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负责？

FRANKSTON

在中国大陆，事关近几十年来中国历史的书籍，特别是中共党史，从来都是隐恶扬善。

前些时，书店里看到200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此书分第一卷，第二卷，包装精良，洋洋几十万言。对此类书向来无兴趣， 但是仍想看看，经几十年改革开放，对历史的态度有否老实了一点。

别的不谈，翻到党史第二卷有关三年大饥荒一节。上面只写了：1960年，中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一千万，云云。

比起以前完全隐瞒此事而言，总算有一个小小的进步。

三年大饥荒，中国至少饿死了三千万人。这里不敢言“饿死”二字，只说非正常死亡。何为非正常死亡？无言。1959年，1961年有无非正常死亡？还是无言。每一个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都明白这三年发生的事。但是现在的年青一代，读到这些隐晦字句，能知道这三年中国居然有饿死三千万人的惊天大案吗？

难怪许多后代人真的不相信有此事。有的网民说，死了几千万人，该有多少万人坑呀，为什么没有看到哪里有万人坑呢？

就算”非正常“死了一千万，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谁来承担此事责任？书上只字不提。

在古代中国，皇帝为此类事都要下罪己诏。如今的共产党领袖，自称为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有没有罪己？

毛泽东非但没有罪己，还说了如下言论： ”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人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呜呼，如此冷血的人，居然死了几十年还可以躺在天安门广场供人瞻仰？

那位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知道此事吗？他又该负何责呢？据说，周恩来当时下令把各省送上来的饿死人的数字焚烧了。

国家主席刘少奇，算是良知未泯，知道死了这么多人，早晚是要上书的。

时隔五十年了，即使到今天，大陆官方发行的这本书，对此事也就是那么几句冷酷的语言和数字：“非正常死亡一千万”。而这件事的缘由远未说清，这个数字也远非事实。

乌克兰政府为当年斯大林时期乌克兰大饥荒的几百万饿死者树立了纪念碑。

我们中国三年大饥荒的死难者冤魂尚在空中游荡，何时得以安抚？

写党史者，为稻粱谋，为身家性命，知之为不知，曲笔涂鸦，贻误后人。史家的良知何在？

自古以来，中国史家就有秉笔直书的传统，有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即使承担各种风险：受苦受难，坐牢杀头，都不会退缩。

《史记》作者司马迁，因李陵之案遭受宫刑。

《汉书》作者班固，因窦宪案死于狱中。

北魏史家崔浩，因修史宣扬”国恶“的罪名，被灭九族。

《后汉书》作者范晔，因谋反罪被南朝宋文帝满门抄斩。

南北朝《魏书》作者魏收，修史得罪了门阀豪强，死后竟遭人掘墓抛尸。

清朝初年，戴名世因为要写南明历史，触发康熙皇帝发动文字狱。戴名世被腰斩。其数百名亲属朋友，或投河自尽，或死于监狱，或流放东北的宁古塔。

所以唐朝韩愈称：“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 意即：写史书者，不是受人祸，就是受天刑，令人不敢轻易为之。

仔细想想，那些党史作者们，还不仅仅是惧怕人祸天刑，他们在大陆根本无法发行那些宣扬”国恶“的史书。

除了三年大饥荒，中国近几十年尚有许多人命关天的大事：土改，镇反，反右，文革。这些历史事件，每件都涉及数十万，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的死亡数字。但是仅看到这个“非正常死亡一千万”之事，就可以推想其余。总之，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些真实的数字。

这本书仍然在编写谎言。

如果想给后世留下可以传世的史书，就必须说真话。

充满谎言的史书，除了能给作者换来每日三餐饭钱，对于后世人来说，形同卫生间的便纸。只能和那些污物一起，流入下水道，遗臭万年。

我将此书扔回书架，受人愚弄之后只有愤怒和失望。

失望之余，不禁为后辈年轻人深深担忧：他们能否知道上辈中国人遭受的那些苦难？

那些黑暗的历史，会不会因薄熙来之流高唱红歌而变得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