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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孔子像
古今中外确也不乏勇者。相传墨子门徒中,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刺秦的荆轲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中,慷慨赴死。西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只因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肯苟且偷生而自刎江边,他们都堪称无惧的勇者。
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路,性格果敢率直,以好勇著称,孔子曾评价子路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而孔子最为推崇的其实是另外一种“大勇”。《孟子.公孙丑上》说: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希望能勇敢吗?我曾从孔子那里听到关于大勇的教诲:如果反躬自省,觉得正义不在我这一边,那么,即使对方是一个卑贱的人,我也不会去恐吓他。如果反躬自省,觉得正义的确在我这一边,那么,对方纵然有千军万马,我也会勇往直前。”
夫子这样教导他的学生,也是这样终生践行的。相传孔子身材魁梧,力能搏牛,但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对学生循循善诱,且非常谦虚谨慎。如果有过失,即使是自己的学生也诚恳地向他承认错误。
在周王室衰弱、礼崩乐坏之际,他胸怀大志,一心推行“仁政”,以“礼与乐”来教化百姓,淑世救弊。
孔子居鲁期间,曾想振兴鲁国,却遭致失败,于是他周游列国,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孔子曾到“周、齐、卫、曹、陈、蔡、宋、叶、楚”等国游说。
但是十四年间,他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处处碰壁。当权者不接受他的思想,隐逸者讥讽他不识时务,还遭受“包围、惊吓、断粮、饥饿、受困”等灾难,最狼狈的时候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就连楚国的狂人接舆也劝说孔子,既然生不逢时,道德都如此衰败,还是不必再劳心费神了。
但是滔滔日下的世风潮流不能使他动摇,毁谤和冷遇都无法改变圣者的志向,始终把传承礼乐文化视为天命,以推行仁义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子路说,如果天下有道,我就不来改变它了。
为传播思想、教化百姓,孔子首开私人兴学之风,不问其出身是贫富、贵贱、智愚、贤或不肖,一律可以当孔子的学生,广开平等受教的大门。除此之外,孔子在年近古稀之时,集中精力整理旧有的古籍。
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著《春秋》,使文教大宣于世,奠定了中华道统的基石,自此,在神州大地上回归的众多圣贤的智慧集成于孔门,再经其弟子们坚持不懈地弘扬,儒学在汉朝以后大放光芒,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格、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另一位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之死(雅克.路易.大卫所绘)。(维基百科图片)
公元前594年,雅典政治家梭伦开创公民选举、议事、陪审的共和政治,然而这时的道德与信仰的传统却衰退了。一批从农民、商人中选举出来的检察官、法官,眼中只有法律和科学,却没了对神的谦卑心,自以为富有知识和智慧。
苏格拉底却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
他重视伦理学,认为“美德就是知识”,把一生的智慧、精力和时间用于与人对话,辩证对方思想语言中的逻辑错误,目的是教人收敛哲学和科学的知识带给自己的狂傲,做一个有知识、守法律、敬神灵的雅典公民。他孜孜不倦地传授知识,许多有钱人家和穷人家的子弟常常聚集在他周围,向他学习请教。
无论对方是位高权重还是人多势众,苏格拉底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正义,不向任何不义的社会力量屈服。由此也触怒了很多不同阶层的人士。有人控告他反对民主政治,用邪说毒害青年。苏格拉底因此被捕入狱。在法庭上苏格拉底无视死亡的威胁,对荒谬的指控一一驳斥,发表了放射智慧之光的著名演说:
“公民们!我尊敬你们,我爱你们,但是我宁愿听从神,而不听从你们……我不做别的事情,只是劝说大家、敦促大家,不管老少,都不要只顾个人和财产,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这是更重要的事情。我告诉你们,金钱并不能带来美德,美德却可以给人带来金钱,以及个人和国家的其它一切好事。这就是我的教义……我是决不会改变我的行径的,虽万死而不变!”
苏格拉底最后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拒绝了他的学生们安排他逃跑的计划,饮下毒堇汁而死。
可见,真正的勇气不是好勇斗狠,而是站在真理一边,只要是道义之所在,即使面对强权和暴力,即使千万人的阻挠、反对和不理解,也决不气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
在道德沦丧、正统的伦理纲常坍塌的时代里,孔子和苏格拉底所提倡的仁义、道德似乎很不合时宜,但是他们没有向强大的世俗低头,始终维护着天命和神所要求的道义,在寻常人难耐的寂寞里,以看似弱小的一个人的坚守,和不懈地弘扬,最终将他们的思想流传千百年,“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成就了这些伟大的先哲,也影响了历史和世界,最终积淀成为塑造光辉人格和创造灿烂文明的不朽文化,世代相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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