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内侍眼中的“蒋介石”(图)

Baldwin

来源： 民国春秋




这一生，我服侍蒋介石父子三十余年，即使今天的政治环境已经大变，对老先生，我却有一份难以名状的敬畏之情。

尽管老先生只受过私塾的教育，后来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外表上感觉起来他不像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可是他的汉学造诣很扎实，从我第一天踏入“总统府”，到他的身边供职，我就觉得老先生是位感情细腻的人。

只要有什么大的庆典，需要有一篇什么训词的文稿，要以他的名义或者声音发布时，这就是他最重视的时刻，修改文稿一句一字从不马虎，斟酌得特别留神，甚至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通常，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是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秘书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以后，马上就送到老先生面前，再给他过目。

蒋介石像是中学老师似的，一篇文稿在他手中总要看上几天，经常一有空就会拿起他手边的红蓝铅笔，把秘书秦孝仪起草、秘书长张群核定的文告稿子，左涂右抹、上圈下勾，折腾个老半天，字句斟酌，反复思索。有时秦秘书会笔直地站在一边，等待老先生最后文章的定稿。秦孝仪为了一篇文告，经常必须连夜加班，只要老先生要发表的文告他本人没有看完，秦孝仪就不敢离开秘书室半步。

有时候，老先生临时想到文告里边有个字，似乎用得不太妥，他常常会叫秦孝仪再把原稿拿回修改或从印刷厂内抽回来，等他认为改得差不多了，最后核定无误才交代拿去印刷装册，秦孝仪就匆匆拿着最后的定稿，交当局的印制厂，告诉那边的负责人说，你们印吧，明天一大早要用的，然后才敢开动机器印刷文告或读训。

处理公文信牍或是看书圈点眉批，他都从来不用圆珠笔，写日记也是如此，不是用毛笔就是用红蓝铅笔。

蒋介石开会要戴两副眼镜

当官的人都喜爱开会，因为可以一显官威；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究竟爱不爱开会，可是，至少我调到“总统府”做内勤勤务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由他亲自主持的会。

50年代到60年代，是老先生精神正好的阶段，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可以说无日无会，星期一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预备会议，星期三是中常会正式会议，而星期二、四、五分别有宣传会议、财经会议、军事会议等，都由他亲自主持。

蒋介石开会时，最重视的是干部有没有专心听训。所谓听训，就是听“总统”的训词，也就是老先生自己的训词笔记。只要开会读训时，有人胆敢打瞌睡，被他亲眼看到，那一定少不了有一顿胡子好刮。每次开会，他总是不忘记带两副眼镜，一副是老花镜，另外一副是看远的眼镜。干部读训时，他常常是一边看训词，一边用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对着台下众将官的脸庞搜寻，看看究竟有没有人趁着读训时，偷懒睡觉，假使有人打瞌睡，他是绝对不会宽纵的，一定在会议做结论时，当众批评这个人，所以日子久了，再也没人敢打瞌睡。

愈是重大庆典，老先生愈是重视。重视宦途、爱惜羽毛的军人，岂敢再去梦周公？

大多数人都以为老先生开会，必然都是谈一些国家大事，其实有时未必尽然。

我记得是老先生的幺孙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先生见到孝勇怎么会剃个大光头，就问孝勇：“这是怎么回事？”孝勇十分吃惊地说：“阿爷，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要理‘中正头’，就是要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据说，老先生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除了心痛孙子理光头之外，他也对外人对他的“光头”的误解感到不悦。

我们因为跟随他时间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头，也不是秃头，而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细，只要长得长一点，他就会叫专属理发师为他修剪，一般人远看根本看不出他头顶还有“一层”细发。当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讨好巴结上面的人，故意创出一个什么“中正头”的名词，结果倒霉的却是一般无辜的莘莘学子，既不雅观，又对头部保护不利。

不久，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场合，相当直率地讲出他反对中学生剃光头的看法，他说：“你们很多人误会我是一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本来主张让学生剃光头，显示教育部官员，这下子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好不尴尬。

蒋介石的用人哲学：察言观色

文告上的字斟句酌，让人直觉蒋介石是一位十分守旧的人；而他在接见文武官员时，更有一套他自己立下的成规。

大部分蒋介石要召见的人，多是最近要调动职务的高级文武官员。召见前几天，“总统府三局”的主管人员，早就把公文准备妥当。比如说，某单位要晋升一位首长，但有好几位适当人选，通常有关单位会在众多人选中，选出二至三个，呈报“总统府”，然后，由“总统府三局”安排“总统”接见这两三位候选人员的时间。在召见当天，三局交际科人员就用毛笔写好一张大签呈给“总统”。在“总统”上班前，一大早就交由我把这份公文摆在“总统”的大办公桌上，在“总统”抵达办公室之前，预备接见的人员，早已经由交际科人员带领到“总统府”会客室等候。

一等蒋介石来上班，并且在办公室坐定，打开有关的人事档案签呈(上面记载了今天要召见官员的相关资料)。这时，“总统府”武官知道，“总统”已经把被召见人的相关资料过目一遍，知道“总统”想要召见今天约定的人员了，就放开嗓门唱名，将在会客室等候的待召见人员一一领进办公室。这时，蒋先生通常是神闲气定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方，静待被召见人员进办公室，一旁的秘书秦孝仪、侍卫长二人也站在一边陪见。

尽管蒋介石接见这些文武官员时，总是脸色严肃、表情慎重，但是什么贵庚、宝眷、看什么书的问题，几乎是任何人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至于一些别的问题，当然会小有差异，所以，当前面被召见人员先出来时，后面在等候的被召见人员就会很紧张地上前打听，究竟总统适才都问了哪些事情啊？

因为，老先生召见人，通常不过是三五分钟的时间，他喜欢从一个人的长相、气度、神态和答话内容上，去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赋予重任。

所谓察言观色，老先生对这套传统的用人哲学，似乎特别重视。

蒋介石以客为尊

1960年6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访。艾氏来台前的一两个星期，国民党政府上下无不慎重其事，希望把接待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因为，老先生希望和美国保持更紧密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他非常清楚，以“国民政府”本身的力量，想要独力反攻，实际上存在着太多的阻力和困难，除非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政府支持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否则，他心中的梦想将永远仅是空中楼阁。在另一方面，老先生也有意借着艾氏的访问台湾，给北京的毛泽东看看，让中共清楚，不要再兴起攻台的任何念头，否则，背后的美国人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对艾氏的访台，已经把它列为那两三年里，顶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很清楚艾氏来访的意义，所以，在做一些准备工作时，当然格外用心。

在“总统府”装设空调，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平日，蒋先生是从不用空调的，以他向来俭省的性格，他没事的话亦绝对不会主动要装空调。不用空调，他也不习惯吹电扇，连他的办公室原本有的吊扇，也不常使用，即使大热天也只开靠大门口的吊扇祛暑，他喜欢电扇从侧面吹。

可是，现在美国的总统要来。所以，在艾森豪威尔来访的6月天，也只有在“总统府”的会客室和办公室加班加点装设空调冷气了。

50年代，台湾的公家单位只有“空军总部情报署”这些和外国人经常接触的单位，少数几个办公地点有空调设备。

为此，“总统府”特地向“空军总部”先“借”了两台美制约克牌空调，十万火急地派了技工，加上我们这些临时工，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夜以继日，才在艾氏来台之前，顺利完工。

还有一次是伊朗国王巴列维访台，蒋介石对于接待工作的亲自参与，更使我感动万分。

那是1958年的5月14日，在巴氏到台湾的前几天，老先生夫妇有天晚上近10点钟光景，突然驾临“总统府”，侍卫人员找我打开办公室及会客室的门，让他看看室内布置情形，可见他的重视。我那时还是个单身汉，所以整个时间都待在府内，特别是有重要勤务，我是更不放心太早离开岗位。

而我见到蒋介石及夫人，只为了亲自视察会场布置工作，还特地在夜里轻车简从跑这一趟，更使我对他们的精神折服。我还记得，那一回，夫人宋美龄还把她的国画画作，选了好多幅送到“总统府”会客室及“总统办公室”布置，使空间显得不那么单调。

老先生那次看了我们的准备工作，显得十分满意，一面看一面点头称许。后来，“总统府”三局局长刘牧群曾亲口夸赞过我：“只要有翁元在，总统办公室一年365天都不用去看。”

发红包用蒋介石自己的钱

蒋介石对待我们，始终像是长辈待晚辈那样的亲切，我们犯错就当面指点，从来没见过他发什么脾气。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有一年，亲自拿红包犒赏我的时候，真是让我感动得眼泪都差点夺眶而出。

那次，我在“总统府”老先生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待命，忽然听见侍卫官叫我，说“总统”叫我进去。起先我是一愣，以为有什么事情，我毫不迟疑走进办公室，一眼看见他正打开自己的皮包，数着一叠崭新的10元新钞，那是当时面额最大的钞票，他轻轻叫了我一声，我走到距他的办公桌前方数步远的地方，笔直站在他那儿，老先生以一种很慈祥的口气开口了：“翁元！这是我给你的奖赏，你要好好地用，不要浪费！”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沓鲜红的10元纸钞，递到我的手上。我赶紧用双手接过来。

那时，我真是感动莫名，只一个劲地说：“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我自己很清楚，在当时台湾财力拮据的情况下，在五六十年代，100元对一个普通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那时，其他的侍卫人员都是“总统”按造册发给的，但我是“总统”办公室内勤人员，是“总统府”第三局的公务员，尚未编列“总统”侍卫人员名册之中，只是所服任务与侍卫相关，所以，必须动用他自己的钱来发给我，尽管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老先生每次都记得清清楚楚，从来不会遗忘。

照他的惯例，侍卫官每年三节犒赏是给300元台币，侍卫每人给150元，我是内勤人员，因工作性质不同，每逢年节日当面犒赏100元奖励，真是一种殊荣。

记得有一次，他正在数钞票，数着数着，怎么多了一张？他又从那叠原本要给我的新钞中，抽回了一张，刚好是10张10元纸钞。由此可见，老先生对于用钱是那样的谨慎，这和他节俭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些小地方看得出，老先生在许多方面，还是保有中国传统的那种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美德。

“八二三炮战”蒋介石逃过一劫

1958年8月24日，那天恰巧是星期天。一大早，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又和往常一样，在“总统办公室”把惯常的公务做完，然后就到隔邻的“参谋总长办公室”，找王叔铭“总长”的幕僚翁显梁中校聊天。聊天正聊到兴头上，忽然，翁中校接到一封特急电，上面赫然写着金门爆发了大规模的炮战，金门在前一晚上竟然被解放军轰击了几十万发炮弹，翁显梁马上打电话向“总长”王叔铭报告，然后再由王“总长”向“总统”报告。

我们乍听之下，真是紧张万分，海峡两岸当时固然零星战火频仍，可是，像这样一个晚上就打过来几十万发炮弹的情况，不但金门从来未有，就是整个国共战史，甚至整个世界战史，都是闻所未闻的。

当时，我心里就有一种感觉，怎么会那么巧，前几天，老先生才刚去视察过金门，23日当天，“国防部长”俞大维刚去金门视察防务，不知是不是中共方面误把俞大维去金门的情报当作是老先生去金门？还是纯属巧合？总之，老先生这一次算是化险为夷，逃过了一劫。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