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二二八，写给对岸的年轻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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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蔡英文 来源： 想想台湾


蔡英文（资料图/看中国配图）

今天是二月二十八日，在这个严肃的日子里，我想要做一件以往台湾的政治人物未曾想过的事。我要对中国的年轻人，写下我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

我知道这样做有点突兀，台湾的悲剧为什么要解释给现阶段对岸的年轻人听？我的想法很简单，两岸关系的处理必须建立在对彼此真实的理解上头，而如果不知道二二八对台湾的伤害，对岸人民将永远不会真正理解台湾，如果不理解二二八之后台湾社会的沉默与扭曲，对岸人民将永远不会懂得国民党曾经在台湾使用国家暴力的可怕。诸位年轻的肩膀上承担著未来中国自由民主的重担，我由衷希望藉著这篇短短的文章，打开一扇理解的窗，让对岸年轻的心灵感受台湾过去的苦痛，也让台湾的年轻世代衷心的祝福自由民主在对岸可以实现，而终究有一天双方可以同理心的看待彼此，不再有偏见和对立。

二二八事件本质上是一件人民的抗议遭遇国家暴力镇压的血腥惨案。1947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拿着枪管瞄准对政府普遍不满的台湾人民，展开杀戮。惊惶失措的人民在街头上呐喊狂奔。暴力政权不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对待抗议的人民，他们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用子弹把抗议的声音抹平。许多手无寸铁的台湾人民死于国家暴力，许多当时的知识菁英被国民党政权有计画的逮捕与屠杀。台湾社会陷入沉默，这种沉默让国民党政权更为所欲为。白色恐怖开始，往后的几十年，绝大数的台湾人民因为恐惧不敢说真话，不敢要权利，人性被扭曲，尊严被搁置。

从那个时候起，二二八变成台湾社会的集体禁忌，没有人敢谈论，人民即使要哭泣，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哭泣的原因。很长的一段时间，它不会出现在教科书，当然也不会出现在媒体，真相被掩盖，这种状态就这样在台湾了持续了几十年。

这样的故事各位一定不会陌生，事实上，类似的情况也在对岸发生过。不过，在那恐怖的国家暴力统治期间，台湾人民并没有灰心丧志。从一开始，我们是很少数的一群人，慢慢的，反对的力量从零星的对抗汇聚成一股团结的政党。这就是民主进步党的起源。透过真相的厘清，透过不懈怠的努力，我们与国民党长期对抗，我们不是洪水猛兽，我们也不是邪魔歪道，我们其实是一群热爱民主自由，坚信人有权利与尊严的反对人士。

我私底下常常跟在台湾的陆生有交换意见的机会，我问他们，在台湾看到了什么。我最常得到的答案有三个，第一、台湾很自由；第二、台湾人很友善；第三、没有来台湾之前，他们认为国民党就代表整个台湾，但是，来了台湾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不是事实。我今天这一篇文章其实就是想告诉各位一种国民党不会告诉大家的真相与史观。

走过二二八，台湾今日有了民主自由。现在在台湾，已经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政府有权武力镇压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批评政府的思想可以被暴力消音。这一条路我们走的很漫长，很辛苦，今天我们在台湾追思二二八，我相信有一天民主的中国也会用同样慎重的心情来追思六四。台湾能，中国没有理由不能。“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都重，一个梦想能让生命迸射光芒”，我希望有一天真话能在对岸被大声说出，中国人民的民主梦想也会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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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台湾同胞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欢庆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但欢喜的时间并不长，代替日本独裁的却是另一种独裁，国民党的掠夺取代了日本人的掠夺。当时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集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基本与日治时期的总督无异。经济上，国民政府接管之后将战前日本人所拥有的企业接收，这些资本几乎垄断了台湾工业、金融、贸易等各个领域。台湾省政府还设立贸易局和专卖局，对贸易和烟酒实行政府专营、专卖，这都与台湾民间资本、工商企业界发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让原本期待结束专制统治的台湾人民渐渐感到失望。

民国36年（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但很快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更激起了全省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调集军队进行镇压。这起事件被称为“二·二八事件”。

事件的导火线应追溯到1947年2月27日黄昏。台北市的林江迈带着儿女在自己的烟摊旁招徕顾客。突然，人群开始骚动，台湾省专卖局出动查出私卖烟草。专员叶得根带着另外9名缉私队员已将烟摊围住。林江迈向缉私队员解释、哀求，均无济于事。在拉扯中，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缉私队员发生冲突，打伤了缉私员赵子健与警员张启详，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无辜市民陈文溪。当天晚上，部分群众拥到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

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围攻了台湾省专卖局；下午，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遭到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在全市漫延。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在附近城市抽调大批军警在台北市大街小巷巡逻。然而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28日基隆发生冲突；3月1日，新竹发生冲突，县府和当地机关被群众控制；3月1日晚上，冲突已蔓延至台中、彰化以及嘉义；3月3日，台南与高雄也爆发冲突；3月4日，台东、花莲亦爆发冲突，而由于花莲方面军警被抽调到台北，当地政府机关很快被群众控制。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无法应付这种在全省各地大规模爆发的全面性群众冲突，冲突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而早在3月2日，台北市民众已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谈判初期，国民党同意了民众提出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废除专卖制度、减免苛捐杂税等条款，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但是，随着冲突规模的不断扩大，委员会将条款增加到三十二条，致使陈仪撤出了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并加紧部署镇压行动。

原来，陈仪表面上对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做了一些让步，但事实上却对蒋介石隐瞒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和专制统治激起民变的事实真相，并将台湾人民污名化为日本皇民，以台湾人民受共产党思想影响，产生“有组织叛乱行为”、“独立等叛国”、“对于奸党乱徒须以武力消灭”、“有政治欲望之人士，高唱大台湾主义，欲达台人治台之目的。”为由急电蒋介石“速派国军赴台救援”。之后国民党就一直在各大报纸上发布与台湾各界磋商的各种消息，不断表现出政府对台湾的宽容、退让与希望和平解决冲突的美好愿望，但却在暗地里派遣21军到台湾准备镇压群众。3月8日，谈判由于陈仪撤出代表而破裂；中午，21军先头部队到达基隆港口，并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军事镇压行动之后，继之进行清乡工作，民国政府打着逮捕潜逃嫌犯、收缴武器军品、清查户口、办理自新、取得连保连坐等口号，对台湾省人民进行大规模屠杀。

据民政厅长蒋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报告书》上数据，在“二•二八事件”的军事镇压和随后的清乡中共有1万7000人至1万8000人死亡。而行政院官方调查报告则称“死1万8000人至2万8000人”。

“二•二八事件”在民主化前的台湾一直为敏感话题，过去民国政府对于事件的原因有各种不同解释，并且以“不要挑起族群冲突”为由要求不要揭露“二•二八事件”。1988年担任行政院院长的俞国华曾表示“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发事件来扩大事端”；而1989年担任国防部长的郑为元认为“二•二八事件”是谢雪红等台湾共产党分子“幕后策划”。而在“二•二八事件”发生期间，台湾省国民党主任委员林翼中却公开表示事件“无任何背景，谨因民众不满省方措施”。

台湾实行民主化以后，原本被视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开始受到政府的平反。1995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正式运作，行政院政务委员张京育任首届董事长。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订定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把“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地点之一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于公园内设立纪念馆和纪念碑。以“二•二八和平纪念碑”为名的该纪念碑，除碑文外，另有水路、桥、始石、跳石、终石、阳石、阴石、瓮、手印、水池、曲折入口、岩壁和船身钢铁等建物设置。这些建物表达了对该历史事件的追诉、记忆起始、哀恸、宽恕、停留缅怀、悼念罹难者、低头沈思、族群融合等隐含意义。

同年，中华民国行政院通过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国定假日。除了政府之外，中国国民党前任主席连战曾在2003年与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湾人民公开道歉。其中，现任总统马英九则于2006年将此事件解释为“官逼民反”，并代表国民党道歉认错。他表示将“二•二八纪念日”降半旗，甚至将“二•二八”视为国殇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