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和科研界的腐败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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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事引发思考

2月底3月初，笔者在参加深圳IIC国际集成电路展会时，从一家国内IC设计公司那里了解到，他们开发一款数字接口产品的设计人员竟然有70多人。而另一家公司知道这种情况后，毫不吃惊，因为该公司的设计团队人数也差不多是这种规模，并表示，这在业内不少见，因为设计师的水平不够高，很多都是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工程师，理论功底与实际设计经验均不深。

回京后，笔者在与一位新能源汽车厂商的技术负责人聊天时问，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战略已经喊了好几年了，可是为什么产业化之路很不顺呢？他回答说：“以动力电池为例，这是电动汽车最关键的“大三电”之一，可动力电池技术一直没有新突破，电池正负极和隔膜材料等基础研发薄弱。所以，电动汽车市场化也就很艰难。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因。”

工程师水平不足和电池材料基础研究薄弱这两件事，使笔者不由想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界存在的种种问题。

目前，中国的GDP已是全球第二，为了可持续稳定发展，经济模式正在从粗犷的资源消耗型向集约的节能型进行战略转移。学术和科研界承担着重要责任，人才是关键。为此，中国政府前些年也出台了加快国内人才培养和引进国际优秀人才的政策，如“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等。

不过，虽然中国经济多年来持续快速增长，但贪腐等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到了学术和科研界。中国的高教和科研体制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官僚化和追逐利益的特点。包括高校在内的中国学术和科研界更象一个追逐地位、名气、头衔、势力和金钱的权力场。

这些不发生根本改变，不要说所谓的“千人计划”，就是万人，十万人计划，仍然会重疾难治。因为“桔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zhi，三声）”。千人在海外是一种表现，回到国内这个“大染缸”，很可能被迫是另一种表现。

中国学术和科研界净土不再

正常来讲，学者要有独立人格，高尚的道德修养，崇高的人生理念，追求真理，自尊自立，不依附于政府或其它社会势力，教育学生以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但中国学术和科研界受社会上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影响，导致的学术腐败、抄袭剽窃、弄虚作假之严重，已从个别院士、教授、学生，呈现出规模化的趋势。学术和科研界这块曾经的净土已像中国的自然景观一样受到严重污染。小到整个师门深陷其中，大到学院甚至学校，如果揪出一个，就会牵连一大群“有名望、位高权重”之人。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方舟子被现实社会孤立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教授、研究人员以绞尽脑计得到行政权力、当官为荣耀时，表明学术界、科研界及整个社会出了大问题。这不仅危害学术和科研界，更严重的是还会影响下一代人的成长和国家的复兴。

现实是，若想在中国学术和科研界生存，学者和科研人员必须把大部分精力用来搞人际关系，即要有广泛、深厚的人脉。

很多情况下，名利与学术或科研能力有一定关系，但关键的是权力和人脉。只有前者而无后者撑腰，则只能终生郁郁不得志；而有了后者，则可呼风唤雨、飞黄腾达。《围城》中现实版的方鸿渐之流不在少数。编造个海外名牌大学或科研院所的身份，就可回国任教或在科研界捧上总监、总裁级别的饭碗，捞到在国外不可能得到的名利。

很多学术和科研界人士与官商为伍，以不光彩的方式攫取社会财富，谋取私利。他们的心态是，我不这样做，别人也会做，所以不如自己先捞到手来的实惠。

因此，学术和科研界对权力的角逐也像政界和商界那样，显得异常惨烈。任人唯亲盛行，师生、同学、上下级和老朋友形成的帮派、团系林立，互相“帮助”，互相利用。职称、学术和科研经费、奖项等的评定，大多最终凭此定夺。

几个惊心的例子

关于学术论文腐败交易，这里有个例子。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前些年经常与某部委有联系。后来得知，该部委的总工程师在位时，曾安排他妻子到一本核心期刊做负责人。后来经营困难，于是这位负责人开始收取版面费。凡是要刊登论文评职称的，都要交钱，论文内容的质量并无人审查，是抄袭还是枪手代写都没关系，只要交钱就能刊登。这样每年能捞几十万元。据说现在政府查的严，此现象已有所收敛。

论文抄袭是个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英国大学中也屡有出现。笔者当年在英国读硕士时，老师开学初专门告诉我们，不管平时的大、小论文还是期末考试，一旦有抄袭或作弊行为被校方发现,肯定会被开除学籍。因为这涉及到做学问的道德问题。否则，习惯养成，难保在今后的研究或工作中不再犯这类不可原谅的错误。

科研经费分配不公问题也是导致权力寻租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个老生常谈的潜规则了。科研项目的重要性和人员水平并不是唯一考虑因素，研究人员要有足够的“活动能量”，才能把经费拿到手。否则，只能看着那些会上蹿下跳的同行往自己口袋里搂钱，并被人取笑为“头脑太木”。这也包括不少刚从海外回来的人，除非被同化后，知道利用人脉才能办成本应该办成的事。

例如，笔者有一位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任教的老同学曾感叹，刚回国时，自己显得太傻，很多明显违背严谨科学精神，且违背自己做人道德标准的事情，由于没有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所以在职称晋级和研究经费方面吃了不少苦头。

后经同学和朋友指点，这位老同学逐渐学的圆滑起来，跟学术权力很大的人物和校内外的高层行政领导的关系搞得火热。不仅职称和经费不成问题，而且还混到了学院院长的位子，办起事来顺风顺水。带了20多个硕士、博士研究生，自己还在校外与亲戚合办了公司，利用各种人脉关系拿到不少项目，那几十个学生就是低薪能干的“好劳力”。由于平时公司事务繁忙，偶尔指导一下学生，实在忙不过来时，就让博士带硕士。现在，这位老同学的个人财产已达到了大8位数，并且在学校和业界很吃得开。（此处的“大”是引用国内收藏界的行话，意思是第一个数字大于5。）

身教重于言教，教授、技术权威们的上述行为会对学生和下属产生极其不良的示范效应，对整个社会都会产生严重后果，想起来就令人忧心忡忡。

还有个高校招生的例子。每年考硕或考博时，如果学生家长有门路，与硕导或博导的关系很铁，送上适量的钱物（包括海外游），那么，只要学生成绩一般说的过去，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笔者一个同学（这里称L）的孩子成绩一般，为了让孩子上一所国内名校的硕士研究生，L找到了另一位同学（G），G是那所高校相关院系的一位硕导，他带着二十多个研究生，经过一番攀谈与交易后，最后一切搞定。当然，L承诺今后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报G。

学术腐败越深，教育质量越低。现在的学生和家长普遍对国内高校教育不满，争相出国留学，尤其是有钱或有权的家庭。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每年的“两会”被戏称为“欧美同学家长会”。

还有个掺杂商界腐败的例子。笔者一位高中时代的老同学在一家三甲医院的一个重要科室当主任，同时，他还是一所医学院的教授兼博导。2年前在一次春节聚会聊天时，据他讲，又买了一套近200平米的四居，正在装修。笔者知道他的职位是个肥差，但没想到能有那么肥。他不无得意地告诉笔者，每年节假日前，都会有几家销售医疗设备和药品的公司给他送钱。过程一般是：老板带着销售负责人来见他，在停车场，让销售从后备箱里拿出一大捆包着的钱，通常是4、50万，更大方的是6、70万（数量的多少表示公司的实力，也决定着今后这家公司在医院的销售额）。这时，老同学打开自己车的后备箱，销售就直接把“大钱包”放在里面，老同学看也不看就关上后备箱，跟对方老板一点头，开车就走。整个过程，这位老同学一句话也不说。

我问他，不是已经查的很紧了吗？他无所谓地回答：“你上全国的三甲看看去，各医院、医疗设备和医药公司都这样，他们也不只给我一个人，院内的关键人物都会有的。现在不捞什么时候捞呀？我老师没赶上“好时候”，不过我能当上这个科室主任和学院的教授兼博导，老师也曾跑前跑后帮了不少忙，我也会报答他的。”不过，具体怎么报答老同学没跟我说。

中国学术与科研界的腐败现象还有很多，笔者只是因工作性质关系与其有所接触，并非学术与科研界内部人士，所以这里只是简单分析了几个问题。

学界和科研界代表着一个国家技术水准的未来。对于上述丑陋现象，笔者不禁要问，他们能够承担振兴中华的重任吗？这难道就是中国的未来吗？（记者 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