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被推翻的埃及总统错在哪里？

FRANKSTON

两年前埃及爆发人民革命，在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的人群最后汇集成不可阻挡的民主洪流，冲垮了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今天，埃及再次爆发革命，这次，是把民选的总统穆尔西罢黜，但成千上万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上载歌载舞、放鞭炮焰火，欢乐的气氛跟两年前一样。

应该怎样看待这场埃及革命？上次推翻穆巴拉克，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虽然奥巴马政府晚了几拍），但这次是结束一个民选总统，西方民主国家处于两难：

从民主宪政原则，民选总统不可被街头运动推翻。但是，这又不是典型的军事政变，因为军队虽然出面，却没有谋求政治权力，而是立即组成由埃及首席大法官为临时总统的、清一色是文职人员参加的过渡政府，军方并承诺尽快制定新宪法，举行全国大选。

不仅这个“路线图”是朝向民主，而且这次倒穆尔西，是埃及各种政治力量和民意的体现，在解放广场和主要城市，最多时有1400万示威者（埃及人口八千万），之前要求穆尔西下台的联署人数，高达2200万！

民意的要求是结束倒向伊斯兰主义的穆尔西政府，军方的做法是追随民意。这种做法不仅在中东，在全球近代民主政治中都是罕见的。但虽罕见，却并非没有先例，在民主的土耳其，就曾经发生多次。

强烈认同、欣赏西方文明的土耳其开国之父凯末尔将军，就曾留下这样的遗产，只要土耳其政府走向伊斯兰宗教化，军队就出面，推翻那个（即使民选的）政府，重新大选，直到有了不再倒向伊斯兰宗教化，而是继续朝向世俗化的政府。土耳其军队从来没有直接掌权，每次“干政”之后，政府回到世俗民主派手里，军队就回到军营，还是一支专业化军队，所以军队在土耳其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今天埃及军方的做法，几乎就像是凯末尔将军的传人，完全是土耳其军队的做法——用军队干政的方式，阻止埃及这个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滑向伊斯兰宗教化。

一年前，埃及首次民主选举，埃及最大的伊斯兰组织（曾被美国列入恐怖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的首领穆尔西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他承诺成为全民总统，而不是推行“穆斯林兄弟会”路线（并宣布退出该组织）。但是，一年来，穆尔西的做法越来越遭到埃及人民的质疑，他所属的伊斯兰势力在国会占了多数，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倾向把埃及变成伊斯兰宗教化国家。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愤怒。再加上穆尔西掌权后，埃及的经济更加恶化，失业率高达13%，整个社会弥漫对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不满和不信任，最后危机爆发，连续的示威抗议和冲突，导致几十人死亡，1200多人受伤，最后军方出面谋求解决危机。

从美国、英国、欧盟等目前的反应来看，基本都是倾向支持开罗解放广场所体现的民意（要求），认为穆尔西没有顺应民意，固执己见，才造成这样的危机。所以美国的表态是“不选边站”。在穆尔西要被推翻之际，美国不选边（欧洲国家也多如此），其实就等于是选择站在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人民一边，或者说默认埃及的这种变化，顺其自然了。事实上，即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全力支持穆尔西，也无法阻止埃及的这种变化、这种人民的要求。

埃及出现第二次革命，穆尔西本人要负主要的责任。这点可以从跟印度尼西亚的比较中看得很清楚。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信仰者被称为穆斯林），穆斯林占印尼2.4亿人口的88%（这和埃及差不多，穆斯林在埃及占90%）。但2004年苏西洛将军（Yudhoyono）当选印尼总统之后，实行的政策在很多方面跟穆尔西正相反，所以印尼至今政局稳定，经济增长，没有宗教和世俗派的冲突，更没有民众示威要求总统下台。而且苏西洛在2009年再次当选总统（至今）。

苏西洛实行了什么政策，导致印尼跟埃及这么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西洛掌权后，没有致力意识形态，没有把印尼宗教化，而是相反，致力印尼的世俗化。因为只要推行宗教化，就势必会跟世俗派发生冲突，因为宗教问题是最敏感，最能刺激大众神经的。苏西洛避免宗教化，就等于不碰敏感神经，整个社会就不会像埃及那么骚动不安。

苏西洛不推行宗教化，而是致力市场经济，吸引外资，重心放在经济增长上。因为只有降低失业率，人们有工作，生活水平提高，再加上民主政治，社会才会有长治久安，民心才会稳定。而推动市场经济，就要亲西方，因为西方大国，尤其美国和欧盟等，才有经济实力，才能帮助印尼经济腾飞。苏西洛亲西方的主要政策，一是加入美国领衔的全球反恐力量，二是全面改善跟欧美国家的关系，加强军事和经济合作。于是，印尼在苏西洛领导下，内部局势稳定，政府又亲西方，欧美商家当然就愿意去投资了。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印尼在苏西洛这种内外政策指导下，经济却连续增长，去年（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全球第二高（6.3%），仅次于中国（7.8%）。这个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按人口排列为印度、美国、印尼），被《华尔街日报》称赞为“穆斯林民主样板”。

而埃及总统穆尔西上台后，却走了另外的路线，他不是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推动自由市场上，而是放在意识形态上，致力推动伊斯兰主义。新宪法写入倾向伊斯兰主义的条款，并在由穆斯林兄弟会掌控下的议会通过。

西方观察家指出，“穆尔西政府在艺术、教育、媒体、新闻与宗教等关键职位上的任命，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国家电视台开始改变风格，播出的政治节目与爱国歌曲越来越多。电视剧和情爱视频越来越少。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心。”埃及评论家说，穆尔西试图“用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改造埃及民众……把穆斯林兄弟会的利益和事业置于埃及之上”。这些都加重了埃及人民的恐惧。

穆尔西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埃及经过纳赛尔、萨达特以至穆巴拉克的几十年执政，已经成为相当世俗化的国家。虽然这三位前总统都不是民选领袖，但他们都没有推行宗教化，而是信奉世俗主义。而且这三位埃及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领袖，都反感穆斯林兄弟会，并深受其害。像被称为建国之父的纳赛尔，就曾遭到“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暗杀（但子弹射偏，躲过一劫），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在阅兵式上被“伊斯兰崛起”组织中激进派成员暗杀而身亡。可以说埃及社会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相当警惕甚至厌恶。在这种背景下，虽然穆斯林兄弟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赢得选举，但埃及人的担忧可想而知。穆尔西当选后，却致力推动埃及走向伊斯兰主义，这就跟整个埃及社会长期以来的历史走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穆尔西把执政重点放在了意识形态（伊斯兰主义）上，所以没有去致力发展市场经济。或许正因为他不懂经济，所以才不像印尼总统苏西洛那样发自内心亲西方（苏西洛早年曾就学於美国军事指挥学院USCSC，受到民主思想和自由经济的启迪）。虽然穆尔西外交上公开支持叙利亚反抗军，甚至呼吁美国在叙利亚建立禁飞区等，但更多是从宗教教派出发（穆尔西是逊尼派，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什叶派，支持阿萨德的伊朗是什叶派主导）。

路透社报导说，“对大部份埃及抗议民众来说，让经济好转才是关键。但自2011年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的革命以来，旅游业及投资受到重创，一直没有恢复，另外社会也面临通货膨胀、能源短缺的问题。”

穆尔西在把重心放在伊斯兰主义的同时，忽略或不在意埃及的世俗化力量（和人心所向），导致人们这种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加上对埃及走向宗教化（伊斯兰化）的焦虑，再加上穆尔西执政的无能（抗议者说他太无个人魅力）和一意孤行，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到一起，就卷起了解放广场的又一次政治风浪，最后淹没了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

穆尔西势力会卷土重来吗？当然他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有埃及各党各派组成的过渡政府，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巴拉迪领导的温和派，自由派，左派，青年运动派，基督教派（占人口10%），以及温和的穆斯林派，包括埃及第二大穆斯林政党等等，以及军方的全力支持（埃及军队是中东最强大的军队，很多将军曾在美国受训毕业，美国每年向埃及军方提供13亿美元援助），还有国际社会的默认（不大可能有西方国家强力支持穆尔西），更有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像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就在第一时间向出任埃及临时总统的大法官曼苏尔表示祝贺。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埃及的局势虽然可能还会有动荡，甚至穆尔西的支持者走上街头，但因为群龙无首（穆斯林兄弟会40名主要成员都被军方扣留），最后可能无法阻挡这种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埃及的民主前景继续令人看好。而且经过这第二次革命，今后任何埃及掌权者，要想开倒车，都要想一想，从总统府望一眼解放广场。那里的示威者向路透社记者说：“我们曾推翻了一个独裁者，这次推翻了第二个。这向未来的任何掌权者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开倒车，我们就继续这么干，我们已经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