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两国的求生经历——两种社会体制两重天

FRANKSTON

作者：范雨臣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可是，每逢提笔又都犹豫起来，我常问自己，我真地又活过来了吗？

　　话从2011年说起，盼望已久的清华百年校庆及入学50周年终于到来了。北京的几位同学从几年前就开始张罗聚会。当年工宣队进校后匆忙毕业。尔后各奔东西，各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拼搏、摔打，联系不多（其中有派性作怪）。如今年近古稀，怀旧心绪与日俱增，甚至可以说“与日巨增”。“怀旧”在西方叫作Nostopathy，西方人把它称为“怀旧病”或“怀乡病”。人一上岁数就都毫无例外地害这种病。每个上岁数的人都总是爱回忆20来岁、年轻时的情景，却很少回忆近20年的事。毕业后这40多年如同大浪淘沙，淘出了谁是金沙，谁是铁沙或泥沙。我大概算铁沙，在这个体制下，没受宠，也没挨整。在海外漂泊了近30年，至今仍是草民一介。原想在外苦干几年，梦想成为洋大款儿、洋大腕儿，期待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可如今，每天只能靠反复细听费翔的《故乡的云》消愁、解闷、打发日子，越听越觉得这歌好像是专门为我谱写的。

　　聚会上的兴奋、激动没几天就过去了。拍拍屁股，只能再次各奔东西，回家各过各的日子。家里有什么高兴的事，回家后继续高兴。家里有什么难念的经（据说家家都有），只能硬着头皮回去继续念下去。人活到这会儿，到了古稀之年、通过这次校庆聚会才刚刚体会到“没有不散的宴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到了6月份，我们单位组织体检。这是个机会，我已多年没体检了。（我出国后，由于每年都给单位如数上交“人头税钱”，所以单位一直为我保留位置。直到60岁办了退休，才停交。）

　　随当年的同事来到宣武医院体检。不料，被轰了出来。原来这些年院里划定了新的“阶级成分”，各种待遇都严格按“阶级成分”赋予。同是院里的职工，体检分三个等级：1）院长、院士在北京医院体检，2）教授在宣武医院，3）剩下的“杂烩”在海军医院。30年前当我出国时，职称是副教授，自然就划入了“杂烩”级别。我倒不介意这个级别，只要能体检就行。来到海军医院的地下室一看，哇！一千多人挤在里边（我院的退休人员约有1500多人）。每一项检查都排长队。我耐心地排，但越排越后，加塞的太多。一赌气，不查了。

　　到了8月，突发剧烈咳嗽，晚间最厉害，没法入睡。挺了10天，非但不见好，反而更坏。到海军医院照胸片，发现有问题，再做CT，我几乎被震晕了，胸腺癌，癌体已9x6cm，已严重挤压了气管、肺和心脏。从海军医院回住处的原本只有十几分钟的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眼前这一切是真的、还是在梦里？晚上整夜合不上眼，走到卫生间，对照镜子反复用力拍打脑门、试图使自己清醒过来。对照镜子反复用力拧脸、看是否真有疼痛感，以此验证我是否在做梦。反反复复，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漫长、最难熬的一夜。眼见东方的天空渐渐发白，当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一切不是做梦时，心反倒平静了下来。眼下最紧迫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首先应搞清病情，其次必须决断是在哪儿治疗，是在中国还是回以色列。此时离预定回以色列的时间只有35天了。

　　海军医院的大夫曾当场给我填了住院单，要我住院手术。我犹豫起来，我连自己的病情都没搞清楚，怎么能稀里糊涂地做手术？见此情景，大夫说要么你去其它的医院看看，比如肿瘤医院。

　　一大早，约4点来到肿瘤医院，穿过拥挤、烦人的医托人群，步入大厅、排入长队，最后终于挂上了一名正教授专家号。肿瘤医院到处是人、挤不动（后来发现许多医院都这样），就医者大多是外地人。院内到处流窜着“捡破烂”的，他们趁人不备，专“捡”病人携带的CT胶片。病人做一次CT要千把块钱，可是把胶片卖成废品只有十来块钱，但“捡破烂”的人认为是值得的，因比卖废纸贵多了。忽然，一声嚎哭撕人肺腑，一名外地农村妇女的胶片不见了。周围的人麻木地看着，什么反应都没有，甚至有些人根本不屑一顾，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这情景令我不禁想起电视中的《动物世界》，当猛兽追赶草食动物中的某一个体时，其它未被追逐的仍悠闲地吃草，因它们觉得这事与自己毫不相干。我们可以原谅这些动物，因它们没有社会、更谈不上文明。可是，在号称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怎么却是一番“动物世界”景象？我赶紧告诉那妇人刚才走过的一名“捡破烂”的体貌特征，让她赶快去追赶。回到座位，我紧抱怀中的胶片，慢慢地闭上眼睛。连日来悬浮的心稍感踏实了点，因我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我还属于人类。

　　肿瘤医院的大夫要我再做一个增强CT，就是打入显影液的CT。做完之后，大夫说，瘤体已严重浸渍主动脉，手术必须连同主动脉一起摘除、换一段人造动脉管，并说由于他们医院没有体外循环机，他建议我去北医一院找一位叫李简的大夫。我再次被震懵了，没想到病情这么严重、手术这么复杂。（后来从304医院得知，肿瘤医院的诊断纯粹是胡说八道，并知晓了其中的原因。到了以色列，再次证实是胡说八道。）

　　到了北医一院，挂了李简的号，这位原来是“超级专家”，挂号费300元，约定于后天8：15准时候诊。可他却11点才到。我简述病情，把18张CT大胶片恭恭敬敬地呈上。他不看胶片，反复在胶片中寻找什么，足足找了2分钟。我问他找什么，他不做声、继续寻找。我突然悟到他可能是找CT片诊断书，我赶紧从包里掏出，再次呈上。果然猜对了，他拿起诊断书左看右看，看了足有15分钟。我被搞糊涂了，那诊断书上总共才4行字，怎么看这么长时间？又过了2分钟，终于看完了。他抬起头，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又被搞迷糊了，怯生生地说“你不看胶片吗？”他随便抽出一张，看了只有2-3秒，又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被彻底搞糊涂了，本来该轮到他讲话了，看这架势倒像是让我讲话。接下来，我提了很多问题，大出预料，对所有的问题，他只有三种反应：1）不回答，2）回答说“不知道”，3）厉声训斥。比如：

　　问：像我这种情况是否应该动手术？

　　答：这难说，动了手术有可能缓解，也有可能加快死亡。

　　问：概率上，好的多，还坏的多？

　　答：告诉你概率没有意义，小概率有可能让你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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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如做手术，术后是否要做放疗或化疗？

　　不料他猛一拍桌子训斥道：“凭什么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不是放疗、化疗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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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强忍怒火，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所有问题的回答全是‘不知道’或不做答，那你到底知道什么？”

　　他终于给了我唯一的“明确”的回答：“如果你想在我这儿动手术，你现在就填住院单，如果不想，（手向门一指）出去！”

　　我真想扇他两耳光，但克制住了。我慢慢收起CT胶片，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在整个对话中，除了我最后一句带有情绪以外，我的语气一直非常平和。我一个癌症病人不跟他置气，早晚会有人会替我出这口气。回到家，上网查了一下李简的学历：他毕业于河南的一所地方院校，尔后去日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拿了个日本“自治医科大学”的博士。上google一查，奇怪，这所学校根本就不设硕士、博士学位。这所创立于1972年的私立学校是面向偏远山区、培养医普人员的学校。2011年在校本科生只有431人，其余600多名学生都是医护专业的大专生，在日本大学排名327（日本41CU给出的数据），一所正经的杂牌大学，还好，不是野鸡大学。如果李简真从这所大学拿到了博士文凭，单凭只一年多就能拿到，充其量是个论文博士。当今人们常把论文博士称为五不博士（不听课、不考试……）。如所周知，在正经的大学里靠念学分攻读博士，起码得好几年。这位李简之所以能成为超级专家，原因很简单，靠的是当官，他是北医一院的外科主任。

　　尔后我去了友谊医院、空军医院、304医院，天坛医院、北医三院，看的全是正教授专家。他们的说法差异极大，令我难以是从。唯一的收获是使我了解到了北京胸外科专家的圈内状况。北京的胸外科专家也就那么二十来人，他们彼此都很熟悉。每次我都提到李简，他们的反应都是轻轻地把嘴一撇。

　　最后我来到协和医院，这所医院曾拯救过母亲的生命（下边将谈到），我们整个家族都对这家医院有一种特别的敬仰之情。当我来到这家医院院****号夹道时，惊呆了。那里许多人打地铺、已排队4天4夜了。

　　回到家，认真梳理几天来的结果。教授们的诊断差异太大，不禁令人生疑。仔细一想这也正常，看看我们院里我所熟悉的教授们，有的确有真才实学，有的（相当多）都是靠关系上去的。

　　下一步该怎么办？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此时离回以色列的时间只剩下24天了，我必须加快决断。

　　回顾自己一生搞科研的经历，许多项目都是从“无知”干起。经验告诉我，面对新项目应先从AP（AcademicPress）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教科书下手，用它入门，然后再读专业杂志，最后达到学科的前沿。想不到自己在年近70时，为了求生，不得不硬着头皮再去钻研一门跨度极大的新学科—胸腺癌。还好，我的住处离国家图书馆很近。经过10天的苦读，天天从早8：30到晚9：00，最后心里终于有了数：首选的治疗方案应该是手术，我的年龄还允许手术。

　　接下来应该决定在哪儿手术。在中国手术没有语言上的障碍。胸腺癌的发病率很低，但中国人口的基数大，病人的绝对数量不少。应该说中国大夫的经验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可惜，这些从百姓身上练刀出来的高水平的大夫却很少再为百姓服务，我一个屁民够不上他们。再说，在中国动手术还有红包问题。若在以色列手术，虽然没有中国的一些弊病，且医疗水平高出中国许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那里的医护人员几乎清一色的全是前苏联移民（以下称俄国人），就我在以色列近30年的社会体验，这些俄国人的品质极坏，那坏劲儿几乎和某些中国人一模一样（参见我的博文《前苏联移民》http://fanyuchen.blshe.com/post/ ... �里出了问题。

　　在这期间我曾去我们单位医务室，询问手术报销事宜。一名30来岁的女子专门负责医务报销，我不认识她。我已离开院里近30年了，各个职能部门都换了新人。那一天很热，她的房门大开，屋内只有她一人，我自报姓名，说明来意。非常令人失望，她一直低头试比一条裙子是否合腰，根本就不抬头看我，一言不发。我不得不重述一遍，不料她眉头一皱，极不耐烦训斥道“不知道！”。往下无论我再说什么，她仍继续比试裙子，连“不知道”三个字都懒得说了，从始至终就没抬头看我一眼。这是怎么了，怎么我这次回国老遇上生气的事，是气在找我、还是我在找气？算了吧，不跟他置气。就在我怏怏举步出门之际，一名副院长迎面而入，随后屋里传来女人轻快、欢畅的笑声。声音甜美、柔润，犹如发自天堂。阵阵笑声犹如一股股仙霾，催我清醒过来，认清了残酷的现实—中国是一个不适合百姓生存的地方。别犹豫了，回以色列手术去吧！

　　

FRANKSTON

话从另一头说起。

　　这次参加清华百年校庆，老伴同我一起回国，她也是清华的。完事后，她先回了以色列，为的是趁暑假之际与孙子孙女们玩耍。由于这次回国呆的时间较长，来前曾通告以色列朋友，担心他们到时找不到我。我的朋友约瑟大概忘了我要在中国呆很长时间，打电话到我以色列的家里询问。老伴对他说了我的病情。他立即叫我赶紧把CT结果发给他、立即帮我在以色列找大夫。（在以色列做CT，给患者的是光盘，不是大胶片。）我赶紧带着U盘和SD卡到医院拷贝，本来非常容易的事，却死活做不来，我说我可以交费，他们义正词严地说没有这项业务。约瑟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马上决定他和我老伴立即一同来中国取CT结果，并说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已积累了很多点数，不用掏机票钱。我和老伴都急了，赶紧劝他不要这样，因我再过一个多月就回以色列了。两天后当再我接他电话时，惊呆了，他已到京了。在他下榻的旅馆里，他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我说趁他这次来京，带他在北京转转。他说当晚就走，并执意不肯我去机场送他。我走出旅馆约40米，一回首，他正目注视我、并向我挥手。我鼻子一酸，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最早认识的是他的父亲、一位二战前的奥地利移民，他母亲是第三代乌克兰移民（乌克兰移民的第三代），妻子是第二代德国移民。他4个孩子的婚礼我都参加了，还好，目前在他的家族里还没有俄国人。

　　凌晨2点，我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刚一出本·古里安机场，手机就响了，老伴说依马努埃尔正在机场等我。我禁不住对老伴发起火来，责怪她不应该把我的病说得谁都知道，麻烦人家。老伴委屈地说她只告诉了约瑟一人。依马努埃尔这个英国移民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他们正在帮我与以色列最大的医学拉比联系。我来以色列快30年了，很少去医院，对以色列的医疗体系不了解。医学拉比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以色列有好几家医保系统，每名合法居住者均可任择其一，如不如意，可随时更换。每家医保系统都有自己的医院及大夫，但医院的规模都不大，大夫们虽也分科，但基本上都是保健大夫。每名患者可去本系统的全国任一家医院就诊，不受地区限制。此外，独立于医保系统之外，每个大城市都设有规模宏大的医疗中心，专门接收从各个医保系统转来的病人。中心设备齐全，大夫高、精、尖。

　　我居住的小城2.7万人，4个诊所分属4个系统。我的诊所共7人，一名全科、全天候的大夫，2名秘书，其余是护士，另有几名专科大夫轮流在附近几座小城巡诊，每星期只来一次。本所的大夫是位法国移民，说话慢条斯理，每逢见面先握手。两位秘书均是20来岁的女孩。一位是第二代摩洛哥移民，棕色的头发、兰兰的大眼。另一位是第二代突尼斯移民，黑发大眼，一说话就笑。说实话，这二位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大眼一眨一眨，犹如两扇特大的芭蕉扇、上下扇呼，美丽动人。豪不夸张地说，所有男人见到她俩后都会有美丽动人的感觉。不过需要指出，我作为一名年近古稀的老人，早已跨越了体内荷尔蒙过剩、看到漂亮女孩就心动的阶段，说她俩美丽动人，是因为通过一年多的切身感受，深感她们的心灵比她们的容貌更美，对我耐心真诚的帮助比她们的魅力更感人。在我整个就医过程中，以她们为代表的所有的医务人员（俄国人除外）表现出的是对我的深度同情，同情的具体表现就是在我身上尽力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

　　所有的检查都要从头做起，许多检查要去特拉维夫或以色列第4大城市贝尔筛瓦的医疗中心。两处中心都很大，特拉维夫那家，从中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要50分钟，汽车在中心内有很多站。贝尔筛瓦的中心稍小一些，但从一端到另一端起码也得半个小时。每次去前，有很多很繁琐的准备工作。要用网络与医疗中心约时间，对于复杂的检查，比如PET-CT、穿刺等，对方还要与相关人员约定，不能立即回应。时间约定后还要开“17号文件”，即转账单。开这文件也需对方认可后才能开出，往往也需等待。所有这些繁琐的工作，两位女孩都替我安排好，每次还都在地图上把具体要去的位置标明，因中心太大，生人在里边往往晕头转向。

　　在中国时，虽已知晓首选治疗方案是手术，但具体到我自己是不是一定手术，还是心存疑虑。因为很多大夫选定治疗方案时并非从病况出发，而是从出新招儿、发表论文出发，甚至从医院创收出发。记得我在中关村工作时，中关村小学一名年轻女教师与春节期间来探亲的母亲住平房，不幸煤气中毒。到了中关村医院，大夫说唯一抢救的办法是开胸、用手按摩心脏，并说应首先抢救年轻的。结果女教师死在了手术台上，母亲在一边很快自己醒了过来、什么事都没有。后来类似的事件听多了，不禁对医生的医德大生怀疑。在以色列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特设医学拉比。如所周知，拉比为人楷模，严于律己，贻毕生精力指导人们净化心灵、提升精神境界，是倍受尊敬的神圣职务。在以色列要想成为拉比，必须连续在神学院学习6年、且已婚才有资格参加晋升拉比资格考试。每名拉比都能把犹太的“四书五经”—圣经和塔木德（塔木德63卷、11788页）近乎倒背如流。作为医学拉比，除了精通犹太文化、品德高尚外，还需精通医学，他们都是名牌医科大学博士出身，现今都是医学教授。医学拉比不参与具体治疗，只对医疗做指导。作为三位一体（精深的犹太文化、高尚的品德、精湛的医学知识）的医学拉比能非常客观地从病况出发，正确给出判断，有效阻止了医疗中的误判和错判。当然，不是所有的病案都交由医学拉比判断，只当病人提出时才受理。像所有专职的神学拉比一样，医学拉比也分不同的层次和档次。以色列朋友告诉我，我的医检档案已呈交给以色列最大的医学拉比菲若尔。

　　菲若尔作为全国最大的医学拉比，全体以色列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能有许多以色列人不知道当今的卫生部长是谁，但无论男女老少无人不知菲若尔是谁。两天后，菲若尔对我的病案做出批示：立即手术，并指定由阿隆？本？嫩大夫执刀。

　　阿隆·本·嫩大夫，号称以色列胸外科的Number One。周边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人慕名前来就医。阿隆·本·嫩大夫本人虽不信教，但他对菲若尔的指示言听计从、心悦诚服。（在以色列，人们往往像敬奉神一样地敬奉高级别拉比，如有幸吻到高级别、特别是最高级别拉比的手，是一生的荣幸）。大夫名中的“本”字意思是“儿子”，“本·嫩”的意思是“嫩的儿子”，是他的姓。如雷贯耳的大卫王的姓也是“本·嫩”。作为大卫王子孙的阿隆大夫，在性格上却与大卫王的暴烈、张扬截然相反，说话沉稳，很具耐心。这位第二代荷兰移民一边指着计算机上的图像，一边向我详细介绍病情。有令人高兴的，比如癌体未浸润周围组织。也有令人忧虑的，比如经穿刺活检，发现癌体是恶性的。此时无论听到多么忧虑的，对我来说都已无所谓，事情已走到这一步，只能壮着胆儿、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在第3次与阿隆大夫谈话时（这是预定谈话的最后一次），他反复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搜肠刮肚问了所有想问的，但还是担心有遗漏。我请他容我回去想一想，阿隆大夫欣然同意。这样，在术前总共进行了4次谈话。至此，术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日期也定了。

　　按计划，应在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住院。从家去医院要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不知怎么回事儿，自打上了岁数后，添了许多穷毛病，最令人心烦的就是只要一紧张，屎尿必来，而且还是急茬儿的。为了避免在汽车上出问题，出行前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尽管在路上一再提醒自己别紧张，但还是老想明天手术的事，大夫曾对我说要用电锯把胸骨从上到下全部锯开，最后再用7道钢丝把胸骨绑紧…。想着想着最怕发生的事还是来了，忽然间屎尿齐涌，立即进入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紧急状态，不得不求司机停车。司机是位埃塞俄比亚移民，态度挺好，但由于在高速路上不能停车，必须行进到前方路口下高速，大约还得15分钟后。好家伙，熬这15分钟如同熬15个小时。车还未停稳，我就冲入路边深草，说时迟那时快，“噗”地一声，势如破竹，哇！那叫一个痛快。此情此景令我不禁想起一则著名的成语-“粪发涂墙”。透过草丛间隙向汽车望去，车上的乘客正冲我会心地微笑。

　　入院后，护士告知明早不可进食、须于6：30之前洗好澡、静候。次日，两名俄国壮汉准时推来一张床，手一指，示意叫我躺上。这帮可恶、可憎的俄国人今日终于出场了。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充满了对我、非白人的蔑视和鄙视，今天，他们居然连句话都懒得说，用手比划。可是他们在西欧或北美白人面前，完全是一副媚颜媚骨，与中国下层官员见到上层官员时的哈巴劲儿一模一样。我躺在行进的床上，看着屋顶天花板上的光影一个个向后滑闪，听着车轮与地砖相碰发出有节奏的咔哒声，不禁联想起40多年前红卫兵大串联、坐火车时的情景，当年曾发誓解救全世界2/3的受苦人，今天却由“未能被我们解救的人”解救我，特别是由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来解救。

　　进入一道大门后，两名工作人员要我自报姓名和证件号码，由于紧张，报码时直打磕绊儿。老伴儿赶紧帮忙，被立即制止。他们坚持要我自报，然后二人在纸上写了些什么，像是签字。之后，又分别由另外两拨儿人要我自报姓名和证件号码。

　　进入手术室后，两位助理大夫立刻行动起来。一位是意大利移民、40多岁，另一位是女大夫、第二代匈牙利移民、近40岁。谢天谢地，在关键的人物中没有俄国人。约7：30，大夫说开始打麻药，只觉左手臂稍有点疼，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手术室外，老伴儿密切注视大厅上方屏幕的变化：“范雨臣入手术室”…“范雨臣开始手术”…“范雨臣手术中”。此后几个小时无变化。约1：30，屏幕上终于跳出：“范雨臣手术结束”。老伴儿立即紧张起来、全神注视手术室大门。此时她忽觉身旁似有人蹲下，侧身一看，哇！正是阿隆大夫。阿隆大夫蹲着，对老伴儿说（老伴儿正坐在沙发里）“纳开–阔尔比赛得”。“纳开”的意思是全部切除干净，“阔尔比赛得”的意思是手术进行非常顺利。老伴儿连忙扶起阿隆大夫，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当老伴儿看到我浑身插满了管子被推出手术室时，不禁哭了起来，她实在接受不了这番模样。半小时后，我睁开眼，看到女儿站在床前，我不无责备地对她说“你怎么来了？”术前我曾反复嘱咐女儿不要来，她有6个孩子，其中3个上学、2个幼儿园、1个在家，脱不开身。现今，对于我这已年近古稀的姥爷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是看着这六个孩子健康地成长。我连连对女儿说“快回家，看好孩子！”。

　　我被推入病房。病房约十七八米，住两人，有一洗澡间（含厕所），洗澡间内外各有一洗手池，洗涤剂和手纸齐全。没想到在墙上还配有一盒一次性薄塑胶手套，随便扽用。围绕病床有落地吊帘，可张合。此外还有两个沙发，摊开后是小床，供陪住人夜宿。

　　每日三餐都是份儿饭，其中酸奶、肉、水果、蔬菜的量都不少，还有粥、汤之类，面包随便吃。对我这个在中国过了几十年穷日子的人来说，饭菜算不错。正当老伴儿发愁自己的饭怎么解决时，有志愿者按名单找到老伴儿，问是否需要由志愿者送饭，老伴儿欣然接受。志愿者送的饭是由地方教堂出钱、由餐馆制作，免费提供给陪住人员。每次送来时都挺热乎，且质量很好。老伴儿很快发现，在医疗中心楼下的教堂里，平日免费提供简单的食物，逢安息日免费提供正餐。一天下来后，老伴儿还发现无论志愿者的饭、还是楼下教堂的饭都可不再需要，因提供给病人的饭每次都剩下许多份儿（病人免费用餐）。此外，院方还为陪住人员提供冰箱。

　　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护士、同室的病友）陆续登场了，我最杵、最怕的就是这些人。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与他们打交道。俄国人的坏劲儿不是个别人，是整个民族性格的堕落与败坏，在很多方面很像中国人。共产主义起自西欧，但西欧没染上，却在俄国与中国落脚生根，这绝非偶然。中俄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对共产主义的亲和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西欧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对共产主义的抵御力。

　　本来想在本文续篇中详谈 “两种社会体制两重天”， 现简要罗列几点：

　　1) 在以色列无挂号费一说， 无论看哪个级别的大夫， 都不交费.

　　2) 术前的所有检查均免费.

　　3) 手术免费.

　　4) 住院免费 (包括用餐).

　　5) 我和老伴儿去医疗中心的全部路费(其中包括好几次出租车费)均报销.

　　当然， 之所以免费是因为我买了医疗保险， 我买的是最基本的保险. 20年前是每月交 82 谢克尔 ( 1谢克尔 = 1.7元 )， 现今是每月交 101 谢克尔 . 如有工作， 这钱从工资里扣. 如没工作， 由政府的失业部门可无限期地交下去. ( 目前以色列的平均工资是 10100 谢克尔/月). 买医疗保险后三个月就可享受全部待遇.

　　6) 政府得知我生病后，派人来帮我做家务已一年多了，家务人员的工资由政府支付.

　　以上所有这些任何一普通人均可享受，绝非只有“贵宾” 才可享受.我住的病房是最最普通的病房， 同样也绝非 “贵宾” 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