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宇：疯狂的像章——文革期间的毛像章崇拜

FRANK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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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学同学在天津国棉三厂参加学工劳动，一天清早下了夜班，二人一起往家走。走到半路，忽见地上有一枚很大的毛泽东像章，二人眼前一亮，同时跑去争抢。眼看跑到了，一位伸脚一踢，把像章踢出老远，另一位则飞跑过去，抢到了像章。学工劳动结束后，老师在班上宣布对前一位同学实行停课，要他进学习班坦白交待问题。他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错，老师告诉他，那天他用脚踢了像章。回家后，他把此事告诉父亲，第二天其父戴着红袖章去见老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解释，老师才接受了那位学生家长的说法和认错：他的儿子是由于实在太热爱毛主席了，才踢了一下毛像章，并不是仇恨毛主席，请老师们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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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奉节县万胜公社清水大队社员杨某，出生贫农，平时吊儿郎当，爱和人开玩笑。当时男女老少胸前都戴毛泽东像章，1972年初秋的一天，生产队出工时，杨某看到一中年女社员胸脯上戴一枚大像章，便指着那妇女的乳房说：“毛娃娃天天吃女人的鸡鸡（奶水），难怪长得那么胖。”此言一出，立即惹得男女社员一阵笑骂。不久，此事传到公社革委会，革委会组织大会揪斗杨某，称其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区公安特派员代表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当场宣布逮捕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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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一位社员，其子因与邻居小伙伴争夺一枚毛像章而打架，他一怒之下夺过像章骂道：“你抢什么死尸，我砸了它！”有人指控他咒骂毛主席，将他送进学习班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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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支流小叶河畔二里屯知青李树鸣，因抢救邻船落水人员不幸身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其他知青看到李只是无力地伸出左手抓摸，而右胳膊却只露了几次胳膊肘，然后沉入水中，再没浮出水面。傍晚时分，树鸣的遗体被找到，只见他右袖口有个破洞，牢牢地套在胸前的毛泽东像章上。人们明白了为什么树鸣最后时刻只伸出左手，而右胳膊只露了几次胳膊肘：是这枚毛像章挂住了他的右臂，使其在生死关头失去了伸出右手求救的可能。

树鸣救起了四个人，都是县造纸厂的职工。四人凑钱买了一口新棺材和一套新衣服，由四人中的船工送来。船工说，其他三人是被厂里揪斗的牛鬼蛇神，不能前来。公社革委会主持召开隆重追悼大会。加急电报一次次打到李家，可是不知何故，家属竟无一人来奔丧。革委会冉主任在追悼大会上说：“李树鸣同志，用自己舍己救人的行动，证明了‘可教育好子女’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茁壮成长，我们要为他申报革命烈士称号。”造纸厂革委会派人送来了花圈，但还是没允许那三个被救起的牛鬼蛇神参加追悼会。三人的亲属来了五马车，四十多口人。第二天，县报刊登醒目文章《知青的楷模——李树鸣》，称李树鸣“在他生命将要走到尽头时，还念念不忘胸前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右手牢牢地护着像章安详地走了”，把因右臂衣袖被毛像章套住不得逃生而被淹死说成是临时还不忘护毛像章。

一个多月后，李树鸣的妹妹才陪着妈妈来到知青点。她们根本没收到电报。全家已随“叛徒”父亲被赶回农村原籍监督劳动，是亲属后来告知了树鸣的死讯。父亲因为是“叛徒”，不能前来凭吊。李树鸣的知青好友、亲眼目睹李树鸣死亡全过程的刘海鸥，在陪树鸣妈妈和妹妹上坟之后，与其他几个知青一起去了公社，准备取回李树鸣的烈士证，让亲人随身带走。公社革委会冉主任告知说，材料已报到县里，回去等着吧。

八个月之后，刘海鸥接到树鸣家人的信，说烈士证仍然未发下来。刘立即去公社询问，公社叫他去县里问。县革委会解释说：上面有的领导对李树鸣救三个牛鬼蛇神有异议，认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时期，什么问题都要站在阶级立场上分析处理，舍己救人也同样有它的阶级属性，“亲不亲，阶级分”，否则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无从谈起。追悼大会公社已开过，县里的报纸也宣传了，此事就这样了。小叶河两岸八个知青点的一百多号人非常愤怒，纷纷派代表去县革委会质问：一、李树鸣在救人时难道还要先查档案再施救吗？二、如果事前知道那三个人是牛鬼蛇神，难道在水里将他们掐死就对吗？三天后，军代表出面向他们解释：“我们一定会把同志们的意见向上级反映。千万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要被阶级敌人利用。”十几天后，省军管会批准李树鸣为烈士，并给亲属颁发了《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十多年后的一天（1984年），李树鸣的妹妹突然找到刘海鸥，说上面让家属到民政局，将哥哥的光荣纪念证换发为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可是审核后民政局的人说，这个旧证到此作废，新证不能换发。家属不知咋回事，请刘海鸥想办法。刘海鸥奔走几天之后，摸清了问题所在：当年县革委会将李树鸣的死因写成“为护卫毛主席纪念章而英勇献身溺水死亡”，而这个死因不符合1980年新颁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所以家属被告知停发新证。刘海鸥等几位知青朋友找到当地县政府，重新申明李树鸣之死的真相，还找到当年被救的当事人出具证明材料，经过近半年奔波，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终于交到树鸣妈妈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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