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奠曾经的苦难

淮南老樵

   

   祭奠曾经的苦难

    我的懵懵懂懂的孩提时代正值“肃反”的时候，最先能够记住的是大街的墙壁上刷满了标语，所有的电线杆子也刷上了标语。父亲的单位里，橱窗里贴的是漫画，一只大手把几个画的极丑的小人活活攥死，或是一只蘸水笔把几个小人活活戳死，或是一把大扫帚把几个小人活活扫死。我不认识那上面的字，但天生好奇，问父亲“这是干什么的？”父亲恶狠狠地冲我暴喝：“小孩子问这个干什么，滚回家玩儿去！”

    秋天的一天，5岁的我与大我7岁的姐姐到坟山（今日淮南市文山中学所在地）去摘野枣，看到一队人走过来，有的人端着枪，有的人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人脖子上还坠了一块的石头。被五花大绑的人都戴着脚镣，有的人赤着脚，脚上都是血。

    姐姐颤抖着把我搂在怀里，看着他们踩着荆棘走过去，有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一直看着我们，脸上居然带着惨然的笑意。在山的半坡上，被五花大绑的人全被喝令跪下，端枪的人瞄准了他们的后脑。“轰……”枪响了，硝烟很大，很久以后才散去。有一个端枪的人用枪上的刺刀在倒毙的人身上使劲地扎，直到所有的倒毙者再无动静。

    回家的路上，姐姐告诉我，那个对我们微笑的人是她的一个老师，“胡风反党集团”的“分子”。 我不懂什么是“胡风反党集团”，更不懂什么是“分子”，我只是永远地记住了他的微笑，永远记住了那绳索、那镣铐、那血迹，永远记住了他和那些人被结束生命时的情景，永远记住了我的灵魂曾经为之剧烈地颤栗。

    在以后的“红太阳光芒万丈”的20年里，几乎每一年的秋天城市里都有打着大红勾的杀人布告张贴出来，而且杀掉的大多是“反革命分子”。进入“文革”阶段，密度加大，51节前，国庆节前，元旦前都有“万人公判大会”召开，都有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程序是：政府通知各个企、事业单位带领群众进入会场、大会宣读死囚罪状、游街示众，最后押赴刑场枪决。

    最惨的一个人是日记被同事偷看了、检举揭发了，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因此而被判了死刑。

    毛Z东搞“批林批孔”时，普通工人袁炳礼、李庆云等人认为这次运动就是要打到周恩来，于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党内走资派作殊死斗争”，抢先挑头造反，把整个淮南市闹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因为过了头，二人都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1974年国庆节袁炳礼被判死刑，枪毙前，为了表示冤枉与抗议，大喊了“毛主席万岁”，被人用铁扳手打掉牙齿，嘴里捣入棉纱线。1976年国庆节前李庆云也被枪毙，游街示众时咽喉被“做了处理”，行刑者打了六枪。

    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对杀戮早已习以为常，甚至感到非常有趣、非常快意。每到有人被杀的时候，淮南的市民如逢盛事，扶老携幼、奔走相告：“枪毙人啦、枪毙人啦，快点去看，这回要敲掉好几个呢！”当是时，麻木的群众不仅现实中喜欢此道，就连看电影，影片中一旦演到“阶级敌人”被抓到或是遭枪杀，大家马上就情不自禁的地欢呼起来、热烈鼓掌。

    老樵为人并不胆怯，但是我从来不去参观杀人的“盛事”，孩提的遭遇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灵魂曾经为罹难者颤栗，永远不会走近某种人针对同类的屠宰场。每个人都是仅有一次生存机会，为什么非要剥夺别人的生存权？为什么非要欣赏别人的死亡？

    毛Z东终于死掉了，“阶级斗争”没人操纵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杀戮得以终结，不再有人被无辜地剥夺生命。这应该是苍生之幸、民族之幸。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毕竟经历过血的浸泡，总有几个嗜血的孽种不会死心。

    在薄某人疯狂“唱红”的那几年里，有几个拿着“课题费”假扮“毛左”的败类又在鼓噪复辟“文革”了。他们气焰嚣张，扬言要杀光“右狗”，杀光“反毛分子”，杀光“改良主义投降派”，杀光“新生的资产阶级”。所谓的“文革”余孽，本来是政治投机，为了谋取名利，却宣扬暴力，鼓吹杀人。其实，倘若再次发生“文革”那样的浩劫，鹿死谁手已很难逆料，谁“消灭”谁很难说定，因为人民早已不像47年前那么老实、顺从了。新的“文革”也许正是反人类鬼魅们的血海，人民或许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彻底铲除一切害人虫！

    国家领导人一再呼吁“不折腾”，某种东西还折腾什么呢？

    我们熬过了那个时代，让我们永远牢记那些枉死的冤魂吧，让岁月、时光洗净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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