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为中国人铺垫逃亡之路？

FRANKSTON

那小兵博客

自从90年代后期，中国官僚资本的疯狂扩张导致了新的移民群体，那就是裸官群体，土地霸权与国企垄断利润让这些人成了“空中飞人”，老婆孩子在国外，自己留着国内捞钱，等待时机把钱转入美国等西方国家。人民币对美元每升值一毛钱，裸官人数必然相应增加，这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无形“钱袋”，一方面出人力出资源生产美国所需，另方面把资产转移到美国。

我坐在美国唐人街的茶馆里，读着一篇来自搜狐的《逃亡》博文，再看看周围的“龙的传人”，不禁心酸起来。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中的客家人、苗人，还有几乎整个汉人族群都是逃亡的产物，以前除了逃避蒙古人、女真人和日本人的侵略，更多的是逃荒，而如今依然为了躲避潜在的风险而逃亡着。

我们这些华侨逃出来了，但我们的心却依然在继续逃亡着，因为这块美国土地上没有我们所迷恋的升官发财的梦境，有的则是必须与别人平等相待，于是我们宁愿把数十年积攒的血汗钱用于回乡盖楼光宗耀祖。就如李家健先生说言：“中国人，由于没有明确的终极价值和持续的情感体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像一台发动机经常停止转动的汽车，走走停停、疲惫不堪，我们只敢在一个狭小而熟悉的地方原地转圈，不敢大踩油门驶向广阔的世界，因为我们害怕熄火；华人移民已经遍布了整个世界，但由于我们的文化无法提供精神的能量，华人在世界各地都主动的自我边缘化。在各个国外大都市的唐人街，华人依然像千百年来的祖辈一样，从事着没有思考、没有探索的勤劳的工作，“平安”和“有余”永远是他们最高的诉求！由于文化的弱势，造就了华人的弱势心态，就像一台发动机经常熄火的汽车一样，不抛锚、不出车祸、勉强能走就是他最高的需求”。

话说回头，到底是谁为我们铺垫了这个时代的“逃亡”之路？这所谓的“逃亡”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原在地让你呆不下去，二是有个吸引你去的地方，三是你从原在地到目的地的费用要落实，四是有人告诉你如何把前三个环节一步步实施。

先看看我们为何不想呆在中国。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土地对于我们就算是生命，但我们也害怕被捆绑在这土地上，我们背着个农村户口便成了社会中的下等人，过去毛主席说打土豪分田地，但最后土地根本没有归我们。再说这点土地养活不了我们的子孙，哪怕做盲流我们也愿意到城里。当我们到了深圳就看到了对面的香港，透过香港看到了美国，于是脑海里有了梦想，心里升起了热血，万里漂泊当人蛇也在所不辞。不光中国人如此，俄国人也如此，他们也曾是蒙古人铁血统治的奴化民族，然后被沙皇农奴制度统治，后来更遭受残酷的阶级斗争清算。从80年代起，中俄两国人民同时成了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家。

我们最爱到哪里去？当然，只要不在中国哪里都可以，但最好就是西方民主国家。从前，西方人的打扮让我们好奇，衣着艳丽的他们是新生活方式的表率，我们出于本能地向往那种生活。如今，我们的衣服比他们更鲜艳了，但他们的幸福生活是受法律保护的，而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党的恩赐，也说不定哪天就不恩赐或无法恩赐了，何况更多的人连这点恩赐也没有得过。最早开始移民潮的是广东加工厂老板们，他们80年代就赚到了第一桶金，那时香港人为了躲避1997把厂子贱卖给了他们，而当香港人回过味来回流时，这些土老板们已经身价亿万，他们方便快捷地登陆了美国和加拿大。

从90年代起，中国移民潮不再以穷人为主，而是由大量的私有企业主和技术人员构成，他们是中国发展早就的第一批中产阶级，有理想，有技术，盼望在西方世界谋求一种新的身份地位。然而，他们中间更多的是沦落成为异国的边缘人群，呆在唐人街里默默地求生存。国家干部变成了男人和女人，这就是移民的最初感受，也是最终感受。自然，当这些男人和女人不再背着中国人身份后，选择落叶归根的也不在少数。

中国人为了“不听毛的话”逃亡，为了“听邓伯伯的话”来到美国，是谁让这种逃亡成为可能呢？

大家都读过金庸的小说，记得有两招非常神奇，叫着“吸功大法”和“乾坤大挪移”。吸功大法特指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榨取功力，而乾坤大挪移指的是把整个天地转移，真够想象力！古希腊人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抬高”，邓小平说过：“有人民币，不怕撑不起中国经济”，当然，只有邓小平说到做到了，因为邓小平有另一个高人支招。这个高人就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最知道如何参透人性，对于人性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有天生的敏锐性。早在70年代，越战正打的不可开交，基辛格心中有了一个构思：“如何把美国核战略转变成财富战略”，这对于当时的美国鹰派和俄国军头们是不可思议的，而对于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却是个非常有魅力的想法。让尼克松这个大右派打开中国之门，基辛格那种神秘外交手腕如鱼得水，他很快发现了毛泽东的农民个性，一方面认定他不可能摆脱农民局限性，另方面也看到了中国人与俄国人不同的一点----完全可以收买。于是，他大力推进中美文化与经贸交流，用美国人最具有的商业魅力吸引着中国人渴求的目光。同时，基辛格为停止越战和把钓鱼岛管理权交给日本人都做了安排，给中国埋下了套子。

据基辛格回忆，70年代末中国人民币与美元的汇价比是1.50人民币兑换1美元，背后原因是中国是个进口国，依靠剥削侨汇差价赚取外汇。在基辛格的眼里，必须把中国拉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才能够用经济绳索勒住中国，然后对付苏联就不难了。基辛格先通过日本和德国银行向中国大量批放低息贷款，给这个一向自诩“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农耕民族一个强大的心理压力：“借钱发展就必须出口还债”。很快这种压力就转换成了大张旗鼓的免税或减税特区的建立推广，进而形成了沿海城市的特区城市。这时，人民币兑换美元的黑市汇价从2.50跌到了9.50.

人民币汇价大跌自然大力推动了出口加工业，连曾喧闹一时的进口走私也偃旗息鼓了。当然，中国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力，通过出口加工，把最廉价的人力与最高利润的国际市场接轨就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核心元素，这也同时让中国人从外表到内心与西方接轨了，后者对于统治者是个“负作用”。这种快速的经济发展让中国人对民主政治产生出幻觉，甚至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了无所不能的历史阶段，接下来的八九事件才让人们再次想到了逃亡之路。

眼看着中国出口大军的千军万马不断把物资换回外汇，中国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外汇保留在国家名下。外汇管制把出口换回的外汇严格地留在了美国，他们宁可相信基辛格的保证也不相信这些钱对于中国内需成长的关键作用。这时国内对于改革开放也有了强烈的反对声音，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剥削吸血。邓小平沉默了好一阵子，之后他到深圳南巡。他在思考如果把出口换汇的盈利模式转变成扩大内需模式，最终他想到了一个方法：继续压低人民币汇价谋求增加国内外汇占款数量，用房地产消化超额流动性提升国民资产价值。

这个理念有点太学术性，但从香港的发展经历就可以明显看出端倪，用出口换汇这只羊剥下两张皮：外汇储蓄和国民资产价值。如今，中国国民净资产额已经超过美国，回顾这段历史不得不佩服邓公的远见。当然，这也让基辛格心里痒痒，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吸功大法”。

基辛格对此早有预料，也就在这时俄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国家财产瓜分，几年间俄国富人大量移民欧美，几乎掏空了俄国外汇来源。美国人想到了另一种可能：中国外汇在美国为美国所用，中国人自己的银行里的钱也为逃亡美国准备。“让中国人多赚钱，他们越赚的多就越需要美国”，这就是基辛格的论点。沃尔玛的零售模式在短短几年间把中国产品铺天盖地般销售到每个美国家庭里，这是历史创举，但基辛格暗中笑的最响亮。他一直就认为“收买”要比“核威慑”有效的多，最大的好处就是双赢结局。如今，中国外汇不得不留在美国，美国银行转借给美国在华企业，为美国企业在华创造了近3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的确形成了双赢格局，这不正是“乾坤大挪移”吗？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要问：“这和逃亡有何关系？”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基辛格就是这个把逃亡三个环节串联起来的人。美国政府一再催逼中国调高人民币汇价，这对中国出口显然不利，甚至对稀释中国存在美国的外汇也产生影响，但这都不是最大的驱动力，美国真正想做的就是给中国人更强烈的逃亡动力。中国人通过国内的“经济小循环”（包括炒房地产和出口）赚的钱必须通过“国际市场大循环”才能找到归宿，人民币越值钱就越是如此。自从90年代后期，中国官僚资本的疯狂扩张导致了新的移民群体，那就是裸官群体，土地霸权与国企垄断利润让这些人成了“空中飞人”，老婆孩子在国外，自己留着国内捞钱，等待时机把钱转入美国等西方国家。人民币对美元每升值一毛钱，裸官人数必然相应增加，这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无形“钱袋”，一方面出人力出资源生产美国所需，另方面把资产转移到美国。这种典型犹太人的生财方式并不被广大基督教文化所熏陶的美国人欣赏，因为犹太人要的是一出一进的利润，而一般美国人要的是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这也是美国竞选中抵制中国倾销呼声的起因。

根据美国银行统计，大约从中国流入美国的资金中的24%重新回流中国投资，这些中国外商其实就是原来的中国富人或官员，换成了美国身份就成了外商，合法把外流资产变成外资投入中国最高利润的行业和项目，这些赚钱项目本来就是他们搞起来的。由此可见，基辛格的“国际大循环”和“中国小循环”理念把这种逃亡完全合理合法化了。从更深层的政治理念讲，中国人的这种逃亡其实是从公有制逃往私有制，这种逃亡模式每年让6000亿美元加快流出中国，流入中国人的外汇私人账户，总数已经超过了中国外汇总数那三万两千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