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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重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官场楷模”。他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光中兴”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更是历史上数得着的侯门望族,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败家子”,曾国藩继承发扬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曾国藩37岁任礼部侍郎,后任总督,任大学士,直到封侯拜相,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是曾国藩的家教家风更是令后人传诵。《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大师”,事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说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治11年(1872)3月12日,62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散步,他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瞬时已不能说话了。临危之际,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写好的遗嘱,大意如下:
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是修身养性。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一般的人生下来,都得到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体,我和民间万物根本是同出一源的。如果只知道谋求私利,而对百姓不知道宽仁,对万物不知道爱护,这是和同出一源道理相违背的。至于高官厚禄,高居在百姓之上,就有拯救百姓于水火、饥饿之中的责任。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为天下人考虑,一定要使自己饥饿,自己陷于水火之中,把民贼强盗不被擒获视为自己的过失。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有利于天下,都是极俭朴以修身、极勤劳以救百姓的实例。所以勤劳能使人长寿,安逸能使人夭亡;勤勉则人尽其才,安逸则无能而被人抛弃;勤能够广济百姓,而神灵敬仰,安逸对人无好处,鬼神也不羡慕。
曾国藩说,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曾国藩长子纪泽精通诗文书画,在清代末年,他自己刻苦学习英语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处理西北边境危机中,曾纪泽凭着其斗志和谈判艺术舌战强敌,从沙俄口中夺回了伊犁城,从而取得清末外交史上惟一的胜利。次子纪鸿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更深,只可惜中年早逝,难得的是不仅其子成才,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等也都成为教育家和学者。据调查,曾国藩及其四兄弟家族,绵延至今190余年间,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余人,没有出一个纨绔子弟。如此长盛兴旺之家,在古今中外皆属罕见。
其原因当归于曾国藩的教子有方。无论工作怎样忙曾国藩都不忘教育子女。
曾国藩身居要职公务繁忙,长年在外,无法经常督促子女,于是写信成为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即使工作到深夜,他也要抽空阅读子女书信。在家庭中提倡勤俭谦劳精神,反对奢侈懒惰。曾国藩本人虽位列三公,但他对兄弟、子女总是严格要求。他从不准许子女睡懒觉,不准子女积钱买田,衣勿华美,不准子女斥仆佣、轻慢邻居。在家教育子女敬老爱幼,出嫁后尊敬公婆,不能仗势欺人。在家里男要扫地、种菜,女要做饭、织布。妻子女儿跟他同住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府时,他规定她们白天下厨做饭菜,夜晚纺纱织麻到深夜,而且天天如此。曾国藩的日常饮食,总以一荤为主,非客到,不增一荤。其穿戴更是简朴,一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30年。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每天日理万机,自晨至晚,勤奋工作,从不懈怠给子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然天天坚持不懈。
曾国藩教育子女不谋做官发财,只求读书明理。在封建社会谋出路的捷径就是做官,当时官僚子弟都想凭藉权势挤入官场,曾国藩却再三叮嘱子孙:我不愿儿孙为将领,也不愿儿孙为大官,只希望成为饱读诗书、明白道理的君子。能做到勤劳节俭,自我约束,吃苦耐劳,能屈能伸的,就是有德有才的人。因此,自曾国藩兄弟之后,曾家再没出领兵打仗的将领。他们绝大多数留学英、美等国的名牌大学,学贯中西,成就卓著,成为教育界、科技界、艺术界的名家大师,饮誉五洲四海,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曾国藩教子的内容主要有六项,即“勤、孝、俭、仁、恒、谦”六字。
勤。曾国藩认为子女教育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提倡“勤理家事”、勤奋学习、勤劳工作,反对奢侈懒惰,“不可厌倦家常琐事”。针对子弟生长于富贵家庭、惯于养尊处优的特点,曾国藩特别强调戒骄奢、倡勤俭、主敬刷不忘本。他认为“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从不准许子女睡懒觉。在家里男要扫地、种菜,女要做饭、织布。
孝。“百善孝为先。”曾国藩提倡“尽孝悌,除骄逸”。他教育子女在家敬老爱幼,出嫁后尊敬公婆。
俭。曾国藩认为“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家事忌奢华,尚俭。”他自己的日常饮食,总以一荤为主,非客到,不增一荤。其穿戴更是简朴,一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三十年。他不准子女积钱买田,衣勿华美。对子女的婚姻,他认为品德为上,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曾国藩深刻认识到:“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也矣。”人的本质有好逸恶劳的一面,如果父母蓄积足够的钱物让子女花销,他为什么还去吃苦呢?结果坐吃山空。如果“一无可恃”,则逼得他们去奋斗、去谋生、去立业,结果能成大器。
仁。曾国藩教育子女仁义待人,认为“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 “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曾国藩深刻地指出骄奢的害处,“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场面,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为此他告诫子弟:“家门太盛,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人人须记此二语也。”“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字街卖菜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他要求纪泽、纪鸿等日修“四课”,“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 他要求子女“守先人耕读家风,不要有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添茶。”不许子女斥骂仆佣,不许轻慢邻居,不许仗势欺人。
恒。曾国藩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穷,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泊之观海,如牛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于此三者,曾国藩特别看重有恒。他教导纪泽“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常者,恒也。“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做到有恒,既是易事,又是难事。说易,因为人人可以做到。说难就在于难坚持,坚持几天可以,支持几个月就难了,坚持几年、十几年,一辈子更难了。然而,只有“守常”,才能获得成效。曾国藩结合自己的体验,对儿子说:“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因此,他反复要求儿子“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谦。曾国藩一生谦虚诚敬,谨慎持重,整肃端庄,他教育子弟也要借此修身,“以勤劳为体,以谦逊为用,以药佚骄”。在对子弟的为人教育中,他多次强调主敬耍他说:“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又说:“作人之道,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曾国藩写的歧求诗中有“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二语,他教育子弟待人宽厚、宽容,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叮嘱:“子侄辈须以敬恕二字常常教之。敬则无骄气,无怠惰之气,恕则不肯损人利己,存心渐趋于厚。”
曾国藩将“勤、孝、俭、仁、恒、谦”六项内容,通过训教、信教、言教、身教、事教、师教等六种方法,全面深入地传授到子女身上、灌输到子女心中、融化到子女的血液里——
训教。曾国藩善于提炼家训,以培养淳朴的家风,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从而有利于后代的健康成长。他将祖父星冈公治家之方提炼为“八个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将其不喜欢的东西概括为“三不信”:“不信地仙、不信医药(指补药、保健药之类)、不信僧巫”,还将自己立身处世治学做事的体会归纳为“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八字”、“三不信”、“八本”、“三致祥”就是曾国藩给曾氏大家庭制定的家训。他认为“无论治世、乱世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他反复叮嘱子弟“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谆谆告诫诸弟子侄谨记家训。他把家训、家风与家运联结在一起,认为家运取决于家中气象—-生气和敛气。“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
信教。曾国藩身居要职公务繁忙,长年在外,无法经常督促子女,于是写信成为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即使工作到深夜,他也要抽空阅读子女书信,并及时回复,细加指点。
言教。曾国藩只要跟纪泽、纪鸿等子女在一起时,总是精心指点做人之道、读书之方、习字之法,无微不至。如“看生书宜求速”,“温旧书宜求熟”,“习字宜求恒”,作文“宜若思”,读书要“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读经典“猛火煮漫火温”以及“读书须勤作札记,诗文与字宜留心摹仿”。他还对纪泽、纪鸿因材施教: “泽儿天资聪颖,但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功夫。鸿儿则从勤字上用些功夫。”针对纪泽“语言太快,举止太轻”的缺点,要求“力行迟重”,即“走路宜重,说话宜迟。”
身教。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每天日理万机,自晨至晚,勤奋工作,从不懈怠给子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然天天坚持不懈。他所写日记,直到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
事教。曾国藩善于从家务劳动入手整饰家风,即使富贵及顶时,亦告诫子弟切不可丧失乡间以勤俭治家的根本。同治三年,曾国藩夫人、女儿、媳妇来到安庆督署,他 “共办纺车七架,每日纺声甚热闹。”贵为总督家属,却要自纺棉纱;堂堂督署后院,终日响着纺车声,可见曾国藩治家之严与曾家家风之淳厚。从生活学习中教育子女,用具体的事物教育子女,这样的教育最生动、最深刻,一生都铭记,一辈子都受用。
师教。曾国藩自己尊师敬贤,对子女重视“择良师以求教”。
曾国藩的教子之道、曾国藩的家庭教育理念,是教育思想的瑰宝;对我们今天的现代教育,仍有着强大的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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