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寻求安稳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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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超波（音）认为自己的条件可以在一家大国企谋求一份工作。他是中国最顶尖学府之一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的研究生。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政府最重视的一个领域──环境工程。此外，他正在试验新技术，以帮助找出水中的污染物。他应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然而，他到目前为止已经申请了30家公司，仅获得了四次面试机会，而且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一份工作。

谢超波的父母都是企业家，他们曾经创办过生产玻璃和鞋类的企业，现在经营着一家生产水泵的公司。尽管如此，谢超波却没有兴趣在民营企业工作。这名24岁的工程专业的学生说，中国的学生从小就被教导要寻求稳定，规避风险。

过去10年，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增长了六倍，达到每年600万人以上。这种前所未有的供大于求的局面导致工资被压低，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校学生则担心他们的未来。多个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中国毕业生想在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工作，而不是为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民营企业。政府和国有企业被认为能免受经济萧条的影响。这些调查显示，如今几乎没有大学生愿意放弃政府的铁饭碗而下海、加入初创企业或自己创业，虽然这一代人的父母有很多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这么做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担心，企业家精神的弱化将会影响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和成为富裕国家的能力。清华大学经济学家李宏彬说，当前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国家因此更加难以实现建设创新型社会的长期目标。李宏彬专注于教育方面的研究，并参与了上述一些调查。

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经济学家甘犁2011年对8,400个中国家庭进行的调查显示，在21岁到25岁的人中，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16.4%，这一比例是小学毕业后辍学者比例的四倍。大学应届毕业生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并不如意。清华大学李宏彬的调查显示，2011年，将近一半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低于外来务工人员。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来自中国的农村，在城市的工厂和建筑工地工作。

在山西大学求职的学生

即使在大学努力学习，也不会有太大区别。李宏彬发现，和成绩普通的学生相比，成绩优异的毕业生起薪要低大约10%。许多学生认为，这是因为一些成绩普通的学生有更好的政治关系。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大学生承受风险的意愿。一些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的父母说，他们的家庭没有犯错的余地。他们不愿意让子女冒险在民营公司工作。在寻找配偶时，在政府工作也是一个优势。董林山（音）是一名国际贸易专业的毕业生，她的母亲郑江秋（音）最近在温州吃午饭时告诉她，如果你是公务员，相亲的时候会非常抢手。温州是中国南部一个以民营企业闻名的城市。

五位研究人员比较了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中国三所顶尖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以及北京师范大学(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的工科学生。结果发现中美两国大多数学生的梦想都是创办自己的企业。但等到了将梦想变为现实的那一刻，只有3%的中国学生表示自己会进入一家初创企业，相比之下有这一想法的斯坦福大学学生占比达22%。希望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中国学生数量是斯坦福大学学生的10倍。

斯坦福大学的博斯韦尔(Matthew Boswell)领导了上述研究项目。他说，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相比，中国学生能够动用的风险资本和科研经费没有那么多。这些资源能够帮助那些希望成为创业家的学生抵消因试图创新而可能面临的风险。

工程学学生谢超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份工作

供职于一家西方金融企业的34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学生也明白政府在商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位经济学家回忆说：我毕业的时候，我希望成为像苹果公司(Apple)创始人乔布斯(Steve Jobs)那样的人。因此他寻找西方企业的工作机会，以便学习现代经商之道。但他说，在中国，哪怕是著名企业家也不得不向政府低头。这打击了企业家的主动性。

那些试图通过大规模普及大学教育推动经济发展的其它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中国当前面临的困境。这些国家随后发现他们无法为大学毕业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在拉丁美洲、韩国、印度和其他地方，这一问题导致出现了针对“人才外流”的抱怨，因为大学毕业生都到美国或欧洲寻找机会去了。

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30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10%，但中国大学毕业生依然难以找到工作。所有年龄段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约为3%，远低于小学毕业后辍学人群的失业率。但对近年来毕业的大学生而言，需要大学教育的工作岗位数量不够。

中国大规模普及大学教育的热潮始于2000年左右，并通过将职业学校变为四年制大学的做法加快了这一进程。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有更多家庭能够承担大学学费。但大学学费即使对于按中国标准衡量算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决定课程设置和研究领域的主要是中国教育部或省级官员，地方用人企业很少参与其中。这一做法造成的结果是，很多学校教育出来的毕业生和用人单位需要的技能之间存在错配。清华大学的李宏彬说，雇主开的工资不高是因为，他们认为大学毕业生不值那么多钱。

大学生将政府工作视为生命线。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去年有创纪录的110万学生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比上年多了13%。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中国北方城市哈尔滨，去年秋天有3,000名大学毕业生申请大约1,000个就业岗位，这些岗位涉及的工作多是街道清洁工、司机和其它卫生部门工种。在中国北方煤炭资源地带的中心城市太原，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大四学生郭一涵（音）说，他宁可参军，也不去民营企业当会计，后者的起薪约为每月250美元。

清华大学的李宏彬在2010年对50所院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说，他们希望在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任职，只有11%的人表示希望自己创业。由于没有足够的政府职位，36%的学生最终会进入民营企业就业，另有4%自主创业。大约10%的学生在外企工作。

北京方面试图重新点燃年轻人的创业精神，包括吸引在海外学习并居留的中国企业家和年轻专业人士回国，为他们提供福利分房、研究资金以及最高16万美元的奖金。北京智库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主任王辉耀说，自2008年以来，只有3,300位专业人士接受了这些条件。

包括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在内的中国精英高校都建立了孵化器项目，帮助企业家为高校进行的研究项目开发商业应用。

但人才仍在继续从中国流失。中国政府数据显示，1996年至2011年之间，中国有220万学生赴海外留学，回国的只有三分之一。

现年27岁的戴雨森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Stanford’s School of Engineering)学习之后，于2009年回国。他创立了化妆品团购网站聚美优品(Jumei.com)，现在该网站有1,700名员工，戴雨森也成为中国创业家精神的招牌人物。

他说，他在斯坦福学到了有关团队建设的重要经验，并在与知名硅谷企业家见面的过程中获得了自信。他说，年轻中国企业家的成功可能最终改变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时首先考虑保障的态度。

这仍需要时间。2009年，江苏师范大学生物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景明（音）联合一帮朋友开了一家酸奶制作公司。他们转移到南通市建立业务。但在得知了他们将面对的繁文缛节和下层腐败之后（包括为一些官员报销手机费），他们放弃了梦想。景明后来去了一家国有的环境监测公司。

上世纪90年代，众多小企业将位于中国东南部的温州从荒僻之地变成了有300万家企业的繁华都市。温州市中心有一座巴黎凯旋门的复制品，其市郊则密布工厂。当地人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经商。当时政府在温州和其他地方关闭了上万家亏损的国有企业，导致数百万工人下岗。

但创业家们却没有被奉为救世英雄，而是遭遇了许多居民的怀疑目光。很多人都记得破产的工厂老板没有支付工人工资就关门潜逃的事情。与此同时，许多存活下来的中国国企在上个10年蓬勃发展，如今主导着银行、交通、能源和其他利润丰厚的领域，从而成为毕业生向往的雇主。

政府数据显示，外资企业2000年支付的工资比国企平均高出40%。但到2011年，这个差距缩小到仅为11%。另外，国企还会提供外企所无法提供的一些福利，如办理居住证，从而让新员工得以携带家属，以及让子女上好学校。

人力资源公司韬睿惠悦(Towers Watson)驻北京咨询师林杰文(Jim Leininger)说，国企能提供的东西很多，它们财大气粗，知名度高，会让人产生很强的民族自豪感，而且在那里还能积攒人脉。

其实中国政府本身就被人们看作是相当可靠的雇主，基本上不会有裁员的风险。虽然政府支付给公务员的工资不如国企，但在政府工作受人尊敬和羡慕。而且大学毕业生已经意识到，政府高官的决定能影响企业的生死，也能为“不拘小节”的公务员提供获取灰色收入的机会。

清华研究生、身为温州人的谢超波说，有时你不得不求着政府官员。他说，父母希望他做公务员，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照顾到家族企业的生意。谢超波说，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你就得装孙子，巴结那些当权者。他说，自己不愿到私企工作，因为可能安排给你的工作就是要求人。

25岁的董林山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毕业生，该校用英语授课。她说，自己本希望学习那种“批判性思考”方式。身为温州鞋子出口商的她叔叔和其他雇主都说，中国大学毕业生缺乏这种思考能力。董林山说，大学教育让她看待这个世界的眼界比其温州同龄人更加宽广，但这个学历只让她得到了几个薪资很低的工作机会，如某语言学校的外教助理。

董林山说，在中国私企工作，家里人会觉得没面子，那些公司都没有名气。

后来她又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了研究生，去年11月毕业，这一次她瞄准的是国有银行的工作。董林山发出了50份简历，得到了银行的六个面试机会，但到目前为止工作还没有着落。

她前不久再次对母亲说，不会再考公务员，觉得那种工作很无聊，可能会让人堕落，但会继续找下去，目标是国企的稳定工作。在董林山看来，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去初创企业工作风险性太大。

她说，在叔叔的制鞋工厂里工作是最后的选择。她说，办公司一点都不酷，如果在努力后失败了，别人会笑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