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中产阶级”正在挑战中国

FRANKSTON

中国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亿万富翁，还有七亿农民。夹在两者之间的，是薄薄的一层中产，而且他们还相当不高兴。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一个挑战。中国被挤压的中产阶级需要更多的关爱。卫生部2011年曾经引用数据说，有高达51%的中国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原因在于快速变化的社会、日益激烈的竞争、长工作时间还有高房价。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产阶级不高兴，他们是全世界最悲观的一群中产，”咨询机构CMR的创始者和总经理，《廉价中国的结束》一书作者Shaun Rein说，“真正的有钱人可以在任何他们想要的地方生活，而底层人民每年会得到两位数的收入增长。中国的中产阶级希望能够买车买房，有一天成为富人。但随着他们的收入增长放缓，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也达不到那个目标。”

过去20年里，约有四分之一中国人进入所谓的“小康”，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目前已同欧盟总人口齐平。然而，该阶层的不满却在增加。

中国政府已经把帮助农民工作为一个优先任务。2012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25个城市最低工资平均提高了20%。但近年来，跨国企业、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工资涨幅开始放缓，甚至停滞。据麦肯锡调查，目前来看，中国绝大多数人不过是工薪阶层，每年可支配收入在37000元到106000元人民币，只够支付日常开销。中产阶级，每年可支配收入在106000元到229000元人民币，他们是有更多可以随意花销的钱的人，但只占有城镇人口的6%。每年可支配收入高于229000元人民币的就可以算是富裕人士了，他们的人数只占城镇人口的2%。

经济合作组织对中产的定义是每天消费在10美元到100美元的人士，并根据不同国家价格水平进行调整。该组织认为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即2.3亿人口，占总国民的73%；而中国的中产数量相当于近10%的人口数量，但预计2020年人数会上升到总人数的40%。根据胡润2013年数据，按美元计算，中国有408个身家在10亿美元以上的人，而美国只有317个。

中国基本生活用品相对还是不贵，但要在中国过上中产阶级生活，则并不便宜。在北京，一杯星巴克拿铁大约要4.81美元，旧金山要3.55美元，香港要3.87美元。中国制造的大众帕萨特在国内最高可以卖到5万美金，在美国只要3.3万美元。中国制造的衣服和电子产品常常比国外价格要高，中国效率不高的零售系统可能是原因之一。

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受到高房价的困扰。就是因为高房价，中国的中产阶级存不下什么钱。在中国做个中产阶级的感觉可能不如西方中产阶级。那些日常的东西，比如安全的婴儿奶粉、洁净的空气、教学质量一流的学校和私人医院都是一种奢侈品，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可望而不可及的。一般来说，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力量，但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要求更好的医疗条件和自由，在相对富裕的宁波市，去年市民为了反对一个化工项目走上大街游行。

中国政府说想要打造橄榄型的社会，两头尖中间大。十八大也有了在2020年前，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收入分配结构来将收入翻倍的计划。但这么做并非足够。“更突出的问题没有提，”中国收入分配专家、中国改革基金会的王小鲁说，“如果没有财税、土地、社保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光把收入提高解决不了中产的实际问题。”

从不洁空气到危险食品，从官员腐败到道德沦丧，生活富裕的新一代中产阶级面对一系列不良现象，而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参与决策的要求得不到实现，究其原因是政治改革缺失。虽然缺乏可信的调查，没有具说服力的数据，但谁要是同这一个新生中产阶层的男女成员们交谈，就都会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即：与从前相比较，尤其是年轻人的不满情绪大增，而在物质上，他们比从前的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从西方人的视角看，随着富裕增加、教育水平提高，非物质要求也会提高……在中国的大城市成长起从未受过贫困之苦的一代人。这代年轻人不愿意只被看作是劳动力和消费者，而是要有更多参与权。

据说目前，焦虑症几乎已成中国新生中产阶级的阶级病、时代病。按社科院陆学艺的中产阶级职业说，中国的新生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国家公务员和国企管理者，私营企业主、高级白领和知识分子等，约占人口的22-23%，且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这个新兴中产阶级的壮大，自1990年代初市场经济正式启动以来，就被当作新兴公民社会的主体，被赋予了中国社会中坚、改革支持和民主希望等等多重使命。但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他们看上去却不堪重负，弥漫着总体性的焦虑，仿佛时代精神的写照。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是最早关注焦虑问题的，1926年，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际，弗洛伊德出版了《压抑、症候、焦虑》，大幅修订了他对焦虑的理解，首次将焦虑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因为“自我”的出现本身就代表着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下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焦虑则是这种现代性压抑环境下个体主体性困境的担忧。在弗洛伊德看来，焦虑可划分为三种：客观的、神经性的和道德的焦虑。客观的焦虑与潜在威胁有关，神经性焦虑则是自我压抑的结果，道德焦虑来源于良知的痛苦。雅克·拉康认为，焦虑可能具有集体性、社会性或者阶级性，可能被某个集体或者社会的自我想象而影响，而且兼具历史性、现实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比如基于某种集体创伤和即将到来的集体幻灭，对集体或者阶级的属性进行自我否定。

所以，今天的中产阶级焦虑症，是弥漫性的、社会性的、道德性的集体焦虑，它反映我们的时代精神，反映我们对制度和未来的看法，而更隐蔽、更慢性、更长期。2011年8月公布的一项职业心理健康调查表明，对中国内地6省市13,177名职业人群进行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该群体焦虑和抑郁状况较为严重，分别有25.60%、23.52%和1.58%的人处于轻度、中度和重度抑郁状态。华西医院心理咨询中心提供的报告称，职业人群在就诊人群中所占比重高达30%，公务员、警察、教师、医生、企事业管理人员——这些中产阶级职业人群——都是高危人群。另有研究对中产阶级的预备队——大学生的焦虑调查，结果更惊人，近半数女生有过焦虑情绪，超过60%的大学生则有社交焦虑。不过，与国人平均10%的社交焦虑相比，这不算坏。如果以农村妇女的高自杀率来比较，如果以两岸三地多所高校对富士康工厂职工心理调查所反映的打工群体的普遍焦虑来比较，中产阶级的精神状况可能已经算是最幸福的。特别是，若以中国社会当下最引发焦虑的问题“物价上涨、房价太高、收入过低”等三项指标来对照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对于这些月入过万、已经有车有房的群体来说，他们的焦虑却在另一层面——与福利相关的痛苦与不安全感。

曾有一份网文，“中国中产阶级十大焦虑症”，在互联网上流传，大体符合对新兴中产阶级的观察。这十大焦虑，归纳起来，基本上可谓福利主义焦虑，分别涉及职业场所待遇、家庭再生产如子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等，而涉及阶级间冲突如仇富和沦入底层阶级的担忧则与普遍福利有关。他们的工资虽高，却是纳税比例最高的群体，可支配收入不足，以北京中产为例，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占人均GDP的40%，维持体面生活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虽然直接税在当前国家税收比例中不超过20%，但是，中产阶级作为直接税的主要贡献群体，却没有享受到应用的福利回馈，反而，需要以个人和家庭收入作担保，大幅支出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等，等于事实上的高强制储蓄，而非自愿储蓄，即强制性剥夺。

而且，这种集体性的福利主义焦虑还通过社交性焦虑进一步强化和再现。日常生活中，几乎绝大多数普通人、新兴中产阶级们，更经常地陷入所谓“丈母娘刚需”、攀比消费、亲戚大病救助等等社交焦虑之中，普遍性的社会福利缺失让整个新兴中产阶级们被迫承受全社会的福利焦虑，社会分配不公即社会正义缺失让受益与新自由主义的新中产阶级们不得不面临无法言说的焦虑，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立场的。结果和事实上，福利主义的缺失带来整个新兴中产阶级的尊严丧失，他们付出巨大辛苦后缺乏享受这种体面生活的休闲时间和公共空间。不仅令几乎所有为中国模式世界工厂做出贡献的新兴中产阶级怀疑这种GDP增长的意义，而且，因为享乐/休闲的时间的被剥夺、制度性权利的不确定，产生一系列的阉割焦虑。因为休闲和公共空间和尊严三者紧密相关，尊严是在公共空间内所体现的，而公共空间则是福利所支撑的，并且需要足够的休闲才得以再生产。这种尊严缺乏的焦虑，不能不令任何一个中产阶级分子联系到制度的缺乏，特别是财产权，包括土地权、地上建筑所有权、知识产权和企业财产所有权的保障缺乏，这种缺乏几乎是经历过短缺经济时代的集权体制在社会和制度供给上的短缺的继续，形成司法独立制度的缺乏和政治生活的匮乏。

当前中产阶级的饭局上、媒体中，议论最多的，就是这种与制度缺失、福利缺失相关的各类话题，他们的集体性焦虑在有限的公共空间得到了充分印证，集体焦虑在沉思的极限处表达出来：谈论最多的民主、改革甚至革命，恰恰就是现实和思考中最为无力的部分——政治生活缺失的焦虑。类似的情形可以在北非革命的前夜看到，饱受中产阶级贫困化之苦的埃及中产阶级们，仿佛患上了阶级再生产障碍的白血病。在大部分社会财富被穆巴拉克家族和裙带集团掠取之后，社会福利几近于无，在乡村兄弟会成为唯一的公共福利提供者，而城市社会的中产阶级因此面临着威权主义统治下集体尊严殆尽和阶级再生产的双重困境。

2010年埃及1000万失业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失业率竟是受过小学教育者的10倍；同时，埃及30岁以上人口60%男性和47%女性尚未结婚，大龄“剩男”、“剩女”充斥社会。以至于1月25日埃及革命爆发后，最初响应、参加开罗解放广场抗议的主要示威者多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甚至还有一些富裕群体的下层人士，他们多在30岁以上，即“成熟青年”的“剩男剩女”们，还有许多中年人。以革命手段建设世俗公民社会成为埃及城市中产阶级克服焦虑的集体治疗。这种北非革命前夜的情形与弗洛伊德和拉康对焦虑所做的精神分析的时代背景有着惊人相似。弗洛伊德见证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中产阶级人性的异化；而拉康在最后，提出焦虑的表达——哭叫，却回到了生命的起点，即原初的焦虑，曾经在1967、1968的各个广场上得到充分的表达。但又如拉康所说，焦虑的功用，却早于客体的让渡，被福利短缺和制度短缺所困的中国新兴中产阶级们，他们的焦虑的焦虑甚至在于无法言说，无法言说早于短缺的30年前、60年前的焦虑，尽管有不少中产们已经热衷于所谓民国情结或者民主的先声。

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有相当建树，在政治上却停滞不前：从社会角度看，弱势群体的命运掌握在富人手里；官员们收受贿赂；司法依然形同虚设；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如果新领导层不思变动，它将引发新中产阶级的更多不满。现在就已经出现了用脚进行的表决。虽无确切数字，但不管问到什么人，回答都会是：谁有能力，谁就会因为国事难料而离境他去。人们已知的只有两组数字：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目前140万百万富翁中，约有60%的人考虑移民。

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发表的国情谘文演讲，将经济发展放在重中之重，增加就业、进一步巩固房地产市场、培育中产阶级等被提上议事日程。中美两国中产阶级相比，美国的中产收入阶层是幸福的。中产收入阶层不必过于担心货币购买力下降。在美国的普通超市中，数元的食品比比皆是，两大块牛肉够一家人吃，只要7到8美元左右，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只需要20美元左右就可以搞定每天的食物，一个月伙食费600美元。以中产阶级收入每月5000美元计，600美元是个小数字。美国普通服装价格低廉，主要来自墨西哥、危地马拉等中南美洲以及中国、越南等亚洲国家，一般的品牌服装动辄打折，价格比国内的品牌服装低一半以上。这十年来，美国的食品服装等生活必须品没有涨价，也就是说，美国中产阶级的货币在生活必须品上保持了足够的购买力，这是维持美国中产阶级生活质量的关键。在债务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美国在国内居然能够保持足够的货币购买力，毫无疑问是大量进口廉价商品、货币对外贬值对内维持信用的功牢。美国发行货币危害的是其他经济体，绝非美国本身。因此，对于美国来说，需要的不是维持国内的货币购买力，而是增加就业，有了全职的就业机会，就能诞生在批中产阶级，也就有了稳定的社会架构。奥巴马对此十分清楚，表示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催生就业，并大力发展制造业。在历经10多年的裁员后，美国制造业在过去的三年里增加了50万个就业岗位。

增加就业的手段有三个，奥巴马在演讲中说，“作为一个国家，每天我们都应该问自己三个问题：如何吸引更多的就业机会来美国？如何让我们的人民具备必要的工作技能？我们如何确保努力工作会让生活更好？”未来，促进制造业回流、发展自由贸易、培育拥有技术水平的员工、维持科技与货币地位都将是美国经济政策关心的重点。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必然增加，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会受到美国严厉的关注，理由各种各样，或者低价倾销，或者涉及国家安全，这只是美国保障本国经济必须采用的手段。相比其他欧美、日本等国家，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歧视并不明显，但美国采取的措施却十分明确，对中国的伤害极大。

中国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完全不同。首先，中国的就业者大部分并不必然成为中产收入阶层。中国公布的失业人数并不多，城镇登记失业率常年维持在4%左右，由于中国的就业市场分成不同的层级，大量的农民工与非全职工作者处于就业者底层，他们的收入仅够糊口，这些就业者离中产阶级的距离十分遥远，中间隔着户籍、劳动收益保障、技术培训等巨大障碍。

中国中产阶级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相对于生活必须品方面，货币实际购买力的下降。对此笔者已经有所阐述，虽然CPI以每年3%到4%左右的增速缓步上升，不过人们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结论使他们对CPI严重质疑。以1978年到2009年的消费价格为例，面粉价格从每斤0.185-0.22元，上升到1.19-1.92元，幅度在5.4-10.38倍，衣服类从每套10-20元，上升到100-500元，幅度在5-50倍，交通类以北京地铁票价为例，从0.1元上升到2元，幅度为20倍；居住类以水费为例，从每吨0.12元上升到目前3.7元，幅度为30.8倍。路边烧烤摊，这是免除了一切费用在取缔阴影笼罩下的市场，可以反映最低生活水准者所需要支付的食品成本。从2010年到2013年年初，一尾小鱼从6元上升到10元，蔬菜价格上涨一倍。也就是说，仅就食品而言，三年上涨一倍左右，每年涨幅高达16%。不仅如此，从中产收入阶层流落为穷人非常容易，只要家中有人得重病，或者企业破产倒闭，或者你什么也不想、只是循规蹈矩在工厂做工领取工资，生活水准就会步步降低。

中国不仅需要改革体制，培育更多的中产收入阶层，更重要的是维持中产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准，不至于因为货币购买力下降而重返贫困。如此，中国的中产收入阶层人数才能大幅上升，进而培育出教育水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基本处于同一水准的公民群体。

不断碰到有人不依不饶地做出这样的预测：未来属于中国。重绘地缘政治版图是种令人陶醉的尝试，但也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塑造21世纪的力量，将不是各国政府的抽象选择。相反，推动转变的力量将属于一个新兴的全球中产阶层。过去20来年世界的大叙述是，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西方向东方大举转移。这个再平衡过程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对老牌大国与新兴大国相对地位的比较，掩盖了一些更为根本的推动转变的因素。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可能变化相比，各国内部发生的情况同样有意思。再过20来年，如今穷人占多数的世界将变成中产阶层占多数的世界。

不断增长的财富不大可能抹杀文化和国家身份认同。在某些情况下，财富甚至可能增强这类身份认同。民族主义的复兴，可能成为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一大威胁。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前所未有的实力再分配，将主导全球舞台上多数新登场者的行为。总部位于巴黎的欧盟安全研究所刚发布的一份有说服力的报告《2030全球趋势》提供了一些原始数字，按目前趋势，全球中产阶层将从今天的约20亿人增加到2020年的32亿人和2030年的49亿人（2030年全球总人口预计略高于80亿人）。换句话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中产阶层人数将超过穷人。

经济学家可以就确切定义展开辩论。欧盟安全研究所将每日可支配收入在10美元至100美元之间者定义为中产阶层。别的定义方法标准较高，将每日最低消费额达到15美元左右的人定义为中产阶层。按照西方的尺度，即便后一种方法的标准也非常低——但想一想，有多少人每天仅靠1美元生存。重要的是，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也表明，经济实力将得到不可逆转的再分配。

意料之中的是，亚洲的转变势必最令人瞩目。中国的中产阶层消费者数量已经超过1.6亿人，仅次于美国。但这个数字仅占中国总人口的约12%。欧盟安全研究所预测，到2030年，这个比例有望达到74%。在印度，到2025年，应该有半数人口跨越每日可支配收入10美元的门槛，到2040年，90%的人口将为中产阶层。这股潮流也将波及亚洲以外地区。到2030年，巴西达到中产阶层标准的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到同一年，中美洲和拉丁美洲中产阶层消费者数量将赶上北美。非洲的转变将会较慢，但即便在那里，到2030年，中产阶层人数也应当增加一倍以上。当然，这些刚刚迈入中产阶层的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仍然远低于北美和欧洲的对应人群。不过，到2030年，富裕国家在全球中产阶层消费中所占比例可能下降一半以上，从目前的64%降至30%。

这种转变对新兴国家内部政治秩序格局的影响，将与它对新兴国家与老牌大国之间关系的影响一样深远。壮大后的富裕中产阶层很可能要求政府实行更好的问责制度。这未必意味着他们会强烈要求实行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但现有（往往是威权的）精英阶层将面临压力。

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在女性中的普及）以及数码技术不可阻挡的进步，促使中产阶层更积极地要求扩大自己在社会组织中的话语权。数码革命的影响已经在阿拉伯世界充分体现。共享的即时（且几乎免费）通讯给了全球中产阶层一件强大的武器，让他们为争取在更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命运而斗争。而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超过美国人口。

对西方而言，与数十亿人口脱离贫困这种喜人前景联系在一起的是，许多人可能会拥抱个人自由、人的尊严、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社会富裕程度与个人自由度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繁荣与民主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有许多证据显示，社会富裕程度和受教育程度越高，认同普世价值观的人就越多。全球的专制政府都将难以抵挡这种政治觉醒。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会变得更加稳定或更加和平。大国仍会相互角力。在国内面临压力的政权很有可能在海外找茬挑衅。对自然资源的竞争，以及新兴全球中产阶层的期望与政府满足这种期望的能力之间的差距，都将促使威权政府唤醒排外主义的魔鬼。全球治理机构可能产生的分裂将不会有帮助。

但是，未来世界有望一方面更加普遍富裕，另一方面更加追求自由。这其中肯定有好消息的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