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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面向全中国的官方中文新闻频道的编辑,在决定当天中午或者晚上主要新闻的编排次序时,美国校园枪杀案、河南学生被砍伤案发生在同一天,我会选择放哪一条在头条?
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前者。
如果那天没有发生美国校园枪杀案,只有后者,我会不会决定把这条新闻放在头条?
也不会,我一定会选择其他的新闻,可能是日本政坛的变动,也可能是中国政府发了经济增长的新数据,或者还有其他,但是一定不会是河南学生被砍伤的新闻。
为什么?因为新闻的编排,一定是按照新闻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判断新闻的重要程度,对我来说,要考虑的是自己工作的媒体所针对的受众,总是要站在那里想:他们最关心什么?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现实或者也可以被称为是势利的考量,那就是当观众打开电视,当新闻开始播放,观众会不会转台?当读者在一堆报纸封面中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美国家长伤心欲绝的场景,还是医院里面躺着的中国孩子,以及身边忧心忡忡的父母?
我相信,我的选择应该没有错,因为中国的受众,真的很关心美国,尤其是美国发生的天灾人祸,因为马上找到一个谈资,或者一个证据,来说明美国人民的生活是如此的凄苦,政府是如此的不堪。
我的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看看《环球时报》上的评论,即便不认同里面的很多观点,也不认同这份报纸一直在传递的价值观,但是必须承认,在这些文章里面,可以看到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我甚至觉得,它的成功,在于能够把很多中国人不愿意公开谈论的一些想法,坦率地说了出来,读这份报纸的人,很多是在里面寻找共鸣。
我常常在国内出差坐飞机的时候,听到身边的乘客问空服人员:“有《环球时报》吗?”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面总是会浮想起杨恒均笔下的那个卖咸鸭蛋的老太太,虽然生活清贫,但是她还在担心着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美国人民,因为在她看来,他们比她更苦。
老太太眼中的美国是怎样来的?为何很多中国人谈起这个世界,心目中只有美国?我想这归功于媒体的的塑造。美国——这个充满了问题的大国,可以作为一个太有说服力的例子,告诉大家,看看所谓的西方,就是我告诉你的这个样子。但媒体不会告诉大家,即便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人没有问责政府的声音,那是因为,政府是民众选出来的,有些责任是选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比如持枪的合法化问题,于是,自己承受选择的结果。如果要改变,也就是继续进行讨论,看这个社会最终能够达成怎样的共识。
我在想,如果同一天,香港发生了河南这样的事情,那美国枪击案在新闻的篇幅上会占多大的比例?我可以想象,对于香港媒体以及香港民众来说,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美国发生了什么。同样的,当美国发生了这次枪击事件之后,美国之外的地方,再大的事情,对于美国媒体和美国民众来说,也变得微不足道。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本地媒体自然首要关心本地发生了什么。如果说香港太小,那么对于美国媒体来说,康州死去的孩子,那是关系到所有美国人的事情。
从人道的精神来看,这个世界各地死去的孩子、受伤害的孩子,都让人心痛,也因为这样,山东的大学生为美国的孩子守夜,没有可被批评的地方。但是,当我们在为遥远地方的生命而痛惜的时候,为何不管是媒体,还是我们自己,对于距离我们更近的生命,显得如此的漠然?
我一直觉得残酷,但同样也是事实:
一场发生在中国的矿难,或者其他的事故,如果死亡没有达到一定的人数,已经不再会占据媒体的太多版面了。这些事故,大部分并没有报道的限制要求,而是媒体自己放弃了,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因为读者也好,观众也好,大家不会有关注的兴趣。
不要怪媒体,因为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问问自己,如果同一天,中国和美国同样发生了矿难,死亡了同样多的人,你更想在电视还有报纸上看到哪一个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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