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九章 评法批儒：毛、周关系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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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第九章 评法批儒：毛、周关系的结束


    一九七四年新年伊始，大有第二次文革之势的沘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同九年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如出一辙，这次又是毛泽东和江青这对政治夫妻合伙上演的双簧戏。


    对于这场运动的锋芒所指，普通老百姓开始大都感到茫然不解，但在当时的政治核心阁中却不是什么秘密，彼此都心照不宣，不过是把一个多月前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内容直接捅向了社会。


    其实，发动这场运动的玄机，在此之前发表的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献词》中就已经隐晦地透露出来，宣称"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要求"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而这正是把毛泽东在半年前"七?四"谈话中批周的那四句点睛之语"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改头换面地端了出来。


1.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两大情结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是他内心深处文革情结和反儒情结作祟的结果，而批周则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毛把周恩来视为可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同时也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毛决心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作一根本的解决。评法批儒便为此而来。


    当然，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动机是复杂的，并不单皋外心和周恩来个人过下去，而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确切地说，是毛内心深处两个情结作祟的结果。其一是现实政治中的文革情结；其二是文化历史观上的反儒情结。而批周不过是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罢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毛泽东的文革情结。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政治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批林彪不行，一批又怕否定文革。眼见文革已经破产，毛却不想认错服输，从此改弦更张，还要硬着头皮搞下去。与其说这是毛对自己政治理念的执着，不如说是忧惧他本人身后的存秋褒贬。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文革倾注了他全部的政治资本，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遗产，一旦文革被否定，他的一世英名也就毁了大半。将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这成为熟读史籍中人物传记、渴望成为旷古一人的毛晚年最大的心病，为此食不甘味，夜难成寝，绞尽脑汁寻找解救之道。


    为了摆脱困境，稳住文革的阵脚，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就想方设法来洗刷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诸如公布《"57l工程"纪要》和在文革发动之初写给江青的信这一类东西，要求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要"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一作者注) ，封杀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对批林整风运动画地为牢，只许批右，不准批左，等等。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出自毛担心批林会危及整个文革遗产的心态。


    然而，毛泽东这样做在政治上所面临的难题是：林彪判明是文革"左家店"的二掌柜，却硬要去批他的"极右实质"，实在是有些生拉硬扯，在政治上难以服人。更让毛恼火的是，其心可诛的周恩来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在下面挑动批极左，使得这出戏更加难以唱下去。尽管批左很快就给压了下去，但毛泽东深知这种主张在党内外却大有市场，已经成为政治上集合各种反对势力对文革进行秋后算账的一杆旗子，而周恩来则是其中的挂帅人物。如果不及早根除这股势力，非但文革迟早会被断送，毛本人最后也难逃脱被清算的命运。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决然不能容忍的，为此决定在政治上发动一场保卫文革的圣战。除此之外，原来发动文革的那套说辞已经破绽百出，很难再自圆其说了，也需要换一个角度来为它辩护。


    其次，再来看毛泽东的反儒情结。


    毛泽东出身寒微，投身共产革命前只是湖南一个穷山沟里的农家子弟。其祖上世代务农，大字都识不了几个，自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像一般读书人家里那种尊孔读经的家学薰陶。毛少年时代虽曾上过几年私塾，却对四书五经一类儒家正统文化并不感兴趣，而是贪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深受中国下层社会文化的影响，崇拜向往《水浒》辩传》中梁山好汉的造反精神。当年在念私塾时，就曾带领同村伙伴干过砸孔子牌位这样一类的事情。


    毛泽东这种自小就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反对儒家正统文化的情结，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大潮的激荡下变得更加强烈，对封建礼教和儒学的厌恶相反叛远远超过时人之上。毛本人的人生哲学-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对儒家学说中所谓"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境界的离经叛道，存心反其道而行之。毛的这种特立独行、蔑视传统、挑战权威的思想性格，在其日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显露出来。


    当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一概排斥，而是从实用的角度兼收并蓄，包括某些儒家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减弱毛氏思想性格中鲜明的反儒倾向。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虽说毛的不少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明显带有墨家学派的影子，但他本人却对法家思想情有独钟，格外推崇厉行严刑峻法。在历史上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自称他本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乃至一再为他翻案，在"焚书坑儒"的问题上公开与秦始皇自比，毫不讳言自己"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偏爱法家，究其原因，固然是推崇其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及在中国完成大一统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法家的理念与他本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治国指导思想相合，而且还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这就是为什么法术之学在历史上总是博得那些好大喜功、渴望建立千古霸业的专制帝王青睐的缘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秦始皇实在是一脉相传。


    除此之外，毛泽东偏爱法家也还有性格上的因素。耐人寻味的是，毛的反儒情结是根源于小时反抗其父的封建家长制，而毛的尊法倾向却又明显地带有其父的性格烙印。毛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总是念念不忘提到他如何痛恨其父的冷酷、自私和专制，然而他们《i子二人的性格特征却极为相似，正是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毛在许多方面部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特点：狡黠、冷酷、专断、暴戾，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毛这种充满霸气，喜欢独断乾纲而又喜欢玩弄权谋的政治人物来说，法家的主张自然正好投其所好，毛对其格外偏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为什么说批周汇集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两大情结呢?


    其一，毛泽东把周恩来视为可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毛当年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惧怕有人会在他身后像赫鲁晓夫那样作他的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然而，在整死了刘少奇，逼死了林彪之后，毛却继续被这个噩梦所缠绕，内心的恐惧感非但没有稍减，反而因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而与日俱增。


    这一回，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锁定在周恩来的身上。他早就看出周虽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顺，处处摆出一付俯首听命的姿态，骨子里却对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态度暧昧，始终有所保留，总是想伺机另搞一套。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没到。"毛的这种看法，在他发觉周趁他病重之际，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暗中对文革所实行的一整套东西偷梁换柱以后，益发确信不移，由此心结日深，必欲整之而后才能心安。


    其二，毛泽东一直把周恩来看作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尽管毛、周两人共事多年，更确切地说，是周辅佐毛打下红色江山，并为其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却相当冷淡，远不如政治上的合作那样密切。毛、周两人在私下很少往来，毛终其一生甚至连一次西花厅也没有去过，仅限于公事公办。究其原因，除了毛始终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存有心结以外，实在是因为两人的为人处事之道迥然不同，乃至格格不入的缘故。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身上儒家那套东西的影响很深，为人城府极深，表面上一副谦议村个的模样，讲求隐忍克己，委曲求全，凡事总是不偏不倚，而骨子里则圆滑、世故、虚伪，在政治上缺少原则，总是和稀泥，随风倒，摇摆不定。凡此种种，无不渗透着儒家的那套处世哲学和假道学的气味。这种为人自然是怀有反儒情结的毛所鄙夷下南的。


    不过，让毛泽东很有些愤愤下平的是，周恩来这种为人却总是博得党内外的好感乃至国际上的称誉，这种感觉越到他垂暮之年越发强烈。尤其是在林彪事件后，毛被弄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毁了大半，相形之下，周却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在党内外声望大增，大有功高盖主之势。


    毛泽东自视一生打遍天下无敌手，无论是党外的蒋介石，还是党内的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手下败将，就连斯大林也不在话下，没有想到最后却碰上周恩来这个难剃的头，从当年中央苏区一直和他缠斗到现在。其间，毛曾几次动过整周的念头，但都被他的太极软功所化解，到头来总是不了了之。这是枭雄一世的毛无论如何也咽下下这门气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觉已经年迈体衰，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决心联系眼下政治上否定文革的倾向和历史文化观上的尊儒传统作一根本的解决。批林批孔运动便是毛为此而精心发动的。


    应该说，毛泽东是擅长抓题目做文章，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老手。他凭借其多年来与周恩来交手的经验，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是一个比刘少奇、林彪更加难缠的对手，所以很早就开始用心机，寻找合适的题目。


    林彪事件后，中央成立了审查林彪反党罪行的专案组，负责清查林彪一干人的问题。在表面上，专案组足以周恩来为首，实际上则由江青一手掌管，直接对毛泽东负责，所有重大问题都是由毛本人拍板决定的。清查中，林彪的住地毛家湾是重点。江青指派她的亲信迟群、谢静宜二人进驻其中，负责清查工作。迟、谢二人带人翻箱倒柜，不放过任何一张纸片，以期能够从中找到林彪反毛的证据，帮助毛在政冶上摆脱困境，同时严防任何可能损害毛泽东形象的东西扩散出去。


    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虽然并没有找出什么林彪谋反的罪证，却歪打正着地翻出了不少林彪让人摘录的孔子、孟子等人的语录、读史心得卡片以及林彪、叶群互赠的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样一类赞赏儒家思想的条幅。


    目前还没有第一手材料披露毛泽东看过这批东西后的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反儒情结。而且对于一直苦于找不到一套更好的说辞来为文革败局开脱的毛来说，这批宣扬儒家思想的东西，正是他日思夜想而求之不得的，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而且一箭双雕：既可从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角度来为文革辩护，又找到了批周的题目。


    因此，说毛泽东看到这批材料之后，便萌生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念头，大致是不错的。不过，毛当时并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在发觉周恩来在下面挑动批极左，想存政治上另搞一套后，才着手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舆论。由此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还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接连对周恩来所主管的外交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开始为此造舆论。随后又不断通过江青放风，提出要展开对于"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一开始，毛开刀的对象选择的是中共官方头号御用文人、与周氏私交很深的郭沫若。


    一九七三年春天，毛泽东先是写了一首打油体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把郭氏几十年前写的《十批判书》翻出来，大批了一通。接着，毛又在同张春桥、王洪文进行的那次针对周的"七?四"谈话中暗藏伏笔，专门谈了"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姑皇，提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十大召开前夕，排周和批孔双管齐下，作了精心的部署。他一方面在政治局会议上借古喻今，大讲历史上汉高祖刘邦刑白马为盟，提出"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典故，提出："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王'的?"有意把王洪文抬出来，以便彻底堵死周恩来在他身后接班的可能。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把江青找来吹风，专门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并念了一首后来流传甚广的《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定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起初，对于毛泽东突然劈头盖脸地批评本来大有起色的外交工作，同时又不同寻常地大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举动，周恩来还弄不人清楚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这年七月间，他在随同毛会见杨振宁时，还在插话中表示：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不过，他很快便发觉毛并非无的放矢，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其中大有名堂，联系毛毫无来由地对外交工作大加指责，此举很有可能就是冲着他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再一次施展顺守之道，用"大极软功"来应对。他一方面赶紧就惹毛泽东发火的外交部《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一事检讨认错，尽量缓和事态。同时带头表态拥护毛指定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决策，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内军中老干部的说服工作，甚至为此在中央的会议上同讥讽王洪文是"儿童团"的许世友当场争辩起来。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的意见却按兵不动。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时，周让她碰了一个软钉子，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对周恩来的这一手，毛泽东早就有所防备，暗中作了上下；；丫；的布置。就在江青向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关于儒法斗争谈话内容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奉毛之命连续发表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篆闽的批孔文章，手法和当年批判《诲瑞罢官》时接下来，十大刚刚开过，江青便指挥她的一班人马行动起来，贯彻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刊载所谓"评法批儒"的文章，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势。与此同时，大搞影射史学，借古讽今亨指桑骂槐，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氏。


    譬如，在其中打头阵的是直接听命于江青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即后来屡屡用笔名"粱效"的写作班子，仅在十大结束的几天之后，他们便抢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文中有意从孔子扯到相传制订周礼的周公旦，指其为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而"周公"正是党内外为人们所熟知的对周恩来的尊称。


    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也推波助澜，借"评法批儒"之机，接连发表或转载影射周恩来的文章。姚本人虽然没有像当年批判《海瑞罢官》那样直接捉刀动笔，却在幕后出题目，亲自指点重点文章的写作。在布置《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文的写作时，姚强调要突出批秦朝丞相吕不韦，并点出"要害"是"要批折衷主义"。


    这篇文章后来在这年十一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文中影射当今政治，称"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但是，由于秦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家，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号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据说，江青在文章发表后大为赞赏，并一语道破天机："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一吕是宰相。"


    大概是觉得这样写还不够劲，因为不便在党报、党刊上做得太露骨，于是一本名为《学习与批判》的杂志便在上海应运而生。它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操控，在批周的问题上更加赤裸裸，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经常在上面以"罗思鼎"的笔名对周恩来施放暗箭，借评点历史人物的机会，指桑骂槐，极尽攻讦中伤之能事，诸如"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一类的影射文字在这本杂志中随处可见，让明眼人一哩而知其矛头所指。


    对于这种充斥报刊的隐射诋毁，周恩来自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敏感，联系到近来毛泽东对他的明显不满，很快便觉察出所谓"评法批儒"实际上是冲着他而来的。而且江青手下一班人马敢在十大后这样公开另搞一套，显然是大有来头，背后有人在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周知道与他们正面交锋是不明智的。但听任这样搞下去，又会让他们得寸进尺，必须作出某种反击。


    为此，周恩来避开江青，专门找她的"炮手"、时任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的迟群谈了一次话，批评他在教育上标新立异，另搞一套，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件大事来抓"的做法。


    周恩来的这种抵制自然无力扭转整个形势。自恃握有尚方宝剑的江青一干人根本不买他的账，继续在批孔的问题上大做文章，陀放明枪暗箭。迟群甚至还对周的批评反咬一口，宣称："反对批孔，就是复辟。"仅仅一个多月后，周恩来便因基辛格访华一事而灾祸临头，毛泽东下令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在政治上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出戏恰好为毛随后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的真实目的作了历史的注脚。


    目前大陆官方在评述批林批孔运动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毛泽东开脱，而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江青身上，指这是江青打着毛的旗号，"另搞一套"的结果。事实上，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江青固然十分活跃，在前台呼风唤雨，发号施令，但实际上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主帅，只不过一直躲在幕后罢了。这一点，仅从当时屡屡见诸报端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提法便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之所以放江青出来充当批林批孔运动前台的领军人物，除了他一向喜欢在幕后当导演外，还有想让党内文革派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而后的掌权创造条件。当然，毛十分了解江青志大才疏，目空一切的为人，但却从不怀疑她在政治上对自己的忠心，而且还格外欣赏和看重她在斗刘少奇、林彪和批周时所表现出来的敢打敢冲的劲头，认为是个可以挑大旗的人。


    正是由于这一点，毛泽东对江青虽多有批评，却主要是恨铁不成钢，而在实际上总是多方偏护，刻意扶植。一直把她作为手中对付政敌的一张王牌。这一次又派上了用场。


    另一方面，老于权谋的毛泽东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在政治上风险很大，弄不好将会激起党内军中的强烈反弹，导致局面失控。这是年老体衰，自感己经力不从心的毛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不这样做，又无法消除心头的霉忧。在这种情况下，毛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手法，有意把江青推到前台打头阵。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样搞得手的话，既可去掉自己的心病，又可帮助江青在政治上立威，壮大党内文革派的力量。反之，如果搞不下去的话，则可相机收兵，由江青来承担骂名。即便如此，也仍然可以给党内外企图否定文革的势力以当头棒暍，在政治上收到遏阻之效。批林批孔运动后来的实际发展也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