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将数亿年轻人变“蚁族”

dandenong

《日本经济新闻》

虽然拥有大学文凭，却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只能不断更换工资很低的工作，这些人被称为高学历穷忙族。在如今的中国，这样的年轻人正在增加。在中国这些人被称为“蚁族”。这是一群未能分享经济高增长成果的“蚁族”。

“体制外”的悲惨生活

“我正在考虑再换一个工作”，就职于北京一家民间调查公司的马高宁（28岁、化名）在北京市内一家咖啡厅一边喝咖啡一边说。在大学毕业后的5年里，他已经换了2家公司。虽然在跳槽后工资稍稍涨了一些，但他对每天通过回扣拉业务的工作感到非常疲惫。他的工作是从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公司接受委托，然后编写和提交有关中国市场动态的报告。但是为了获得调查委托，必须将订单金额的5～10％作为回扣交给客户企业的中国负责人。据称，在弱小的民营企业中，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前些天，为了拿到订单，作为“贿赂”他向一家日系汽车企业的一位30多岁的中国营销负责人赠送了价值5000元的智能手机。但在1个月后，那位负责人却打来电话说，“前些天你送的那部手机被偷了。能不能再送一部？”。虽然这样明目张胆地索贿非常罕见，但如果不答应对方的要求，就可能无法获得业务订单。在公司内部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再送1部。

马高宁毕业于北京市的一所大学，最初的工作单位是中国一家会展公司。马高宁在初中和高中学习的是日语，对外语很有自信，但没有过硬的门路。虽然向50家公司发出了求职简历，但录用他的只有这家会展公司。他在会展公司的工作是为了获得政府的会展活动订单，每天接待政府部门40多岁的中层干部。每晚都要陪客户吃饭，带领客户到有女招待的卡拉OK歌厅，而回到家基本都在凌晨1点以后。而月薪只有1500元，低于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起始工资。“在大学学习的经营专业完全用不上，感到非常失望”，于是在1年后换了工作。

像马高宁那样的高学历穷忙族在中国被称为“蚁族”。这是因为这些人像蚂蚁那样工作，在房租低廉的大城市郊外过着与别人合租的集体生活，与蚂蚁的生存状态非常相似。蚁族的工资与被称为“农民工”的来自各地的外出务工人员相差无几。由于不少“农民工”租住在用作防空洞的地下室一角，在没有窗户的房间中生活而被称为“鼠族”。在经济增长迅猛的中国，就业机会应该正在增加。那为什么蚁族仍在不断增加呢？

2012年中国大学毕业的学生人数为创历史纪录的680万人。比1年前增加了20万人。2001年仅为1225所的中国大学数量到2011年增加到了2409所。在2015年之前，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每年将增加3％，也就是近700万人。人数几乎是日本的13倍。大学毕业生的增加超过了就业岗位扩大的速度，这是导致蚁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

蚁族与世代生活在城市地区的特权阶层之间无法逾越的收入差距经常令人感到愕然，曾经有一场展会让马高宁对这种现实深有感触。

那就是北京市每年一度为未婚年轻人举办的“相亲会”。马高宁说：“女孩们要寻找的都是‘体制内’的男性。像我这样的男生不受欢迎”。除了工资之外，“体制内”在养老金和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都明显好于民营企业。

“体制内”的诱惑

求职的中国大学生大多会首先考虑进入“体制内”。而最为便捷的途径则是称为“关系”的人脉，也就是门路。马高宁的童年好友苏宁（28岁、男性、化名）就职于林业领域的国有企业。虽然在初中和高中学习日语的经历非常相似，但他们最大的不同是门路。苏宁的父亲是政府研究机构的著名经济学家，母亲是医院的会计部门负责人。苏宁就职的国有企业的母公司（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与其父母是多年的朋友关系。苏宁的月收入高达1万2000元，是城市地区工薪阶层平均工资的2倍以上。而且下午6点可以准时下班。

苏宁说：“在中国一家韩国企业工作、和我同辈的亲戚每日都加班，但工资比我还低。进入国有企业让我感觉非常幸运。说实话，如果没有门路，进入国有企业就职是非常困难的”。既然存在如此巨大的待遇差别，任何人都会想方设法进入“体制内”。去年，国家统计局的一个岗位竟然迎来了7600名的应征者。

不过，日媒也找到了利用父母的关系可以轻松进入国有企业、但却主动放弃这些关系而选择自己找工作的毕业生。小许（23岁、女性）去年毕业于北京的中央财经大学，来自内蒙古。其父亲是当地一家国有企业的高管，拥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她父亲表示要在内蒙古，多少工作都能找到，劝说许其琛到国有企业工作。但小许拒绝了。

“听说在国有企业，就是早上到单位看看报纸，发发邮件，工作留到下午也没关系。我觉得这种生活不适合自己”，小许希望在大城市找一家每天都真刀真枪决胜负的民营企业，并在那里施展自己的能力。目前小许已经接到通信设备巨头华为技术、英菲尼迪中国法人，以及外资系会计师事务所德勤旗下中国法人等5家公司的入职邀请，而小许倾向于进入英菲尼迪。因为学生时代就曾在该公司做过实习生，很喜欢英菲尼迪的公司文化，同时感觉接触顾客和媒体的工作非常有挑战性。

北京户口的魅力

但就在小许犹豫不决之际，德勤发出了具有非凡吸引力的条件----德勤将提供北京户口。小许毫不犹豫就选择了进入德勤，并签了期限为3年的就业协议。北京户口为什么能如此吸引许其琛呢？

中国的户籍制度有一项功能就是阻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防止城市人口快速增加。没有北京地区户籍的地方出身者在北京地区不但无法购买住房和汽车，而且难以接受医疗和教育等服务。有没有北京户口，人生将截然不同。户籍在内蒙古的小许回忆说，“当时考虑到自己的将来，觉得没有北京户口的生活将充满坎坷。即使生了孩子也无法进入优秀的学校”。

国有企业每年都会获得北京户口指标。国有企业利用户籍指标向地方出身的新员工提供北京户口。在中国热门就业企业排行榜上，国有企业之所以名列前茅，除了工资高和工作稳定之外，能够提供北京户口的吸引力非常巨大。但是，最近也出现了提供户口的民营企业。北京市为了确保医生和会计师等北京市缺少的人才，最近开始向外资企业提供户籍指标。

德勤就把这样获得的户籍作为了吸引人才的最强有力武器。

当然，像小许这样的案例是非常罕见的。在中国，在大学毕业的同时能够就业的“就业签约率”最近为7成左右。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和大学毕业生不断增加，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今后将更加严峻。为了想方设法在同年级学生中脱颖而出，以在求职时占据有利地位，大学生为自己镀金的行动正日趋积极。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12所大学6000名毕业生为对象实施的调查显示，毕业生的近半数入党，53％通过了英语等级考试，而35％则取得了计算机相关证书。最近，为了进一步“镀金”，在求职学生中，海外留学形成了热潮。

去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的小王（23岁、女性）说：“在大学时代的40名同班同学中，20人去海外留学了”。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统计显示，2011～2012年度在美国大学和研究生院注册的中国学生为19万4000人。在来自印度、韩国和日本的留学生纷纷减少的背景下，中国留学生却同比增长23％，呈现出令人惊讶的增长态势。

中国201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7.8％，时隔13年跌到了8％以下。就职于德勤的小许在谈到最近的中国经济减速对大学生求职产生的心理影响时说：“7％的经济增长率在外国人看来或许是非常强劲，但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为了在竞争中获胜，我觉得必须进一步提高自己。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人口过多”。

数亿年轻人是颗巨大的“定时炸弹”

“收入过低”、“没有未来”以及“专业不对口”……。即使想方设法实现就业，年轻人也会对不符合希望的工作心怀不满，从而经常跳槽，这种趋势正在加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显示，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中，27％在就职后半年内换了工作。而在毕业后的3年里，竟然有61％的人跳槽。由此可见，与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就职3年以内辞职的离职率（约3成）相比，中国的离职率高到什么程度。

对于接受培训后很快辞职的年轻人，雇主当然会抱有不满。据报道最近与应届毕业生相比，有工作经验者更受欢迎的趋势正在加强。“应届毕业生过敏症”导致就职竞争进一步加剧，并形成了恶性循环。

还有分析指出，去年9月的反日游行成为了年轻人发泄有关就业的不满和担忧的出口。在人口大国中国，年轻人生活在严峻的竞争压力中。无法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越是增加，不满的总量越会膨胀。没有人能保证其发泄口不会对准得天独厚的体制内群体。中国的新领导人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毫无疑问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FRANKSTON

　 虽然拥有大学文凭，却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只能不断更换工资很低的工作，这些人被称为高学历穷忙族。在如今的中国，这样的年轻人正在增加。在中国这些人被称为“蚁族”。这是一群未能分享经济高增长成果的“蚁族”。

对每天以回扣拉业务感到厌烦

　 “我正在考虑再换一个工作”，就职于北京一家民间调查公司的马高宁（28岁、化名）在北京市内一家咖啡厅一边喝咖啡一边说。在大学毕业后的5年里，他已经换了2家公司。虽然在跳槽后工资稍稍涨了一些，但他对每天通过回扣拉业务的工作感到非常疲惫。

　 他的工作是从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公司接受委托，然后编写和提交有关中国市场动态的报告。但是为了获得调查委托，必须将订单金额的5～10％作为回扣交给客户企业的中国负责人。据称，在弱小的民营企业中，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前些天，为了拿到订单，作为“贿赂”他向一家日系汽车企业的一位30多岁的中国营销负责人赠送了价值5000元的智能手机。但在1个月后，那位负责人却打来电话说，“前些天你送的那部手机被偷了。能不能再送一部？”。虽然这样明目张胆地索贿非常罕见，但如果不答应对方的要求，就可能无法获得业务订单。在公司内部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再送1部。

　 马高宁毕业于北京市的一所大学，最初的工作单位是中国一家会展公司。马高宁在初中和高中学习的是日语，对外语很有自信，但没有过硬的门路。虽然向50家公司发出了求职简历，但录用他的只有这家会展公司。

　 他在会展公司的工作是为了获得政府的会展活动订单，每天接待政府部门40多岁的中层干部。每晚都要陪客户吃饭，带领客户到有女招待的卡拉OK歌厅，而回到家基本都在凌晨1点以后。而月薪只有1500元，低于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起始工资。“在大学学习的经营专业完全用不上，感到非常失望”，于是在1年后换了工作。

　 像马高宁那样的高学历穷忙族在中国被称为“蚁族”。这是因为这些人像蚂蚁那样工作，在房租低廉的大城市郊外过着与别人合租的集体生活，与蚂蚁的生存状态非常相似。蚁族的工资与被称为“农民工”的来自各地的外出务工人员相差无几。由于不少“农民工”租住在用作防空洞的地下室一角，在没有窗户的房间中生活而被称为“鼠族”。

　 在经济增长迅猛的中国，就业机会应该正在增加。那为什么蚁族仍在不断增加呢？

　 2012年中国大学毕业的学生人数为创历史纪录的680万人。比1年前增加了20万人。2001年仅为1225所的中国大学数量到2011年增加到了2409所。在2015年之前，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每年将增加3％，也就是近700万人。人数几乎是日本的13倍。大学毕业生的增加超过了就业岗位扩大的速度，这是导致蚁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

　 蚁族与世代生活在城市地区的特权阶层之间无法逾越的收入差距经常令人感到愕然。

　 曾经有一场展会让马高宁对这种现实深有感触。那就是北京市每年一度为未婚年轻人举办的“相亲会”。马高宁说：“女孩们要寻找的都是‘体制内’的男性。像我这样的男生不受欢迎”。除了工资之外，“体制内”在养老金和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都明显好于民营企业。

7600人竞争一个公务员职位

　 求职的中国大学生大多会首先考虑进入“体制内”。而最为便捷的途径则是称为“关系”的人脉，也就是门路。

马高宁的童年好友苏宁（28岁、男性、化名）就职于林业领域的国有企业。虽然在初中和高中学习日语的经历非常相似，但他们最大的不同是门路。苏宁的父亲是政府研究机构的著名经济学家，母亲是医院的会计部门负责人。苏宁就职的国有企业的母公司（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与其父母是多年的朋友关系。苏宁的月收入高达1万2000元，是城市地区工薪阶层平均工资的2倍以上。而且下午6点可以准时下班。

　 苏宁说：“在中国一家韩国企业工作、和我同辈的亲戚每日都加班，但工资比我还低。进入国有企业让我感觉非常幸运。说实话，如果没有门里，进入国有企业就职是非常困难的”。既然存在如此巨大的待遇差别，任何人都会想方设法进入“体制内”。去年，国家统计局的一个岗位竟然迎来了7600名的应征者。

　 不过，我们也找到了利用父母的关系可以轻松进入国有企业、但却主动放弃这些关系而选择自己找工作的毕业生。

　 小许（23岁、女性）去年毕业于北京的中央财经大学，来自内蒙古。其父亲是当地一家国有企业的高管，拥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她父亲表示要在内蒙古，多少工作都能找到，劝说许其琛到国有企业工作。但小许拒绝了。

　 “听说在国有企业，就是早上到单位看看报纸，发发邮件，工作留到下午也没关系。我觉得这种生活不适合自己”，小许希望在大城市找一家每天都真刀真枪决胜负的民营企业，并在那里施展自己的能力。目前小许已经接到通信设备巨头华为技术、英菲尼迪中国法人，以及外资系会计师事务所德勤旗下中国法人等5家公司的入职邀请，而小许倾向于进入英菲尼迪。因为学生时代就曾在该公司做过实习生，很喜欢英菲尼迪的公司文化，同时感觉接触顾客和媒体的工作非常有挑战性。

北京户口的魅力

　 但就在小许犹豫不决之际，德勤发出了具有非凡吸引力的条件——德勤将提供北京户口。小许毫不犹豫就选择了进入德勤，并签了期限为3年的就业协议。北京户口为什么能如此吸引许其琛呢？

　 中国的户籍制度有一项功能就是阻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防止城市人口快速增加。没有北京地区户籍的地方出身者在北京地区不但无法购买住房和汽车，而且难以接受医疗和教育等服务。有没有北京户口，人生将截然不同。户籍在内蒙古的小许回忆说，“当时考虑到自己的将来，觉得没有北京户口的生活将充满坎坷。即使生了孩子也无法进入优秀的学校”。

　国有企业每年都会获得北京户口指标。国有企业利用户籍指标向地方出身的新员工提供北京户口。在中国热门就业企业排行榜上，国有企业之所以名列前茅，除了工资高和工作稳定之外，能够提供北京户口的吸引力非常巨大。

　 但是，最近也出现了提供户口的民营企业。北京市为了确保医生和会计师等北京市缺少的人才，最近开始向外资企业提供户籍指标。德勤就把这样获得的户籍作为了吸引人才的最强有力武器。

　 当然，像小许这样的案例是非常罕见的。在中国，在大学毕业的同时能够就业的“就业签约率”最近为7成左右。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和大学毕业生不断增加，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今后将更加严峻。为了想方设法在同年级学生中脱颖而出，以在求职时占据有利地位，大学生为自己镀金的行动正日趋积极。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12所大学6000名毕业生为对象实施的调查显示，毕业生的近半数入党，53％通过了英语等级考试，而35％则取得了计算机相关证书。最近，为了进一步“镀金”，在求职学生中，海外留学形成了热潮。

　 去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的小王（23岁、女性）说：“在大学时代的40名同班同学中，20人去海外留学了”。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统计显示，2011～2012年度在美国大学和研究生院注册的中国学生为19万4000人。在来自印度、韩国和日本的留学生纷纷减少的背景下，中国留学生却同比增长23％，呈现出令人惊讶的增长态势。

　 中国201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7.8％，时隔13年跌到了8％以下。就职于德勤的小许在谈到最近的中国经济减速对大学生求职产生的心理影响时说：“7％的经济增长率在外国人看来或许是非常强劲，但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为了在竞争中获胜，我觉得必须进一步提高自己。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人口过多”。

就职难是反日游行的温床？

　 “收入过低”、“没有未来”以及“专业不对口”……。即使想方设法实现就业，年轻人也会对不符合希望的工作心怀不满，从而经常跳槽，这种趋势正在加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显示，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中，27％在就职后半年内换了工作。而在毕业后的3年里，竟然有61％的人跳槽。由此可见，与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就职3年以内辞职的离职率（约3成）相比，中国的离职率高到什么程度。

　 对于接受培训后很快辞职的年轻人，雇主当然会抱有不满。据报道最近与应届毕业生相比，有工作经验者更受欢迎的趋势正在加强。“应届毕业生过敏症”导致就职竞争进一步加剧，并形成了恶性循环。

　 还有分析指出，去年9月的反日游行成为了年轻人发泄有关就业的不满和担忧的出口。

　 在人口大国中国，年轻人生活在严峻的竞争压力中。无法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越是增加，不满的总量越会膨胀。没有人能保证其发泄口不会对准得天独厚的体制内群体。中国的新领导人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毫无疑问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森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