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城后精神紧张常做噩梦 深夜喊“我不要回去”（图）

FRANKSTON

知青返乡记

本文来源：解放牛网，作者：王潇，原题：《解放特稿：知青返乡记》。

采访之初，有同事提醒我，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是很难有深切感触的。

作为一个80后记者，我对那段过往所知甚少。只知道那个年代的苦、累、贫穷，却鲜少真正了解过他们内心的冲突、失落、迷茫和希望。这一代曾经的“青年”，如今基本都到了“六十而耳顺”之年，有的依旧活跃在工作岗位上，有的已经退休，进行着关于生而为人，如何完成自我、寻求自我的思考。

查阅资料，1962年至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776.48万人。上山下乡的形式主要是插队、插场和投亲回原籍三种。其中插队人数为1282.21万人，占72%之多。

文中这位知青所去的，是兴化市农村。当年那里安排了大批来自上海、南京等地的知识青年。

这位知青，是最最普通的人。插队的地方不偏远，经历也并不离奇。

他的经历肯定不能代表大多数——知青群体数量庞大，历经岁月变迁后命运更是千差万别。

但他在这次返乡中，流露出的质朴感悟和重新回望这段人生时的纠结、复杂，却依旧怀揣希望而不是绝望的心态，让我感受到，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人或许是有共鸣的。

船逐渐靠岸了，人群熙熙攘攘起来。水塘、草垛，满目的荒凉和贫穷。

这景象好熟悉，苏试疑惑——这不是曾经插队的地方吗?莫不是又要下乡来战天斗地了?

后面有人催促他上岸。他叫道：

“不，我不要回去!”

被太太推醒，方知是一场梦。

黑暗里，苏试慢慢平复心情。重新躺下，却再难以入睡了。

这类似的梦，在近40年里，做过无数遍。不同的环境，却都被要下乡的恐惧心情惊醒。

近40年了，他生活的城市南京，离插队的地方不过200多公里，但回乡看看的那一步却始终没有踏出——那并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1968年，1951年生的苏试在“上山下乡”开始之际，还是个在扬州中学念初二的学生，一下子从一个不知生活为何的状态，被置身于荒茫大地，身无所依，前探不清去路，后无可退之境。

最近他常在思考，到了今天这把年纪，好像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就;有时候觉得已经知足了，但有时候又有些不甘、懊悔;那段岁月中，有恐惧，有忧虑，有运气，但到底留下了什么烙印，却似乎总也说不清。

恰逢小长假，他叫上中学时的老同学，第一次，返乡看看。

下乡：此刻心情不比当年

4月，油菜花开得正旺。当路牌指向兴化，鱼米之乡的特点便显露出来。水塘连着水塘，村庄像是建在岛上。

苏试一路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渐渐熟悉的景象足以将他和当年的岁月连接在一起。“当年每次从家回到这里，都感到荒凉、恐惧。现在的乡村颜色不再如以前那么暗淡，麦子也都比从前绿了……”

路边不是从前的土坯房，一幢幢新式别墅，铺着琉璃瓦。路也不再是坑洼的土路，记忆无法指路，只能依靠导航。

现在下乡的心情与当年下乡的心情，实在不可比。

返乡前晚，他端坐书桌前一笔一画地写着单子，列出那些脑海深处的名字，“沙得胜，沙长霞，二扁头，大瘌子……”

又翻出一张40年前的照片。左边是自己，中间是大队长，旁边是谁名字却不记得了。“带着，到时给大队长看看还认不认得自己。”他自顾自地说。

太太一边在旁收拾，一边逗他：“你到时可不要激动得泪流满面哦!”

“嚯，我没那么感情丰富!”

但1969年底，那个阴冷的下午，他心里真是翻江倒海的。“纠察队”为了不让家属影响知青出发，在离船很远的地方便拉了线。积极下乡的知青都在1968年便走了，真正此刻走的，都是已赖在家里好长一段时间，“被‘大扫帚’扫下乡的”。

苏试原先对下乡没什么概念。邻居提醒他：“像你这种人，到了下面是活不成的。”为啥?一天挑好几方土，挑不了，就没饭吃。你能行?

林林总总的信息都让他感到恐惧。1969年，市里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天天去动员还没有下乡的青年。

他曾给来动员的老师表达过想上学的意愿，但没办法。时代的浪潮下，谁都身不由己。

回望岸上亲人，苏试的泪只能往肚子里咽。“当时说的是一辈子扎根农村，就感觉与扬州这座城永别了。”

那种心情，他后来屡次在梦境中也体味，醒来一身冷汗。

变化：村里只剩老人和孩子

村庄依旧难寻。乡间土路太窄，无法开车，只得下车问路。苏试还能用当年学的半调子的方言和当地人对答。

回到这里，还是以前熟悉的猪圈、羊圈的味道;三轮车是村与村之间常用的交通工具，人们或坐或蹲在后厢。

不一样的是，河水变脏了，随处可见生活垃圾，再不似从前清澈见底;儿童嬉闹，传入耳边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村庄里各家的门都大敞着。苏试走进一家杂货铺。几位五六十岁的男人围坐在四方桌前，专心打牌。扎着各色头巾的妇女们坐在一起闲聊。

“找哪家?”有人问。

“魏春莲。”苏试顺口报了曾经的队长名字。

“你是哪里来的啊?”一旁的妇女很好奇。

“以前在这里插队。”苏试又反问，“你是谁呀?叫什么名呢?”

“啊，是小苏吧?”“是小苏!”陆续有人抬头，认出苏试来。

“我是沙长霞老婆埃”那妇女自报家门。

“我记得，”苏试笑说，“你以前挺胖的，现在怎么瘦了啊?”

“老了哎!”众人都笑。

这时，一位老人一瘸一拐地从村东头快步走来，身影单保

苏试定神分辨，认出老人是老队长魏春莲。原来是有人去叫了老队长来。

四只手紧紧攥在一起。老队长的眼睛红了，避开众人擦眼角。苏试赶紧转过头去，只觉得“喉咙发紧”。

苏试给众人看老照片，却无人认出当年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村民说，他早些年便已离世。

周广年是苏试当年在村里一起干活的同伴，苏试说他当年“鬼点子”最多。现在已脱去当年的机灵劲儿。抽烟，一根接一根，牙被熏得黑黄，手上满是老茧。

40年未见，两人仍能勾肩搭背，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有一句没一句地问问近况。

在一群乡亲的簇拥下，苏试把村子走了一个遍，却不见一位青年人。“娃娃现在都在城里买房了，在城里发展了，没人回来。”有人说。

如今，村里几乎只有老人和孩子，房屋“过剩”。周广年刚把家里的三间房卖了两万元。他的儿子去了镇上工作，要在镇上买房。两年前镇上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十几万元，现在升值到30多万元了。也有人嫌老房子不好，重建新屋。言语间，苏试走过一间刚建成的二层楼房，房屋做了外墙瓷砖贴面，琉璃瓦屋顶在阳光下分外耀眼。

苏试还找到了当年知青宿舍的所在地。往日的苦不堪言，却是如今的笑谈：

当年苏试住的知青宿舍没门没窗，门前还有口棺材浮厝。与苏试同去的知青不肯凑合着住，苏试便独自一人祝

夏日某天夜里，苏试被滚滚的雷声惊醒，屋外大雨倾盆。床前传来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苏试一骨碌坐起，一个闪电下，才看见不知谁家的猪睡在床前。

找一根细竹棍抽下去，肥猪惨叫着跑了。为防止猪再来，又起身用扫帚横在门口，电一闪，却猛见屋外好像有一人披头散发、张牙舞爪迎面扑来。

虽然平常不信鬼，但猛一见这景象，苏试还是有点惊慌。硬着头皮，到枕头旁摸眼镜，拿到电筒一按，定睛一看，不禁也吓了一跳，原来是棺材旁边一棵一人多高的树被雷暴雨刮得东倒西歪，闪电下着实恐怖。

第二天一早，就找来一把菜刀，把树拦腰砍倒。

那段时光，是有烙印的。现在苏试依然穿着简朴;吃饭“没剩过、掉过一粒米饭”;还有个被太太唠叨的“坏习惯”——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开窗，大冷天也照样。

尽管对插队的地方并无好感，苏试在离开后的40年里仍常常默默祈祷，希望当年的村民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如今，坐在队长家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谈现状。

“种田都机械化了，不是农忙的时候，都没啥事做”;

“参与‘新农合’了，大病能报85%”;

“燃料的品种多了，煤气、煤、草都能用来烧，但煤气贵，一罐要80多元”;

“年收入大概在7000多元，一个月补贴70元，够用了，”说这话的老伯笑呵呵，衣服上破着洞，“平时没什么地方用钱。”

回忆：绝望中的希望

一屋子人陪着苏试回忆往事。

老队长现在还记得，苏试当年的口头禅——“怎么办，怎么办?”在同村几位知青中，他觉得苏试最有忧患意识。

苏试解释：“当年的恐惧，不是物质上有多穷，而是思想上的恐惧。扎根农村?我根本不能胜任那个工作。”

苏试个子高，体力却不行。一天规定的工分是七分八，苏试只能做三分，再乘上工分单价3。5分，一天只能挣1毛多钱。一毛钱什么概念?当时只能买两个鸡蛋或三两烧饼。

第一年有国家的补贴，每月给最低生活保障费7元，不觉得有危机感。

第二年就要靠第一年的劳动工分换粮食了。但苏试此前的工分根本不够。只好向大队预支，“寅吃卯粮”。那时候知青普遍欠大队粮食，偷鸡摸狗的事也没少做。

危机感越来越强烈——“这不是个出路。大队随时可以不借给我粮食，当农民，根本无法养活自己。”

村支书看他常皱眉喃喃自语，就对瘦弱的苏试说：“别着急，以后和公社想想办法去当代课教师吧。”

苏试从小不是刻苦用功的类型。但当逐渐静下心来，他意识到，做代课老师或许是一条出路。如果通过自学达到66届高中文化水平，就可能当上民办代课教师，就能够“就业、养活自己”了。

但是困难重重——白天，要上工挣工分，要树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形象。晚上没有电灯，到抽水的船上搞点废柴油做个小灯，却亮度太低。苏试本就近视，往往是眼睛、书本和小灯越靠越近，“嘶啦”一声——额前的头发被燎去，第二天的鼻涕里也是黑灰。

房子的冬天是室内外一样冷，结一样厚的冰;夏天若是下雨，则除去四面不靠的床铺上面的屋顶不漏雨水，其余地方都下雨。饥饿寒冷和酷热蚊虫使人难以专心看书，但最烦心的还是，不能公开看文化书籍，怎么办?把《毛泽东选集》“四卷”的封面拆下来做成书籍外壳;演算题目的纸张及时送进灶膛，好不容易做出的难题直接就记在书上。

那段时光，是苏试最为自律、刻苦的时光。看各种能够看到的书：繁体字、线装本、脂砚斋评《红楼梦》……农民没有在破四旧时烧掉的书几乎被他看完。“说来也怪，上大学后看的书记不得什么，倒是插队时读的书一直在肚子里。”

苏试没想到，自己走着走着，拐了个弯，“太阳”出来了——从1972年开始，一些知青被招工回了城，也有一些知青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跨进了大学门。

1972年下半年，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可以离开了。在他之前一个有背景的知青参军后，他就觉得下一年推荐回城上学的机会应该到自己头上了。

僧多粥少，各个大队都推荐，一共只有4个名额。

“只要有了这个名额，我一定能考上。”于是他总往公社跑，期盼社里能给提名。

苏试说他至今不会忘了1973年7月那天的下午。

心情莫名惶恐、烦躁，于是，睡了下乡以来的第一个午觉。

睡醒后正提水桶出门，隔壁村庄一个中学生送来一纸通知：“苏式(错别字)，到公社来拿表。”

苏试立刻意识到，他日思夜想的“提名”来了!

扔下水桶，撒腿就往公社跑，跑了几步，发现门没锁，赶紧返回锁了再走。

半路上，天瞬间黑了。电闪雷鸣，雨哗哗地就下了。河边的大圩上只有一排低矮的桑树。风又大。苏试想想不能跑了。把衣服脱下，抱在怀里，弓背钻进树丛中，只为衣服里包着的那张通知挡雨。

不久便雨过天晴。苏试浑身湿透，所幸衣服里的通知没有湿。

7里外的公社很快跑到。填完表，对方只说了一句：“好啦，这下你好准备走了。”苏试能听出其中的意味深长。

后来的考试对苏试来说太容易。“我是有备而去。若没准备，一下子去考的，肯定不会。”他记得当时考了全电路欧姆定律、指数方程、对数方程等等，难住很多人。

第二天，加试口试英语。会场上就吵起来了。被抽到口试的人就说明有希望，没有抽到的就希望渺茫。有农民站起来说：“今年高考不对，以分数取不对，知识青年在农村都不好好劳动!”

场面混乱起来，考得不好的也附和着叫嚣，考得好的想辩解，又不知从何辩起。

苏试心里也慌了——如果让这种想法占了上风，万一考试又被推倒重来怎么办?

赶紧站起来反驳道：“刚刚这位农民阶级兄弟说得有道理，确实有些人在乡下既不好好干活、又不好好学习。但是我们要记得，斯大林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如果不去认真学习，就不可能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旁边鼓掌、起哄的都有。那位农民也没了声音。

人怕出名猪怕壮。在那次辩论后，很快出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被录取的知青全部要再经过审查。苏试极其担心：“就怕有人告状。”所幸顺利通过审查，如愿进入南大。

回味：岁月，都过去了

没有人可以选择时代。苏试自叹：“世间之事，十有八九不尽如人意，总是困难多多。”

时代带来的不公，落到一代人身上，却又显现出各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苏试不信“命”，却依旧把人生的转折归于“运气”。

苏试说，如果不是在大队竞争者少，如果不是自己此前想走代课老师的路而早做了准备，或许，他根本不可能获得这个机会，也不可能在1973年就返城离开……他忘不了他走的那天，邻村的知青在岸边目送他离开时那种哀怨、羡慕的眼神。

他同年考试的一位同学“运气不佳”。考分挺高，但有人揭发说他在乡下不干活，从原本录取的中国科技大学，改录为地方上一所师范院校。

而没有获得考试机会的人，则尽力寻找其他门路。有的忙着“转点”，选一个离家近、好一点的生产队，好早日跳出农门;返城的时候，靠“假离婚”得到指标的也有;当然，也有人就从此没有回城，真的“扎根农村”了。

除了“运气”，当然还有个人的努力。苏试承认，他当年的努力，正是在特定环境下，由强烈的危机感所激发的最原始动力。“我本来不爱学习，就是那时被逼出来的。”

而后来的40年，苏试没有什么大的跌宕起伏。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一家工厂工作直至退休，“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业绩，但也没有可以通过努力而未努力留下的工作缺憾”。

他常常会“回过头来看当年”——觉得“好像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就”。

他有时会忍不住和曾经的同学比较：有的当年拼尽全力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