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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来源：网易博客
红太阳照耀的罂粟花：1940年代苏维埃边区的鸦片经济
今年春天，笔者来到了延安南泥湾，“陕北的好江南”。如果不是因为其在大生产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这几乎是一个平淡无奇的陕北小镇。
周边是黄土高原的群山，山下是窑洞，以及一些新盖的房屋。建筑群沿着一条沟向两边延伸。一条崭新的水泥马路穿过小镇。偶尔会有零散的旅客驾车前来，在眺望远处的水稻田后远去。早春季节，远处山上的森林还没有长出叶子。小镇前方大片的水稻田还未种植，上面是去年收割后剩下的干草。数十年前，这里还是延安的一片原始森林，有野猪、野羊等出没。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荒后，森林消失，变成了田野。
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是南泥湾的中心。里面的文物和资料详细讲述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在上世纪40年代大生产运动的历史。但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整个展览只字未提。这就是三五九旅开荒后的田野上，曾种植了大量鸦片。
回顾上世纪40年代的历史，与“自力更生”精神相比，中共缔造的鸦片经济对政权存亡具有决定性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陈永发对中共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新的资料陆续出现，其中之一是《延安日记》。这是苏联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日记，对延安鸦片经济现象做了直观描述，里面有一些中共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1942年至1945年，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工作，与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延安日记》提到，“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
笔者以这些研究、记载为基础，结合新发现的“忻州鸦片档案”，以及采访到的一批民间记忆，对延安鸦片经济这个“中共历史上的最大机密”（陈永发语）作一次较全面的梳理。
“忻州鸦片档案”
近期，笔者在山西省忻州地区见到一批当年晋西北种植鸦片的档案。据拥有这批档案的人士介绍，这批档案从忻州某县档案馆流出，以“卖废纸的价格”卖给了文物贩子。该人士花高价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这批档案，并妥善保管。
根据档案所在地和内容，笔者将这批档案初步命名为“忻州鸦片档案”。
“忻州鸦片档案”数量达两百多件，内容涉及晋西北鸦片种植、收割、运送、税制等等，全方位勾勒了上世纪40年代的鸦片经济。出于学术研究和写作需要，该人士向笔者提供了其中的五件档案，内容包括鸦片种植、运输、税制等。“忻州鸦片档案”纸张都已经泛黄，但里面的毛笔字工整，信息量较大。
“忻州鸦片档案”的面世，能够较大地夯实解放区鸦片经济这一重大课题的立论基础，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献支撑。
目前研究延安鸦片经济的文献来源主要有几大块：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文件，国民政府的情报文件，国共报纸的一些线索，《延安日记》、《谢觉哉日记》等日记。与上述信息来源相比，“忻州鸦片档案”具有系统性，比如有完整的税制表等。
严重的危机到来
1941年，在陕北立足数年的中共迎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这场危机是中共鸦片经济产生的直接背景。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极度恶化。国民党停止了对中共的财政补贴“协款”。协款是国民党按月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粮米。此前数年，国民党的协款在中共岁入中占支配地位。1940年，协款比例仍高达73.54%。
国民党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全面封锁，试图切断边区与外界的联系。这对经济主要靠外援、内部工业基础薄弱的陕甘宁边区来说，是致命威胁。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接受的外援最多占到85.8%。
为应对危机，1941年2月，边区银行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开始发行边币，当年就发行边币2300多万。但边币发行缺乏雄厚的经济后盾，发行后一年之中跌了七八倍之多，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边区的绥德、关中、陇东等地出现了拒绝使用边币的现象。边币也没有将法币挤出市场。到1942年底，法币在边区仍占有65.4%的份额。
国民党封锁致使边区物资奇缺，物价暴涨。1942年，延安的小米价格涨129%。
1937年后，边区农民的财政负担主要是救国公粮。1940年，征收9.7354万石，人均负担7升多，占年收获量的6.38%。而短短一年过去的1941年，征收20.1617万石，人均负担14.8升，占年收获量的13.85%。沉重的公粮重负下，1941年，陕西志丹县发生了多次抢粮事件。
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
直接的应对就是大生产运动。
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1942年10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而建设的任务就是生产与教育两大工作，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大规模展开了。
大生产运动是一场政权自救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
而一种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却被教科书屏蔽：鸦片。
长期以来，开荒种地、伐木烧炭、纺线织布等成了大生产运动的宣传图景。而大生产运动最核心、最重要、最隐秘的部分，却是鸦片经济。
1941年，在中共延安政权最困难的时候，鸦片登上了历史舞台。1945年1月15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其中的某物、某货，指的就是鸦片。从谢觉哉的叙述“不种度不过难关”可知鸦片经济的重要性。
鸦片种植
鸦片在上世纪40年代能充当中共延安政权“救世主”的角色，并不是一种突兀的历史现象和天才的经济设想，而是有其历史延续性。
鸦片作为商品有几大特征：运输方便，价格高，市场广泛，山陕一带适合种植。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鸦片是民国一种普遍流行的硬通货。《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提到，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张国焘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
1941年，中共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据《延安日记》记载，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3年9月22日的《延安日记》记载了中共高层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延安日记》还记载了任弼时转述毛泽东的话，“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据学者陈永发的叙述，1942年，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山西民歌也提到了当年种鸦片的事。山西忻州市河曲县文化馆贾德义采访整理的民歌《种洋烟》提到，“过了大年是春天，家家户户种洋烟。十亩地来八亩田，留下两亩种洋烟。”
另一首民歌《种洋烟》唱道，“青天兰天紫圪兰兰的天，什么人留下个种洋烟。”
山西省忻州市退休干部王思聪，1945年至1953年，在晋绥边区文联下属的文工团、晋绥边区“七月”剧社、人民剧社等单位工作。王思聪当年亲眼见证了晋绥边区种鸦片的场景。
1945年8月，12岁的王思聪在晋绥边区入伍。他年纪小，不能打仗，就待在文工团。王思聪告诉笔者，“晋绥边区种鸦片可以追溯到1942年。当时阎锡山、日本人封锁边区，外边的物资供应进不来。通过种鸦片这种办法解决棉布、棉花物资等经济问题。”
1947年，王思聪跟随部队文工团待在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在兴县的大川里面，王思聪看到了大片罂粟，“一道沟到处有”。在他印象中，这一带的鸦片种过一年。“当时有规定政策，每户允许种多少鸦片，但我年龄小，记不得了。”王思聪。
但王思聪亲眼见过农户收割鸦片的场景。那是天气很热的7月份。收割在中午太阳最热的时候进行。“将大烟壳一割，白水流出了。鸦片刀下面附一个小桶，是农户自己拿铁皮做的。拿指头一抹，白水就流到小桶里面了。”王思聪回忆。
王思聪描述，当时种鸦片确实在一个艰苦的背景下进行。他入伍后，部队两年发一套棉衣，一个季度发一块毛巾和一块肥皂。他那时候年纪很小，发的鞋很大，就在鞋上弄两个孔，拿绳子拴起来。那时候他们冬天就发棉衣、棉裤两件，里面也没有内裤穿。冬天没有袜子穿，鞋口的肉冻得流血。夏天也没有替换的衣服。衣服脏了到河里洗，洗了放在石头上晾干。人赤裸着在河里边，等衣服干了再上去。
文工团之后，王思聪在剧团工作。当时他们十几个小孩每天练功。练功特别费衣服，发的鞋不够穿。有次贺龙到剧团视察。他们的鞋前面都露出脚趾头了。他们十几个小孩拉住贺龙，让他一个一个看。贺龙发现他们的鞋确实烂得不行了，就写了个条，说“到后勤部领去吧”。机关就派了牲口到后勤部，给他们一个人领了一双鞋。
鸦片统购
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农户收割鸦片之后并不能自由销售，而是由政府设立烟站统购。
忻州作家任存弼告诉笔者，他父亲的第一个老婆韩秀女当年曾在晋绥边区农村种鸦片。1942年，任存弼的父亲任强熙到内蒙古五原去了。任强熙的老婆韩秀女留在村里种鸦片。收割鸦片后，农户需要到政府部门设立的烟站销售。韩秀女有一天去烟站卖鸦片。她当时觉得她产的鸦片质量等级很高，够头等。但烟站收购的人却给她将等级压得很低，说成三等。韩秀女脾气刚烈，当天在烟站据理力争，自己受了气。回去后她就把熬鸦片的水喝掉死了。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腰庄烟亩税册》，有关于腰庄农户鸦片种植情况的详细记录。根据《腰庄烟亩税册》，种鸦片的农户成分多数为贫农，少数为中农。该表统计了土地原耘亩和折苗亩的面积。原耘亩是土地的总面积，折苗亩是土地用于农业的有效使用面积。
笔者现将该村10户的鸦片种植情况列举如下。
谭二才，贫农，原耘亩是1亩，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5等，产量是20两，征税是3.8两。
郭双喜，中农，原耘亩是1.2亩，折苗亩是1.05亩。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36.7两，征税11.8两。
张狗完，贫农，原耘亩是9分，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28两，征税7.48两。
郝成成，贫农，原耘亩是4分，折苗亩是3.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8等，产量是5.25两，应征税0.68两。
郝连栓，贫农，原耘亩是1.2分，折苗亩是1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7等，产量是1.8两，免税。
郭毛人，贫农，原耘亩是9分，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6等，产量是17.6两，未写明征税数量。
郝三人，贫农，原耘亩是2分，折苗亩是2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6等，产量是4.4两，免税。
郭四虎，贫农，原耘亩是2.5分，折苗亩是2.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4等，产量是7.5两，征税0.98两。
柴贵贵，贫农，原耘亩是1.5分，折苗亩是1.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4等，产量是4.5两，免税。
郭存存，贫农，原耘亩是4分，折苗亩是4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14两，征税2.24两。
《腰庄烟亩税册》显示，农户种鸦片5两以下免税。“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份《48年药税征收比例》，对中共鸦片税收政策作了清晰的说明。当年晋西北的鸦片税制是按累进税计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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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20 21: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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