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父亲揭淮海战役内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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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结束六十多年了，但中外历史学家对一九四八年冬那场血肉横飞的徐蚌会战(中共称淮海战役)一直争论不休。在那场恶战中，国军被歼五个兵团-廿二个军五十五万精锐部队，导致国民政府仓惶退守台湾。指挥那场恶战的双方统帅：毛泽东与蒋介石，战地指挥官：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与杜聿明刘峙邱清泉李弥尽皆墓木已拱，唯一健在的战地高级指挥官乃是徐州剿匪总部前进指挥部副主任兼十六兵团中将司令官孙元良。

老年孙元良与儿子秦汉

这位一百零二岁的抗日名将已退出军政界半个多世纪，鲜少与外界传媒接触。这一代的年青人在报刊上见到孙元良的名字，往往是因为他的五儿孙祥钟(秦汉)的艺术成就与影坛新闻。以下是香港郑义与孙元良将军的谈话，孙老将军为大家揭开了淮海战役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郑义：孙将军，徐蚌会战本是相持之局，敌我双方犬牙交错、层层包围，共军几度陷危境，据了解若非吴化文、刘振三、张克侠、廖运周等高级指挥官在紧要关头拉开口子投共，共军本已臻强弩之末。即使徐州突围决策欠妥，也有希望全师而退，倘能顺利转进淮北，至少可以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但官方与民间的史书对萧县突围的论述不一，言人人殊，作为这场关系中国命运之大决战的前进指挥部副主任，您对最后廿万人全军覆没的内幕秘辛了若指掌，如果您默不作声，未亲历这场战争的后辈们纂写历史时，可能会有所偏颇……

孙元良：徐州是使用过不少人力物资，花过长时间经营的补给基地和空军基地，它的地形利于防御，工事强固完备，交通通讯设备齐全，粮弹燃料有相当存储量。既使后勤联络被截断，空投也较容易。我们这么庞大的集团兵力，武器车辆都很充实，当然需要庞大数量的补给，徐州是可以满足供应的。徐州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呢，长期以来我一直怀疑国防部有潜伏共谍在作怪，他们假最高统帅的名义把徐蚌前线五十多万将士驱赶到了绝境。

郑义：随着档案资料的解密，历史学家确认，从徐蚌会战计划的酝酿制订，到杜主任被围陈官庄，在国防部作战厅几乎参与了所有的重要决策的刘斐、郭汝瑰系潜伏共谍。郭汝瑰先拟定固守徐州方案，又私下透露给中共，因而未能全面付诸实施。接着拟定撤离徐州方案，由于杜主任疑心郭汝瑰通共，故有意避开郭、刘等人而与蒋公直接达成“撤而不打”的密议。然而当杜部到达青龙集一带时，共军佯作北撤，刘斐察觉蒋公求胜心陡然上涨，乃巧妙地从旁指责杜主任蓄意避战“只想逃跑”，郭汝瑰则旁敲侧击，极力强调杜聿明必须求战而不能避战。于是，蒋公一改初衷命令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解黄维兵团之围。现在从杜聿明回忆录可知，他接到国防部电令后，感觉蒋公“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

孙元良：是啊！黄伯韬兵团被歼时，我就当众说过：“消灭黄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叫王泽濬四十四军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黄伯韬带一个兵团去援救王濬一个军、叫黄维兵奔驰千里去双堆集袋形之地挨打、叫刘峙轻易放弃徐州、叫杜主任的三个兵团在公路上排成无法作战的难民式长龙沦为庞大软件动物的，都是刘斐﹑郭汝瑰。徐州撤退的翌日，我在吉普车中看到沿途拥塞混乱情形，就致电杜主任，指出共军只要用一个排就能将我们二十万人打散，这样下去实在危险，最好我们三个兵团分开来行动，赶快脱离战场，把态势整备好了再合起来同共军决战。两小时后杜主任覆电说，统帅部不同意我的意见，杜要我去研究作战计划。我事忙不能去，便派副参谋长熊顺义出席。熊提醒我：突然改变方向，转攻东南，掉转方向起码需要两天多时间，在这期间不知有多少共军追赶上来，那时就不止濉溪口三、四万敌人，而将是十几万、几十万敌人跟踪而来重新形成包围圈。我们自投罗网，插翅也难飞了。我让他到指挥部同邱清泉辩论，说透彻“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事到如今，卅六计走为上计，停上来是死路一条！”

郑义：据熊顺义在大陆所撰回忆录，他在会上讲述了孙将军与各友军的意见：“明知不可久待而竟待之，岂不是睁眼跳崖自己找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必须从整个形势来考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可是邱清泉说：“无论从战略、战术、士气上都不应该这样停下来掉过头去钻圈套，但是老头子这一关过不去！谁能担保不挨罚！还是遵令调头吧！共军围就让他围吧，围过十天半月，吃不了，他们会自动逃走的！”李弥也附议，于是杜聿明就让熊顺义回去说服您。

孙元良：问题就出在这里！国家兴衰存亡所系的一场大战，其胜败仅由一名骄兵悍将的乖谬举措来定夺。我实在无意去批评统帅部昧于现势不够明断，遗憾的是杜主任优柔寡断，未能果断执行他在南京与总统所定的密案，而听任竖子妄作主张，将廿万国军主力轻易葬送，大陆也就很快陷共了！黄维兵团的东来，原是为了增援徐蚌，但从十一月廿五日起，这一兵团被困双堆集，弄成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反转来要我们去援救他。到十二月六日，统帅部弄清战局知道两部无会合之可能，终于同意我们分道突围。即使高层有共谍捣乱，设若杜主任有壮士断腕的魄力，耳根不软，毅然坚持突围，何至于全军覆没呢？十二月六日共军既未调集，也没有把我们围困得那样严实，而我们孙邱李三个兵团都相当完整，占据在有利的内线位置上，如果一齐行动，是有冲出重围的力量，最坏的结果也可以冲出一半，稍经整补又可作战，何至于让共军捞便宜覆我全军、此后如入无人之境轻易渡江呢？再站在共军的立场上说，他们究竟是希望我们呆在一起让他们围住一口一口吃掉呢，还是希望我们走开以保存实力呢？当然是前者而非后者，我们为什么要甘心钻入敌人的圈套呢？

郑义：据大陆出版的军史说，共军华野司令员粟裕闻悉杜主任弃徐州西撤，顿时惊出一身冷汗！那时共军已比国军行动晚了一天，而国军部队大都是机械化兵团，倘杜部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将会给刘伯承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造成致命的威胁，后果不堪设想。粟裕晚年同他妻子楚青谈起徐蚌会战时，说他曾经紧张过两次，其中第二次就是追击杜聿明集团。他说：“非常危险啊！尽管我们估计到他们的撤退方向，却没有想到他们撤退得这么快。我们有些纵队又突然失去了联络，怎么也找不着了，万一让他们三十万部队撤到淮南，问题就大啦！”可惜国军自己变生肘腋。据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的回忆录说：“……天色昏暗便听到孙兵团突围行动已经开始的密集枪声。奇怪的是，邱清泉忽然改变了计划，自作主张下令就地宿营。杜聿明问邱为何不照决定行事，邱说：‘一切由我自行负责。如果突围时丢失了重武器，即算到了南京，又怎能交账？’杜竟同意邱的意见，又致电李弥令他也改变计划就地宿营”“由于邱清泉一意孤行，破坏了杜聿明十二月六日晚三个兵团同时突围的计划，杜感到非常非常不快，可又无可奈何。邱清泉在包围圈中曾一度想赶走杜聿明取而代之，认为没有架在他头上发号施令的必要，甚至正式向杜提出：‘包围圈中一切责任由我来负，你的身体不好，请回南京去为老头子妥筹善策吧！’杜听了这些话难受极了，杜表示要为党国尽忠。邱赶不走杜，便迁怒杜身边的高级幕僚，指桑骂槐闹得大为不安”。

孙元良：文强是个忠厚君子。从延误援救黄伯韬到萧县突围，足可以看出邱清泉以其私怨，败国殄民。总统下令五个兵团集中力量打通津浦路徐州至蚌埠之间交通时，邱清泉私心自用，故意留下国军装备最精良之王牌中的王牌第五军在潘塘至水口一线迟迟不投入战斗；到陈官庄他下令停止前进，名义是休整，实际是为了调兵救援他担负掩护任务而被共军包围的亲信四十五师郭吉谦部和九十六师邓军林部，只因舍不得掩护部队而让几十万大军坐以待毙！十二月六日我十六兵团的第四十一军七、八千官兵突围到了永城，我自己率领的兵团司令部突围入黄泛区，最后到了武汉。邱李兵团虽然按兵不动，事实证明了突围的可行性。倘若那天三个兵团同时行动，当然突围成功了。

郑义：从结局看，杜主任与多数军、师长被俘，三个兵团司令，一战死两突围，所以滞留大陆的部将不无怨怼之心，从他们的回忆录可以看出这种忿忿不平情绪。譬如您部下一二二师参谋长魏煜焜说您“命令通信营把所有电话线截断，电台也停止收发报，特别嘱咐指挥部发来电报一概不收，目的是唯恐杜聿明变卦，下令不再突围”；该师师长熊顺义说您“只身潜逃”；魏煜焜说您“化装假称中尉副官，未被解放军查出，乘混乱之际逃跑”；总统府战地视察官李以劻则说您“藏躲在老百姓的床下未查出，侥幸逃出重围”；一二五师师长陈仕俊说您“由三七四团保护突围，在半途化装商人逃到武汉”；就连杜聿差明都说您“只身化装逃走”。

孙元良：光亭兄不愧为一诚实的军人，他对总统完全说实话——他电告总统第十六兵团是遵照他的命令而行动的。设若杜主任像某些奸佞那样把一切过失往别人头上推——万一他否认下令让我突围，我必须面对军法审判。到河南确山会见省主席张轸时，我才知道十二月六日那天指挥部临时变更计划，只有我一个兵团突围，杜主任他们仍在原地作战。如果我知道杜主任变更决心，我绝不会违抗命令单独突围的。至于截断电线一说，那纯粹是有些人推卸责任的遁词，我知道邱清泉曾责怪十六兵团撤退太早造成后方车辆遭受重大损失。有人说我切断电线，那是无稽之谈，须知当日突围时兵慌马乱，人车争道，冲过敌军火网时，我身边的兵团参谋长张益熙都腹部中弹阵亡，在人马车辆争相夺路时，谁能保证通讯畅通？说我只身逃出，也是出于想像。我辖下一二五师是机动师编制，有载重四吨的卡车三百多辆。第十六兵团冲出重围的部队有四万人，其余未突围的三份之一约两万人由兵团副参谋长熊顺义收容，合编为第一二二师，他们在原地奋战至最后一刻；四十一军有八千人突围抵达河南永城，我自己率领的兵团司令部四百多官兵经河南确山换乘火车到了武汉。我的同袍部下在共方俘虏营里对我作不实之描述，我不忍指责他们。作为统领廿万人的徐州剿匪总部前线指挥部副主任，对这一场惨败我自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我们自己的官书——《戡乱战史》，拾人牙慧而歪曲史实，使我几十年来一直骨鲠在喉。例如再版本的《戡乱战史》云：“……孙司令官乃乘势突围而去，但因部队混乱，又未与邱李两兵团预行协同，终不免为匪截击溃散……”。读者很容易误会为：“突围的停止实施，并非由于杜主任拗不过一个人的临时反对所致，而是由于孙兵团过早单独突围所致”。这当然不合事实，再版本删去了初版本上“邱清泉司令官忽又反对突围，力主拼战到底以死殉国。杜副总司令决心动摇，乃罢突围之议”一段。徐蚌会战是国军彻底失败的一役，参战的各位将领皆应负战败丧师之罪责，绝无可逭。故我绝无为自己辩护之意。但为惩前毖后，作为信史，使后代以古为鉴，则纪录必须翔实。

郑义：到武汉后，宋子文有没有找您麻烦？

孙元良：我到南京是卅八年一月十日，斯时宋子文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已鞭长莫及。想当年抗战胜利时，我兼任过军长的第廿九军首先被编散。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日寇摇撼陪都之际，这支部队孤军奋战夺回独山，因而全军受到国府嘉奖，我亦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不料廿九军却被陈诚以“整军”名义取消番号，以达其排除异己的目的。我从萧县突围后，陈诚去了台湾任省主席，自无暇北顾。总统知道我已尽职，并未怪责我，他叫我马上到川东万县尽速重组第四十一、四十七两个军。

郑义：后来您怎样离开重建的十六兵团呢？

孙元良：这事说来话长。八年抗战的第一仗淞沪会战和最后一仗反攻独山我都与有荣焉。胜利后，由于陈诚妒贤嫉能，我被解除兵权，做了近一年的常(熟)镇(江)地区守备指挥官，做了十八个月重庆警备司令，有些人在抗战中没打过硬仗却因巴结陈诚而做了大官。卅七年初，戡乱战事吃紧，我又被起用担任整编四十七军军长，八月调任十六兵团司令官开往徐蚌前线。按军功来计，升任兵团司令官统率六万人马，与军中同辈相比，可说毫无逊色。但说来惭愧，我统率的军队却是家叔德操先生(川军孙震上将)的廿二集团军班底。当时有人向当局进谗，称吾叔企图保存实力，于是吾叔名义上晋升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实际被解除兵权。该集团军属下的四十一、四十七军都是川军，后者是“水晶猴子”(比喻精灵滑头)邓锡侯旧部，起初叫我去当整编四十七军军长是为了整合这两支川军部队。要是没有家叔的部队做本钱，我在参谋总长陈诚底下是做不成整编军军长和兵团司令官的。这和我们从前在广东做连排长时俨然以党国大事为己任、掌权者以天下为公的革命精神，已大相迳庭。我虽是孙震之姪，毕竟和川军并无渊源，其战力也同黄埔军人相差甚远。卅八年春，第十六兵团重建后，驻扎川东。重庆陷落后两周，吾叔飞赴台湾，将川鄂绥署主任职交我代理。成都陷共前六日，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与十六兵团副司令官曾苏元率六万人在四川金堂投共。我即指挥六十师董兆均部乘大卡车五十多辆冲入什邡，想调度各军假道彭县、灌县西撤，以与胡宗南部并驱西康云南，或相机突围进西藏打游击，不料四十一、四十七军官长均避而不见，且警戒森严。四十一军军长严翊本是萧县突围时的一二四师师长，突出重围后我带他入川重建四十一军，因原军长胡临聪被俘，便升他做军长。不料严翊见利忘义，受董宋珩策动在马脚井设置阵地准备同我决战，董宋珩派人送来一信，略谓：“全兵团已经起义，不愿西行，你快走吧！”我方知大势已去——川军有浓厚的乡土观念，他们安土重迁，不愿出省作战。我即率部乘原车冲出什邡，行至成都北郊新都唐家寺，将车队分散，令六十师董兆均去金堂归附六十七军胡长青。我本人再回成都，欲在凤凰山机场搭机，结果机场关闭，这次才是只身化装到了香港转赴台湾的。

郑义：您知道胡临聪严翊他们的下落吗？

孙元良：大陆长期消息封闭，我在台湾隐居，音讯全无。

郑义：胡临聪在“战犯管理所”关押十二年整，还当上了“学习组长”，于一九六O年“特赦”释放。严翊投共后又反水，事败后判刑十年，民国四十六年由重庆转押公安部北京监狱，五十二年四月“特赦”，三年后病故北京，年仅六十二岁，他比您小一岁，但少活四十年多。

孙元良：这也是天意啊！时隔五十六年，我对于苦战四十天、曝骨沙场的二十万袍泽仍然永难忘怀；我对此役全军尽墨也终生感到无比的耻辱，这是我毕生之最痛。想来想去，还是要归咎于我们从上到下没有做好保密防谍工作！

郑义：刘斐郭汝瑰出卖军机情报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可是中共始终大力宣传他们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未重用他俩，也忌谈他们的通共行迳，直至刘斐死后十五年，他女儿刘沉刚撰写《刘斐将军传略》一书，程思远为之撰写序言，才露出一段“为章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郭汝瑰在国防部任职期间，与中共地下联络员接头一百多次，提供了辽西会战、徐蚌会战以及长江江防的大量军事机密，但这些事在他的回忆录中都绝口不提，倒是他死后陕西出版之《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的〈杜聿明传〉泄露出以下天机：

杜聿明特赦后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遇见郭汝瑰，杜聿明手指郭汝瑰激动地说：“郭汝瑰呀郭汝瑰，我们吃败仗都吃在你手里！”郭汝瑰笑着说：“各为其主嘛！”

不过，刘郭二人晚年并不安逸，刘斐在文革时饱受皮肉之苦，他妻子被红卫兵强迫剪成阴阳头，夫妻俩都挨鞭打，被罚跪，存摺现款全被抢走，还被迫在北太平庄国务院宿舍扫街；郭汝瑰仅仅充任南京军事学院教员，肃反时有一投降留用军官检举他是潜伏特务，审查一年才结案；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被残酷批斗……

孙元良：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是老天有眼呀！你从香港来，我想起一个人……民国卅六年我当重庆警备总司令时，侦悉中共地下市委准备在六月二日暴动，企图煽惑青年学生扰乱治安。我抢在他们前面，于六月一日深夜一举传讯了中共嫌疑份子一百六十七人。原拟遣送他们到共区。不料他们对身份都供认不讳，可谁也不肯离开繁华都市重庆去贫瘠遥远的陕北。于是我们接纳他们的自新悔过书，一律予以开释。其中有个名叫曾敏之的大公报记者，听说现在是香港左派报纸的头儿了？

郑义：噢，曾敏之已经八十三岁了，他因为在重庆写了一篇〈十年谈判的周恩来〉而窜红，当上了重庆大公报采访主任。可是中共建政后他并未春风得意——民国四十六年被打成右派，六十七年来香港定居，至七十八年退休也位止副总编辑而已，历四十二年才升了一级。在报业比他资历浅的，如张作锦、马克任等，在台湾都升至大型报纸的社长一级，江春男(司马文武)还当上了国安会议副秘书长。

孙元良：当年我出于怜惜人才，不忍断送他们的前程。可是中共对待我们的新闻从业员就没有这般仁慈了，据说上海《新闻报》总经理詹文浒死在青海劳改农场，总编辑赵敏恒病死于江西狱中，连他们共产党自己培养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都被逼自杀。这样一比，就善恶分明了。

郑义：近几年到奉化蒋公溪口故居朝拜的游客每年不下三百八十万人，而去毛泽东韶山故居参访者只有前述数字的十份之一，这便是真正民意的表露呀！今日相扰三个小时了，真想不到老将军这般思路清晰、反应敏捷，条分缕析，出口成章，请问您的长寿之道是……
孙元良：噢，我平生不抽烟，不饮酒，不吃辛辣，不吃葱姜蒜，不吃泡菜醃菜，不吃腐乳酱瓜；不吃冷盆、凉拌菜，不吃西餐中的调味汁，不吃未在菜里煮熟或煎熟的生酱油；每天喝几杯香片茶。我虽有这些忌口，倒也无病无痛。我平生只进过两次医院，一次是因脚癣入广州公医院，适逢廖仲凯先生遇刺，我亲见他的遗体抬进医院；另一次是当排长时在兴宁城根中弹负伤住院。此外，我与医生、医院无缘。

我嗜好园艺，喜欢栽种剪花木，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好读历史书，从而探究文明的兴衰规律，所以人世间的荣辱名利我拿得起、放得下，也看得开。这五十多年我无官一身轻，心理平静、平衡，心平才能气和。回溯我来到世间一百零二年的经历，扪心自问，我对得起党国、对得起领袖、对得起天下苍生，唯一深感遗憾的是安徽萧县突围的那一幕，我今日对你细谈因果，是希望中国人，不论在台湾、香港、大陆抑海外都要尊重历史，绝不可像某些当权者那样恣意窜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