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抗命：中国天主教徒不可回避的抗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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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纵览中国  作者：嘉俾

我是一名人权活动者、一名有六代家族信仰的天主教徒。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出现在梵蒂冈伯多禄大殿参与弥撒。当教宗本笃十六从我身边退出时，我大喊“China, China!”以吸引他的注意力。他果然听到，转身紧握我的手，接受我对他权戒的亲吻。两个月前，我在伯多禄广场聆听新任教宗方济各训导，却最终没有在世界各国的旗海中展开唯一一面中国国旗。我不想让即将返回中国的父母惹上麻烦。

全球约23亿基督徒中，天主教徒约为12亿。海外估计中国基督徒约有一亿，其中天主教徒1500万（官方控制的约500万，地下教会约1000万）。“China”在罗马教廷每个人心中都是一个及其沉重、复杂的词汇；当每一位中国信徒跋山涉水在仁爱的圣父前喊出“China”时，饱含着多少冤屈和呼求。天主教在中国与基督新教一样广受压制，但由于天主教的神权和行政中心罗马教廷被政府看作“境外势力”，天主教徒所面临的迫害和钳制更为罄竹难书。

四面楚歌是撒旦的剑

天主教作为从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传承下来最“原汁原味”的基督信仰（在宣誓信仰的经文中有“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早在公元七世纪的唐朝便传入中国，随后数个世纪的传教史起伏跌宕，至顶峰处外国传教士穿朝服、皇帝接纳信仰；跌低谷时教难迭起、殉道无数。1949年中共夺权后，炮制了一系列名义上“中国特色”、事实上“装神弄鬼”的专制把戏：确立祝圣主教的所谓“自选自圣”（即党选党圣产生的非法主教），设立管控教会的“一会一团”（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没有得到罗马圣座的合法性认可）。这两个制度性迫害带来了困扰至今的政治现实，其一是中国普世教会被撕裂为所谓官方教会和地下忠贞（这并不表示官方教会成员对教廷不忠贞）教会，其二是中梵建交的泥潭。从中共来说，现实一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听我的话，而听教廷的指示（这种指示都是属灵的引领，并非属世的干涉），那就得整你！”，现实二是说：“主教必须我来选、我来祝圣，教宗你就别管了，另外，你必须和台湾断交。”除此之外，皆为干涉内政。
从信徒看来，这些都是“天大”的玩笑，十恶不赦。首先，信仰在本质上不是世俗事务，而是人类的灵性皈依。用信仰作为道德伦理的基石协助建设更好的国家，历史提供了充足的证明。天主教徒相信主教是耶稣宗徒的继承人，必须且只能由教宗任命、由合法主教祝圣，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当局大概是把主教任命当作指派自己的党委书记了。当一个政权——况且还是一个从来就没有合法性的独裁政权——干涉神权的时候，那么神权之下、政权之上的人权还能在这种淫威下获得保全吗？其次，梵蒂冈为了十几亿中华儿女的福传，频频妥协示好（尽管在教廷内部有鹰派、鸽派之争），甚至在1971年不惜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这些全世界人民都懂的简单道理，为什么到了中共那里就变得如此具有“争议性”？

抗命的典范

每当要任命主教，中共和梵蒂冈之间都有私下渠道的默契，选出并祝圣（政府有时会让非法主教参与祝圣仪式，这又是一个争端点）双方都认可的主教候选人，当然这是目前条件下教权宜之计。但最近几年出现的中共当局连续非法祝圣主教的恶迹，将中梵时而解冻的关系再次带回1950年代以来的冰点。过去当局至少还先斩后奏，现在斩了也不奏，当教廷得知被“祝圣”的是劣迹斑斑的人选时，只得依法典绝罚被祝圣者，显得非常被动。此时形势更像是一边倒：一面是教廷让步妥协，一面是中共得寸进尺。

相比在社会弱势群体服务与救助领域的跃跃欲试，中国天主教会对政治高压一直比较沉默，有的神职人员、教友骨干乐于配合暴政，更多的是害怕因为发声而失去仅有的自由。后者承担风险的痛苦与更深代价可以理解，但他们可能没有足够意识到，极权下的沉默没有资格成为一种理性和中立，而是一个对独裁者极其危险的信号：“我不在乎，你们继续干吧；我已经放弃了自卫的权利。”这种多数人的有耳不闻、有口不言，客观上于统治者，难道不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正中了撒旦的圈套吗？于广大信众，是曲解“政教分离”：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哪有平等的信仰权利？不先做爱自由、求正义的公民，哪能做一名活出信仰的基督徒？于天上的神，我们是否拷问良心，回应了“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箴言 31:8）”？

不谈政治不能成为基督徒懦弱和怕死的借口！在变被动为主动的斗争策略中，不多的一些抗命成为公民、平信徒和神职人员的典范。

2010年，河北天主教神学院全体修生，冒着严寒，在石家庄市的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外静立示威十多小时。在这之前的十八天，他们一直罢课抗议任命官员为修院副院长，担心修院的管理及精神价值会受影响。百多名修生身穿小白衣，手持“河北省天主教神学院”等标语，重申要求“书面撤销任命”、“兑现承诺”等。事后经过斡旋，当局有所让步。另一方面，香港教区的正义和平委员会也发表声明，支持河北修生的的诉求，并呼吁河北省政府当局立即撤回该政治任命。该会又指“河北省政府的举动严重侵犯公民的宗教自由，干扰修院的正常运作，侵犯修院为培育神职人员而设立的使命。”

2012年，在官方教会重地上海教区为马达钦举行的主教祝圣礼上，马主教突然公开宣布：“我的祖上世世代代把信德的道理浇灌了我。从今天祝圣的时刻开始，我不再方便担任爱国会成员。”此时，教堂内信徒掌声雷动。此后，中共操控的主教团决定取消其主教任命，并将马主教长期软禁。根据教会法，只有教宗有任命和取消主教的权力。可笑的是，共产党明显认为自己是在任免自己的官员。而马达钦公开抗命，激起全球天主教世界的声援，在普世信徒之中，马主教仍是主教，享有神权。至于教会内有不同意见，认为此举不够成熟，给大局带来影响，这种战术争论可另当别论。

近日，香港天主教教区对争取普选的“占领中环”运动表示谨慎支持。教区向信徒发出的告示中称：“由于民主政制是体现香港社会福祉的必需条件，天主教香港教区谨此呼吁：特区政府应从速就政改方案展开正式咨询，而全体有关人士亦应诚恳而有持续性地沟通交谈，积极谋求途径，以消除所有导致‘公民抗命’的原因，并落实普选。” 香港教区进一步对公民抗命做出谨慎指引：“‘占领中环’行动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公民抗命’，事实上是否合理，须视乎个别情况而定。依照天主教会有关公民责任的社会训导，教区所持的立场是，‘公民抗命’如要成为合理的行动，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一般而言，在一个像香港那样崇尚法治所赋予的正义、和平及自由的社会，一项‘公民抗命’行动不仅要以和平、非暴力的形式进行，而且这行动本身必须是个人按照良心来作抉择，并要以避免或消除严重的不公义及／或对基本公民权利的侵犯为目的。此外，还有其他条件，比如：1. 所有有关人士应竭尽所能，继续理性地对话交谈；2. 已经用尽了其他所有和平地改善不良现况的方法；3. ‘公民抗命’行动本身必须符合正义，且此行动必须与它试图避免或消除的不公义情况合乎比例。”

愚以为，为了达成哪怕最小的共识，与对手的妥协通常是必要的，但当今日面对堪比极权的威胁，中国天主教会选择以沉默表达不屑或不满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抵抗不见得要有殉教先辈的彪悍，但至少应该在红色江山、白色恐怖的今天，吼出喝止、表达立场、发出指引。这喝止、立场、指引，可以裹着糖衣炮弹，可以像蛇一样机警，不求有立即的现实效果，只因为这是应天命之义事，只因为这能播种。而这播下的亿万公民精神之种，信仰之种，将在又一个1911年或1989年重演之时，遍地开花。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神父被派往海外求学，在拿到神学、哲学相关高等学位后，有的回教区继续带领信仰生活，有的被安排到国内天主教神学院任教，有的选择继续留在海外天主教堂区工作一段时间，随后再决定去留。与他们有限的接触、但不乏深入的交谈令我产生一个假设（或者说是一个美好信念）：在海外自由世界中，那些最终能接触到不同中国转型思潮，经过自己对自由主义与宪政民主思考、判断、参与进而内化的年轻神长教友们，是不是能在国内暗流涌动的时局下量力而行、有所作为？从传播思想开始，进而“公民抗命”，甚至当那一天到来，可以走上街头，引导运动。这个假设可以用历史数据实证，而一个重要的前设条件是，有多少神长教友能利用在海外的机会让自己思想启蒙从而践行呢？

无法推脱的使命

偶有机会和国内的神长教友谈起人权问题，他们如植物人一般“淡定”的反应让我不知是喜是忧。我宁可将其解读为宁危不乱，也不愿得知他们仍在装睡或已陷入沉睡。作为天主教徒，我们不能忘了，出生于波兰的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因帮助波兰人民抵抗共产极权，被载入史册。前苏联总统戈爾巴喬夫曾說過，沒有教宗，鐵幕不会倒下。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则称赞教宗是“結束共產專制統治的英雄之一”。天主教是入世的宗教，她的社会训导让每一位信徒都能在现世政治生活中肩负“爱、公义、生命、怜悯、人权、合一、服务、责任”的使命。仗义执言的“始终反抗者”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就鼓励信众，承担先知的使命，遵循教会社会训导，在充斥假东西的社会中说真话。

生于这个万劝不改的国邦，抗命发声的即时代价或许惨烈，只是面对罪恶放荡的长夜和浸满鲜血的罪状，我们真的别无选择。沉默或回避，其实是一种不义和背弃。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言：“到头来，我们记住的不是敌人的攻击，而是朋友的沉默。”

结语

几年前，我来到葡萄牙法蒂玛(Fatima)朝圣，天主教徒相信圣母玛利亚于1917年在这里向三名牧童超自然地显现。圣母在给人类传达的第二条讯息中，警告了苏联共产统治的灾难，预言若没有政权的悔改和人类的奉献，离析分崩与迫害将无可避免。我们没法预知下一个将被“祭献”的共产帝国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避免“祭献”所带来的人类浩劫，当逼着要跪着求都无法换取善意回应时，“公民抗命”必然该成为教会抗争策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