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王阳明(四)

FRANKSTON

初出茅庐

有连格七天竹子的劲头，对付“应试教育”自然不在话下，二十一岁这年，王守仁顺利中了举人。他注定一生都要与传奇相伴，那次乡试考场，半夜里来了两个巨人，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自言自语的叨咕“三人好作事”，然后两人就不见了，看到这一幕的人吃了一惊，却不明所以。这一期乡试，孙燧、胡世宁（都是 《明史》上有传的人物）和王守仁同榜中举。后来，宁王反叛，胡发其奸，孙死其难，王平其乱，世人方知根由。

可是，弘治六年（1496年）会试时，王守仁却落榜了。许多他父亲的同僚和赏识他的人来安慰他，首辅李东阳跟他开玩笑：“你今年没中没关系，来年一定中状元，现在作一篇来年的状元文章吧。”这句话本来只是要给王守仁解解心宽，没想到王才子“悬笔立就”，诸老惊呼“天才！天才！”。其实王守仁是颇有文采的，只是往往被其事功、“心”学所掩盖，后世评价他“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然而，上天好像有意锻练他，不要他还未找到自己的路就加入官僚队伍，弘治九年（1496年）会试，他又落榜了，中举五年了，这漫长的等待是残酷的。周围的同学有因为落第而没脸见人的，豁达的王守仁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此时的王阳明已经明了了“学文乃余事”（《赠陈宗鲁》） 的道理，更加明确了“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的成圣贤理想。阳明心学的端倪似乎已经有所显露了。

弘治十年（1497年），王守仁回到北京，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的他潜心佛道，同时，为了成就“韬略统御之才”，他还“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为戏”（《明史‧王守仁传》），因为，“兵者，国之大事”，关系人民生死，不用正义统帅只是杀人的“凶器”，这也是王守仁晚年将其思想归结为“致良知”的原因。

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守仁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明清两代，殿试录取的考生分三等（三甲）：一甲录取三人，依次是状元、榜眼、探花，称为“进士及第”；二甲若干，称为“进士出身”；三甲称为“同进士出身”。二甲第七、全国第十的王守仁被派到工部实习（“观政工部”）去了。

工部相当于今天的建设部等几个部委的综合，主管盖个办公楼、修个大剧院、造个水库什么的，反正是一有工程就能捞钱。可是王守仁一不缺钱，二不贪钱，而且此时的明帝国朝廷，早就没有了永乐大帝时的励精图治，一派死气沉沉，在这里工作对他几乎是摧残。

但是该干的活还得干，王守仁接到一个任务，为威宁伯王越修坟，这不禁让他想起中进士前不久做的一个梦，在那个梦里，王伯爵送给他一把宝剑，因而，他对这次的工程格外留心。他用“什五法”组织民工，劳逸结合，按时作息，一副儒将风范，效果很好。休息时他让民工们演练“八阵图”，比之前的“聚果核列阵为戏”直观的多。威宁伯的家属对王守仁的工作相当满意，要送金钱答谢他，他坚辞不受，于是，伯爵家属拿出威宁伯生前的宝剑相赠，王守仁暗吃一惊，因为与梦境相符，他不敢再推辞，只好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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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任务结束后，王守仁给明孝宗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陈言边务疏〉，内容就像一篇“假如我是宰相”的征文，他在文中痛斥朝中官员“招权纳贿”、“互相为奸”，要求孝宗“痛革弊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明孝宗朱佑樘在历史上的名声还不错，《明史》上的评价是“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他最大的优点是厚道：奏本中有错字也不追究；经筵讲官失仪，孝宗还安慰几句，让他别慌；大臣们上的奏章，哪怕言辞激烈些，他的反应还是“上嘉纳之”；朱元璋发明的“廷杖”，在弘治一朝也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但是，整个 政治体制若是败坏了，如果不从根本上彻底改变，靠一两个“和蔼可亲”的国家领导人，是于事无补的。厚道的弘治皇帝不会把王守仁打成“右派”，但是，他的奏折如同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实习结束后，按照惯例，王守仁该担任实职了，弘治十三年（1500年）六月，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名义虽然是云南司，但是他并不去云南，只是在北京的刑部份管来自云南的案件，此处的经历让他有一番感慨：执法人的良知直接关乎执法的质量，但不顾关系网、不怕自己倒霉的大概只有圣人；一考虑个人的风险 就得损害理法。（“吾以为一有惕于祸败，则理法未免有时而或扰。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于祸败，吾恐圣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送方寿卿广东佥宪序》）那么做庸人还是做圣人，关键问题系于心念怎么动，王守仁对“心”的理解更深刻了。

进刑部上班的第二年，他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意志、有权处理事情了。是年八月，王守仁被派到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当地巡按御使审决重囚，他的官职不高，但毕竟是“北京派来的”，在审囚时有决议权，初到刑部时的心得有了应用的机会，因而“所录囚多所平反”（《顺生录》）。

由儒入道

弘治十五年（1502年）春，王守仁在淮北办完公事后，自费上了趟九华山。他沿着羊肠小道进山涉险寻幽，探奇揽胜，还专程去拜访了在山上修炼有成的道士蔡蓬头，讨教修炼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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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在后堂见到他，只说了一句：“尚未”，就起身去了后边一个小亭子，王守仁不甘心，紧随其后，蔡还是俩字--“尚未”。王守仁再三恳求，说我大老远的来了也不容易啊，道长就给我指点指点吧。蔡见他情辞恳切，对他说：“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说完，“一笑而别”。道长的意思是，他的根基不错，是个修仙修道的材料，但是，当官的想法始终没彻底放下，放不下世间的功名，如何能够超脱凡俗。王守仁还是不知“道”，因为“道”需要经历磨难才能得来。

从蔡道长那离开，他又去了地藏洞，因为听说那里有个异僧，“坐卧松毛，不火食”，只吃点松子野果之类的东西。这位异僧显然不希望别人打扰他修佛，住的那地方也够绝，王守仁在断崖绝壁上爬了半天才找到他，而他知道有人来，就装睡考验来人的道行。王守仁也不是俗人，不急不恼的坐在旁边，异僧觉的他不错， 就“醒”了，问道：“道这么难走，你来干啥（路险何得至此）？”王回答，想讨教怎样修炼最上乘的功夫。异僧也看到了王放不下功名，但是他比蔡道长多个优点 --因材施教，于是对王说：“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意思是，像我们这样修佛修道，你恐怕不行，走儒家的路，你应该会有所得。

濂溪是周敦颐的号，咏莲的千古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青涟而不妖”－－就是出自周老的手笔。但是散文只是周老的业余爱好，他的主要作品是《通书》（又名《易通》）、《太极图说》等，都是易学名著。另外那位程明道就是著名的北宋二程中的大程－－程颢（世称明道先生），他和弟弟程颐（世称伊川先生）都是周老的得意门生。周程师徒都是由儒家悟道的，因而地藏洞异僧把这二位端给了王守仁。

其实轩辕黄帝战蚩尤，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道家文化－－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黄（黄帝）老（老子）之学，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儒家其实和道家是同源同宗的，或者可以说儒家学说是由道家文化孕育出来的，只不过，后世的儒家学者更看重入世的学问。因而，由儒悟道，对王守仁目前的状况，大概是最合适的。十八年后，阳明先生重游九华山，却无缘与指点他的异僧再见，遂留下“会心人远空遗洞，识面僧来不记名”的遗憾。

不知是因为“格”竹不成反被竹子“格”伤了身体，还是因为专注“辞章之学”过度，总之王守仁身体状况不大好，得了吐血症。弘治十五年秋天，他给朝廷打报告要回家养病去了。

他在会稽山的阳明洞盖了个小房子，摒弃一切杂务，专心静坐练导引术，“阳明先生”的雅号正是由此而来。按照王门弟子追记王阳明的自述，他在打坐入静中已经能返观内照自己的脏腑了。他天天在洞天精庐打坐，“久之，遂先知。”（《顺生录》）有一天，四个朋友突然来访，王阳明竟然派仆人远远的迎了出来，仆人按照他说的路线去接人，竟丝毫不差，“众惊异，以为得道。”

我们今天看来，这有点像神话故事，其实，史书中记载的类似事情俯仰皆是，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就曾因为自己“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认为“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因而“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乃学辟榖，导引轻身”（《史记‧留侯世家》）。古人描述的很多人体超常现象，也都已经被现代科学证实并承认了。

但是王阳明没有控制这种感应外物的能力，这种感应反倒成了一种干扰，过了段日子，王阳明突然悟道：“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他屏去的只是这种“静极而明”时能感应外物的状态，每天的打坐入静，他依然要坚持，后来他给门人传授心学时，让门人们也照此办理。他在这种静心调息的状态中尝到了甜头，生出了远离尘世的念头（“思离世远去”），可是又不忍心离开奶奶和父亲，有种“无后为大”的负罪感，因此打消了这个念头。于是，王阳明销了病假又回 到滚滚红尘中去了。既然入了俗世，就免不了俗事儿，回北京没多久，王阳明就被卷入了一场风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