的"一边倒"和后来的"反帝必反修"的自我孤立中走了出来，为自己创造了更大的国际空间，影响深远，奠定了日后中国融入世界，对外开放的基石。而且改变了二战后国际政治的格局，确立了中、美、苏的三角关系，取代了原有的两极冷战格局，给整个世界以重大冲击，由此揭开了结束冷战时代的序幕。


    与此同时，通过这场举世瞩目的外交大事件，周恩来个人的国际声望也达到了其整个外交生涯的巅峰。一时间，整个世界为他的才能、神采和魅力所倾倒。虽然周本人总是不断地利用各种场台，一再提醒外界毛泽东才是中国外交真正的主角，从始至终掌握着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整个西方外交界和新闻界却仍然按照他们的理解，把从文革冬眠状态下重新复苏的中国外交称为"周恩来外交"，继续连篇累牍地对他大加赞扬，而丝毫不知这种作法将会对周本人造成的伤害。


    周恩来这种尴尬的处境，只有极少数西方政治家才能体会出来，观察到在上述一片"捧杀"声中，周氏内心的忐忑不安。尼克松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访华结束后，谈到对周恩来的印象时说："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