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八章 7.政治局批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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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的起因还是出在中美关系上。毛泽东抓住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纰漏"，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台锣鼓，指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如果苏联人打进来了，他要当儿皇帝!随后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的"右倾投降主义"。周由此经历了晚年最大的一场劫难。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旬，基辛格第六次访华，而且是首次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前来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周恩来总是先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由毛定下调子，然后再同美方举行正式会谈。这一次多少有些不同。十一月十一日，周先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由于不久前刚刚挨过毛的敲打，周在会谈中表现得十分谨慎，主要是听取美方通报情况，自己不轻易开口表态，只是在基辛格恭维他时，周才打断了基辛格的话，表示："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的不够。"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谈话的主题是"联美整苏"。作为精明而有眼光的政治观察家，基辛格已经觉察出这次会见时的气氛异常，他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对毛刻意要让外界了解他才是中国外交真正的主角这种心态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这为周恩来遭受随之而来的横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注脚。基氏这样写道：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新奇的是，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点的隐--虽然他的谈话和我前两次同他会见时一样是简短的、苏格拉底式的。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周恩来当然更会注意到这一点，知道毛泽东近来对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气是来自嫌他在外交上喧宾夺主，抢了锋头，要向外界显示毛本人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这才是毛接连批评外交部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周在随后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更加谨言慎行，处处把毛放在前面，同时严格按照毛谈话的口径，表态回答问题，并没有失当之处。


    会谈中，基辛格按照以往惯例向中方通报苏联军事动向，对外传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报导，采询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报、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战争的"热线"等内容。为人一向谨慎的周恩来当然知道兹事体大，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答以：此事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双方谈得既坦率，也还融洽。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十一月十四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


    然而，就在这次访问的最后一刻，突然横生枝节。十一月十三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正是这次临时会谈，触发了一场对周恩来酝酿已久的批判斗争，演成中国政坛上的一场轩然大波。


    对此，中国大陆官方的出版物一直讳莫如深，或者故意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把一切责任通通推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身上，而为真正的幕后主使毛泽东遮掩开脱。这是因为在政治上有难言之隐的缘故，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毛、周关系中令大陆官方极为尴尬的一幕，以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批周时所扮演的角色和其后获得重用的原因。


    现在该是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如果说毛泽东在此之前，一直想整周恩来，但苦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借口而屡屡搞不下去的话，那么这次他确实抓住了周的"辫子"，显得"师出有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十三日晚，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当时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会谈结束后，周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再给予答复。


    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事后证明，周恩来并没有请示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早晨答复了基辛格，表态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就是后来指周在对美外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先不向毛泽东请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的由来。于是，根据毛的提议，在政治同内部展开了对周的批判斗争。


    这里让人有些不可思议的是，一向奉命唯谨的周恩来办事竟会如此疏忽。这实在是与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判若两人。周氏办外交的一大特点，就是历来谨慎小心，总是强调"授权有限"，反复以"外交无小事"来提醒外事部门，而他本人又怎么会在事关中美军事合作这样敏感的问题上擅作主张呢?况且他刚刚挨过毛泽东的批评。


    如果说毛泽东对周恩来"大事下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批评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他只有"小事天天送"的问题，而绝无"大事不讨论"的可能。实际上，长期以来，周总是有意无意地让人感觉到他只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借以避开揽权独断的嫌疑。这正是周能够与毛共事多年而始终安然无恙的要诀之一。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理由不光请示毛泽东就自己擅作主张，其中显然另有隐情。虽然后来周氏在接受批判时，吞下了这颗苦果，但内心有难言之隐却是让人可以看得出来的。据当时担任周处理对美事务主要助手的乔冠华回忆，十三日夜与基辛格的单独会谈刚一结束，周就挟着皮包匆匆离去。一直在外面等候的助手们都以为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请示毛泽东。可是，从专门记载他每日活动的《工作日志》来看，周却在这之后莫名其妙地审查起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电视记录片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恩来做出这种鬼使神差、不合情理的事情来呢?倒是负责照料他日常生活的警卫秘书在《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中，道出了其中的隐情-一原来周当时曾打过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上帝正在睡觉"。由于警卫工作的性质，不可能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主脉，因而他们在书中谈到批周这件事时，把时间和地点弄得有些张冠李戴，不过他们回忆当时周恩来在打完电话后的情形还是可信的。


    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生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外人看来，周恩来表面上好像是在深夜审查基辛格访华的电视纪录片，其实是在得知毛泽东已经睡下后，正着急地等候消息，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在战争年代养成的生活习惯是夜间工作，白天睡觉。由于他经常失眠，所以睡觉对毛来说是件头等大事，常常因为睡不好觉而大发脾气。因此当毛睡下以后，周一向不去打扰。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十三日深夜和基辛格谈完后，为是否为这件事叫醒毛心里很踌躇。但事情又很急，不能等，所以才急得"团团转"。


    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毛泽东以睡觉为借口来挡驾周恩来，就像当年用同样的借口来挡驾即将大难临头的彭德怀、刘少奇一样。不过，周当时似乎并没有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思量再三之后，最后还是按照在工作中一直恪守的规矩：当毛睡觉时，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惊动他。同时在情急之下，他采取了某种临时变通的作法，由他自己拍板作了决定。


    当然，周恩来还是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所以，第二天在给基辛格的答复中，说的是活话，避免做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只是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这样做并没有越出作为一国总理的职权范围。


    毛泽东似乎正在等待着周恩来迈出这一步。他虽然深居简出，各种消息却很灵通。在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他就把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从中找出了整周的把柄。为了不让周这回轻易滑过去，老于权谋的毛还授意王、唐二人不露声色地找周本人"核实"谈话记录。周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只是技术性的问题，并没有在意。


    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旨意，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四处散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恩来敲响了开台锣鼓。他在召集周恩来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中，严厉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并放出很话："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参加会谈的叶剑英也成了陪绑，被指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右倾软弱"。这是毛泽东亲自为会议定下的调子。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张挞伐，周恩来虽在党内斗争中久经沙场，似一开始还是措手不及，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更令周氏难堪的是，毛竟让他本人来主持批判自己的会议。不过，善于采行顺守之道的周恩来马上采取主动，一面向毛作出检讨，一面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介绍这次中美会谈情况的方式，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试图化解来势汹汹的批判势头。


    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尽量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担心这样说的分量不够，又赶紧补送一信，按照毛泽东的调子，给自己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周恩来的这种检讨，当然被毛泽东认为是没有触到疼处，企图敷衍过关，他需要的是彻底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同时让他领教一下在政治上打出批极左的旗号，另搞一套是决然没有好结果的。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这一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冶局会议上向周恩来开炮，想趁机在政治上把他搞臭。


    江青在会上胡搅蛮缠，一会儿说周"左"，"是霍答"，"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一会儿又逼周交待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道按毛定下的调子，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弄得周连话都讲不下去。


    事情搞到这一步，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之外。他一时难从接受上纲如此之高的批判，不大相信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还以为又是江青在无理取闹，所以开始时还尽量忍耐克制，希望毛能出来制止她的这种搞法。


    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根本不由分说。周对这种在政治上对他的栽赃污辱，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周恩来的顶牛，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口实。毛随即下令扩大批斗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订了列席会让的人员名单，除了让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耿枫参加以外，还饶行深意地提议让邓小平出席会议。


    这样，批周的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会议的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并指定由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他的联络员，通过他们进行遥控，直接掌握会议的进展。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为了给会议加温，扩大会议一开场，就由唐间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周的最新指示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钟头，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甩石头"一语，是毛在对付林彪时所采用的策略之一，意为发出警告一-作者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危言耸听地宣称：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毛泽东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提法，大有把周恩来从政治上彻底打倒的架势，使整个会议处于非常紧张的气氛之中。同时也使得周恩来猛醒过来，知道这并不是江青个人在和他过不去，而是毛本人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赶紧低头认罪的话，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会越闹越大，到头来咎由自取，落得和刘少奇、林彪一样晚节不保的下场。于是，周恩来只好强忍满腹的委屈，不再为自己作任何辩解，而是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开始给自己戴帽子，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接受会议的批判。


    应该说，与会的多数人并非全都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批周指示，而是却对周恩来心存同情。会上对周氏无限上纲、围攻批斗的场面，特别是江青指着周的鼻子大骂的阵势，更是让一些刚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工农代表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但是，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在政治压力下，为了自保而赶紧和周恩来划清界限，表态拥护毛的决定，跟着往同身上泼污水，上纲上线，痛加批判。在会议的发言中，"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等一类提法，比比皆是。此外，还有人乘机泄私愤，翻历史老账，借批周来洗刷自己，狠狠踹周一脚。


    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场面，周恩来虽然久经党内斗争的风雨，伹还是有些吃不消，为此精神压力很大，心情沉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过，他理解会上多数人的苦衷，是在奉旨行事，所以并不计较，因为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两年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乔冠华向已经病重的周氏当面检讨这件事，请求他原谅时，周表示："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


    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在会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会议开始时，江青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江青等六人连同毛的两位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都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在会上如何贯彻毛的意图，引导会议批周。会后，他们又在一起凑着，研究怎样向毛汇报。开过几次会议后，华、汪两人便退出，剩下清一色的文革派一干人，这便是"四人帮"正式形成的开始，钓鱼台也由此成为他们的代称。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周恩来挨批判期间，当然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达会场。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


    会上，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已经不满足于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只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而是要抢到在政治上整倒周氏的头功，就像毛曾一再表扬过的她在反对刘少奇、林彪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为此，江青仿效毛斗倒刘少奇的手法，把批周的调子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同时又把毛在一九七二年初病重时向周恩来交权的事情翻腾出来，反指周"迫下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江青此举，果然语惊四座，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与会者听说周恩来竟然逼毛泽东交权，虽不大相信，但因江青是会上"帮助小组"的主角，而周本人又缄口不语，于是不得不跟着批，纷纷升高了批斗的调门。这样一来，会上的气氛更加紧张，给周加的罪名越加越大。按当时的情形来看，加给周恩来的这两条罪名坐实的话，已非被打倒不可了。这给批周这出戏的幕后导演毛泽东出了一道今后如何收场的难题。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一直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炮手"的江青心情很矛盾，既欣赏她敢打敢冲的性格，也十分了解她为人的弱点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虽决意要狠整一下周恩来，但只是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打掉他的威风，斗无意彻底打倒他。


    毛泽东这样做并非想对周恩来手下留情，而是在政治上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不只会给林彪事件后已经风雨飘摇的政局造成重大的冲击，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周恩来一脚踢开之后，由谁来取代他的角色来管理这个庞大国家的日常事务。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对周戒心大起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才决心把邓小平解放出来，让他重返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