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大鼠疫重叠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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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龙博客

19世纪末，发端于中国的鼠疫扩散到了全世界：这场疫情起源于1855年肆虐于云南省的腺鼠疫，1894年经由在香港的大流行而扩散到全世界。师从罗伯特 科赫的北里柴三郎被日本政府派遣到香港进行调查，随后与他人共同发现了腺鼠疫的病原菌。同年的几乎同一时间，活跃在瑞士及法国的医生、同时也是巴斯德研究院细菌学家的亚历山大 耶尔辛也发现了鼠疫杆菌，并确定了其与鼠疫的关系。就此，鼠疫的原因首次得到确认。

此后，北里耗费毕生精力确立了以抗血清治疗腺鼠疫的方法，但出血热则至今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爆发于中国的腺鼠疫在20世纪初，经由台湾、日本、夏威夷群岛进一步扩散到了美利坚合众国、东南亚及南亚各地。鼠疫的世界性扩散所投射出的背景，是殖民主义的展开所带来的交通体系的发达化及商品流通的活性化，以及人口的迁移所造成的各地联系的不断紧密化等等。

另一方面，感染症状的有无也催生出了“洁净”与“不洁”的观念，此观念日渐普及，从而发生了针对中国人的检疫及入境限制等等。1902年，东京、横滨也发生了鼠疫，因而政府出台了以5钱(后改为3钱)收购1只老鼠的措施，清除作为传染媒介的老鼠。横滨市内收购老鼠的事务由市政府卫生科、卫生组合事务所、警察局、巡逻派出所等所管辖，根据国民报的资料，截至1905年3月，用于收购老鼠的总金额就突破了4万日元。

从1910年到下一年1911年，清朝末期的满洲爆发了肺鼠疫。俄罗斯帝国与日本企图以“防治鼠疫”为借口进一步打开满洲的大门，但清政府于1911年在奉天召开了奉天国际鼠疫会议，除日俄之外，还邀请了美利坚合众国、墨西哥、英国、德意志帝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匈帝国等众多外国代表参会，降低了日俄两国的影响力。这也是在帝国主义将传染病及其防治政治化的典型案例。

在鼠疫的第3次流行中，最大的受害国是印度。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印度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1,200万人以上。此外，1994年印度又发生了鼠疫，并一度引起恐慌。日本则是在明治之后受外国侵略而导致了鼠疫的第一次流行。二战之后疫情虽然暂时平复，但在1960年代的越南，也曾出现一年死亡1万人的情况。越南战争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是促使传染病蔓延的典型例子。

甚至辛亥革命也是在鼠疫的阴影下开始的：满洲人的老巢哈尔滨，在1910年的鼠疫事件中，每日数百人死亡！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一列火车徐徐驶入哈尔滨火车站。31岁的伍连德手持一台贝克显微镜，在寒风中踏下月台。他的助手林家瑞提着一大一小两只藤条箱，里面装满了实验室器械。

　　伍连德是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踏上这块陌生土地的，此时的哈尔滨，正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有确凿记录的死亡，最早发生在1910年的10月25日。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记载，在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在下榻的旅店内暴亡。“

　　同院居住的房东、客人等亦染疫身亡”，几个人的症状相同：都是发烧、咳嗽、咳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其实早在10月初，俄罗斯境内大乌拉车站附近的一处华工工棚，已有了类似的异常死亡事件。据《东三省疫事报告》记载，当时“忽有7人暴死”。

　　“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内华工一律逐出”，而且也把棚屋里的衣服、行李全部烧毁。被逐出的华工中，有2名在10月19日来到满洲里，正是他们引发了一场后来蔓延东三省的瘟疫。

　　从10月25日开始，死亡开始弥漫一个又一个城市。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

　　哈尔滨收到的第一个疫情报告的时间是11月7日。两名捕猎旱獭的华工从满洲里来到哈尔滨，住进一家钻井工具商店。不久，这两个人都染病而死，而且还传染了与其同住的另外4人。瘟疫由此在哈尔滨蔓延开来。

　　这几乎是年轻的哈尔滨面临的第一个严峻挑战。

　　追溯起来，哈尔滨的历史，与中东铁路的历史是并行的。“可以说，先诞生了铁路，后诞生了这个城市，这是非常特殊的。”哈尔滨市作协主席、著名作家王阿成对我说。

　　此前的哈尔滨只是一个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开通，外国人也大量涌入，占了人口的51%以上。“那时哈尔滨的街牌、商家的牌匾，都是以俄文为主。”“当时的哈尔滨集中了一批精英，包括文化、商业、音乐、建筑等领域。”阿成说，中国第一个电影院、第一个交响乐团，都诞生于哈尔滨。

　　黑龙江作家迟子建，刚刚完成了以100年前的这场鼠疫为背景的小说《白雪乌鸦》。为了更深入了解当时那一时期的历史，她查阅了大量资料，对于那一时期的哈尔滨，

　　她也有了诸如“当时的哈尔滨每半个月就进口一部西洋电影”的意外发现。

　　以铁路为界，哈尔滨分成“道里”和“道外”两个区域。与道里生活优裕的俄国人、日本人相对应的，是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的中国人聚居区。他们大都挤在拥挤不堪、污

　　浊肮脏的小屋子里。鼠疫爆发后，傅家甸很快就成为重灾区。

　　“傅家甸的人口居住得非常密集，如果鼠疫不能扑灭，这将成为一座死亡之城。”阿成说。当时居住在傅家甸的大都是来自山东、直隶的劳工，在东北淘了金之后便返乡，

　　他们会把病菌带到全国，所以阿成形容，那时候的哈尔滨“像一个巨大的病菌炸弹”。

　　当时还有一个超出人们经验范围以外的新情况：随着铁路的发展，人群移动的频率和范围大大增加，瘟疫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疫情发展之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所形容的那样，

　　“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在奉天，瘟疫甚至引发了人们的挤兑风潮。恐慌也传到了政治中心北京。施肇基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当时哈尔滨每天数百人的死亡报告传来，

　　而且瘟疫还在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都不敢与中国人来往，北京东交民巷的外交团区内，“亦限制华人入内”。“当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

　　其实让清政府更忧虑的，除了瘟疫，还有背后一场看不见的较量。

　　在东北，哈尔滨和奉天是“北满”、“南满”两个铁路枢纽中心城市，不但有较多外人侨民居住，且俄、日铁路附属地与中国市政重叠，检疫、防疫更具主权象征意义。疫情发生后，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防疫不力为由，纷纷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共同主管防疫。锡良忧心忡忡地写道：“查疫势传染甚烈，外人尤极注意，办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机干预。”“南满铁

　　路属于日方，所以他们向清政府发照会：如果控制不了疫情，他们自己将派医官过来。俄也向清提出在嫩江设立检疫站，这其实不仅仅是防疫的问题，这涉及警务权、行政管理权的问题。”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史教研室的马学博老师分析。

　　也许正是因为情势之复杂，所以当时清廷负责处理东北疫情的，并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务部。而外务部的态度是：事关主权，万难也认----要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这场瘟疫。他们向俄国和日本证明，中国能够独立处理好这场瘟疫。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临危受命

　　在突然接到来北京的电报邀请之前，31岁的伍连德其实只是一位刚刚从南洋到中国两年有余的华侨。

　　1879年3月10日，伍连德出生在马来亚(现马来西亚西部地区)的槟榔屿。其父伍祺学16岁从广州漂洋过海来到当地，在当地开一家金铺。伍祺学与当地华侨女子林彩繁结婚后，生了5子6女。伍连德是第四个孩子。17岁时，他考取了英国女皇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深造。1903年，伍连德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1907年时的伍连德已是马来半岛小有名气的医生。他接到了一封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医学校副校长的邀请信。信的下方，赫然印着“直隶总督袁世凯”。

　　到中国之前，伍连德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自夫人黄淑琼。黄淑琼是著名侨领黄乃裳的长女。黄乃裳后来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会员，曾任福建省省长。黄淑琼从小在中国长大，很希望能回到祖国与亲友重聚。加上她身体虚弱，不太适应南洋炎热的天气，伍连德后来在自传中坦承：“我决定归返祖国，开始我的新生活，这多少和她的情形与意见有关系。”

　　1908年10月，伍连德一家三口离开槟榔屿，经香港到上海。将家眷安置好之后，只身北上。不料，到达北京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亡故，袁世凯已被开缺回乡。伍连德一时茫然无措。

　　后来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海军官员程壁光和丁士源的推荐下，他得到了军机大臣铁良的正式任命，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伍连德生长于海外华人家庭，长大后又留学英国，早年缺少学习中文的机会。回国后，深感不懂中文之不便，到天津之后，他聘请教师学习中文。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他能用普通话讲课。

　　随后，他与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人有了交往，对中国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

　　1910年12月18日的一封电报，彻底改变了伍连德刚刚平稳下来的生活轨迹。电报是从北京的外务部发来的，发电人是外务部右丞施肇基。1905年，由端方等带领的清政府宪政考察团曾到访过马来亚槟榔屿，作为随员的施肇基，与伍连德曾有一面之缘。等伍连德急速进京、与施肇基见面后，施肇基告诉他，上次槟榔屿见面之后，伍连德给他的印象极深。所以后来听说袁世凯打算聘用专家改革陆军军医学堂时，他便大力推荐了伍连德----直到此时，伍连德才恍然明白当初接到的那封邀请信的缘由。

　　出生于江苏的施肇基早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就在疫情爆发的几个月前，施肇基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转到外务部。其实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美国丹佛大学医学博士、海军总医官的谢天宝是第一人选。可是谢天宝却以北京到哈尔滨路途遥远为由拒绝。此时，施肇基又一次想起伍连德。而伍连德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并没有提及自己是否有过一番挣扎，只是留下了这样的字眼：“施肇基的估计是：除非中国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制止疫情蔓延，否则，俄、日将采取行动，并最终演化成为一个外交事件。”

　　1910年12月19日一早，伍连德返回天津后便直奔陆军军医学堂。他紧急召集毕业班学生，征求自愿和他一起去东北的人。教室里一片沉寂。几分钟后，两名学生站了出来。令伍连德意外的是，站起来的两人都是广东人。

　　走马上任

　　1910年11月初，傅家甸每天还只是一两例染疫之人的报道，至12月中旬每天4～10名，到了12月下旬增至数百人。由于传染人数增加太快，专业检疫人员无法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例，得到病患家人的通报后，只有依靠临时雇来且没有防疫经验之人前往甄别，然后将被认为染疫之人移送至隔离营。为了逃避警察检查和强制性消毒，有些病患家庭在夜间将患者尸体抛在街上。第二天早上，警察把这些尸体收集起来，放在一个个薄木棺材里，埋在乱坟岗子。如果患者死在家里，家人则可以在没人过问的情况下，从容运到城外安葬。临时征集来的护士、看护妇、消毒工和埋葬工，虽都被要求穿戴防护服和佩戴口罩，但都置若罔闻，口罩挂在脖子上而不戴，致使不少人也被传染。

　　疫情发生以后，当时从奉天派来两名西医前来处置，但是他们能够调动和支配的人手只有5位与之同来的护士。大多地方行政长官对现代检疫、防疫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如最初负责傅家甸检疫、防疫的地方官就是一位典型的传统文人。此人拥有举人头衔，操一口带有浓厚吴地口音的官话，既不通英文，也不通俄文，根本无法与俄国人直接交谈。伍连德后来回忆：他抵达后第二天与其见面，早上9点钟赶到县衙门，居然还在客厅等候了半个多小时。伍连德与之交谈后的印象是：“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形势的复杂化，并使疫病向更远的南方蔓延。”

　　所幸从奉天来的姚医生和孙医生毕业于盛宣怀创办的天津北洋医学堂，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接受西方现代医学训练的人。北洋医学堂是一个英式医学院，专门从香港、广东和福建以及天

　　津招收会英语的学生，用英语授课，所以伍连德可以用英文同他们深入交流，了解情况。

　　当时东北的各种报纸报道这场大瘟疫时，都称之为“百斯笃”----这是“鼠疫”的日语音译。这场蔓延东三省的瘟疫究竟是不是鼠疫？对伍连德来说，他迫切需要的，是要用科学的方式对这些猜测用实证的方式予以回答。

　　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伍连德得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于瘟疫，他决定解剖尸体。

　　当时中国对现代医学完全是一片蒙昧状态。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面临着社会风俗的压力，从法律层面来讲，也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伍连德只能秘密进行。

　　这一次的尸体解剖，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在伍连德等人的推动下，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公布了关于尸体解剖法规的总统文告，随后颁发了详细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官方准许尸体解剖的法律性文件。由此可以想见，伍连德当时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当时也没有实验室，伍连德和助手就在当地总商会借了一个房间，做血液化验。将样本固定后进行组织切片检验。令伍连德兴奋的是，在贝克显微镜下，他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椭圆形的疫菌----毫无疑问，流行在傅家甸的正是鼠疫。伍连德立即向北京外务部发去电文，报告此事，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傅家甸；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伍连德发现，这一次发生的疫情显然与以往对鼠疫的认知有很多冲突。初到哈尔滨时，姚医生也向他坦陈了他的观察：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他认为这种病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的急性肺部炎症。在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派了一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是北里柴三郎的学生，他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菌的。基于种种事例，伍连德大胆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可以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传染，他将此命名为“肺鼠疫”。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成本费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后来，在沈阳召开的国际鼠疫研究会上，各国一致赞成采用这种口罩。至今，医务人员仍在使用这种口罩，并称之“伍氏口罩”。

　　1911年新年元旦的前夜，伍连德当时拜访了很多外国领事馆，向大家讲了他的“肺鼠疫”理论，呼吁群起防治。然而，除了美国领事罗杰・格林之外，几乎没人相信他的话。

　　而伍连德人际传染的“肺鼠疫”理论，也遭到了同行的抵制。1911年新年第一天，伍连德决定去中东铁路医院探访。那里的主治医师是只有28岁的哈夫金(Haffkine)，他毕业于基辅大学，他的叔叔W。哈夫金则是著名的鼠疫专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

　　伍连德注意到，这里的传染病房并没有设置隔离区，医务人员也没有任何防护性措施，因为哈夫金笃信鼠疫是不可能通过人际之间传播的。哈夫金很热情地接待了伍连德，他随手发给伍连德白服、白帽和胶皮手套，邀请他一道查房。

　　“当时的情形真是一个困境！”伍连德后来回忆此事还感慨万分。如果在查房之前向哈夫金索要口罩的话，伍连德担心此举被看成是懦弱或缺乏职业勇敢的表现；可是难道就这样不加防护地鲁莽地进入病房？

　　病房里8个病人，其中6个中国人，2个俄国人，每人都躺在各自的铁床上。全部的病例记录表明，病人高热和心率过速。所有病人都很虚弱，一些人轻微咳嗽，另一些人明显呼吸窘迫、痉挛和咳嗽，并带有淡粉色的血痰。哈夫金检查了两个病人的前胸和后背，伍连德注意到，他并没有直接面对病人的呼吸。

　　轮到伍连德时，他只做背部听诊，尽量伸直持听诊器的手臂，有意识地仰起头与病人保持一定距离。“如果当时我面对病人前胸而不是背部听诊的话，或许今天我就不会活着讲这个故事了。”

　　伍连德晚年撰写自传时提及这段经历仍心有余悸。

　　当时，哈夫金医生告诉伍连德：他们已注射了他的叔父所制的疫苗，足够安全，不需要其他的预防工具。

　　“哈夫金当然提取了血清制成疫苗，但其疗效很不稳定，当时很多病人注射之后也只能延长存活两三天。”马学博老师介绍说。

　　可在当时，哈夫金对自己叔叔的疫苗坚信不疑，也不相信伍连德的“飞沫传播”理论。直到梅斯尼(Mesny)的死，才改变了这一切。

　　当伍连德要求增派医务人员的电报发出后，北京方面开始向全国的各类医院和医疗机构征集志愿者医生和受过训练的护士到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

　　第一位前来的志愿者是法国医生梅斯尼。梅斯尼来华多年，曾是一名军队外科医生，时任天津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1908年唐山曾发生一次死亡800人的小规模鼠疫，在梅斯尼的主持下得以控制，因而他也深得信赖。

　　伍连德对梅斯尼的到来十分高兴。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发生在哈尔滨的疫情告诉他。但当他介绍完疫情，以及自己肺鼠疫的结论后，他发现这位老朋友的情绪不太对头----伍连德后来才知道，

　　来哈尔滨之前，梅斯尼在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梅斯尼认为伍连德经验不足，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取代他，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不料却被锡良婉拒。

　　伍连德回避了与梅斯尼发生正面冲突，他给施肇基发了一封辞职电报。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情愿把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梅斯尼。整整38个小时之后，他收到北京的回电：决定召回梅尼斯，仍由他继续担纲三省防疫。

　　可是几天后，伍连德却意外得知梅斯尼生病的消息。1月5日，梅斯尼前往哈尔滨铁路医院，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先后诊断了4名传染者。3天后，在俄国大饭店，梅尼斯头痛、发烧、彻夜不眠。

　　小哈夫金将他转到了俄国人病房，在检查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小哈夫金为他注入了两支血清，但毫无效果。1月11日，梅斯尼去世，距离他去铁路医院仅仅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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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年，满洲帝国就在辛亥革命的打击下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