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从炒房团到弃房团

FRANKSTON

温州人曾以四处炒房闻名，现在，忽冷忽热的政策让他们心惊胆颤。在经历了四万亿宽松狂潮以及接踵而至的楼市限购政策之后，连续下跌23个月的房价，让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将房产丢给了银行或法院。

温州人，正在他们的家乡陷入一场严重的楼市危机。

2013年8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69个城市都在同比上涨，唯有温州，仍在下降。至此，温州已经连续23个月同比下降。

更触目惊心的是，越来越多的房主放弃了正在银行做按揭或者抵押给银行的住宅、经营性房产。一位不愿具名的房地产业内人士从多位银行亲友处核实的信息是，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1万套，如果按照每套100平方米来计算，100万平方米的量已经超过了2012年温州全年新盘供应量。

截至目前，温州的央行系统尚无法提供准确的官方数据。许多被作为资产处置的房屋，进入法院系统，但法院也未能提供统计数据。

但可以佐证的是，温州产权交易拍卖行2013年上半年完成的拍卖金额相比去年和前年都是接近一倍的增长。“其中绝大多数拍的是房产。”该拍卖行拍卖总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根源还是过去两年整个温州经济出了问题。”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一位负责人指出，单纯因为房价下跌继续供房不划算而放弃房产不再供按揭的，依然只是个别现象，银行系统跟房产相关的不良资产主要还是来自抵押贷款。

2011年9月，“眼镜大王”胡福林跑路事件拉开了温州这场经济危机的序幕，民间借贷链条迅速断裂，越来越多的温州商人被追债，以致跑路、自杀。如今，这场危机正在蔓延到金融系统。

“2011年到2012年上半年是企业感觉最难的时候，2012年下半年至今银行系统也难过了。因为往往是在危机爆发一年后，才开始进入大规模的资产处置阶段，而房产，永远是资产处置的重点。”前述央行温州中心支行负责人解释。

温州人无比热衷的房产，在这场前所未有危机的酝酿、爆发、深入之中，始终扮演着一个先锋队的角色，将温州经济拖入一个更深的泥潭，自身亦深陷其中。而如今，曾经支撑温州房价暴涨的各种因素都发生了逆转，如果温州楼市走不出泥潭，温州经济能否一力回转？
被腰斩的豪宅

2009年底，刘闻以每平方米4万元的价格，买下“鹿城广场”一套350平方米的房子，一年后就涨到了每平方米7.5万元，升值了1000万元。但没想到，再过一年后，过山车一般回到了原点，一场空欢喜。

“鹿城广场”是温州近年来最具标志意义的豪宅，由全国性房地产商绿城集团开发，拿地时是地王，开盘后是楼王。

从峰值拦腰斩断的豪宅名单还可以列出一长串，温州本土最大开发商中梁地产的香堤半岛每平米是从5万元降到了如今的2.8万元；中低端商品房也比最高峰时下跌了百分之三四十。

不仅是购房者，连开发商也走了眼。王大山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10年拍下新城和老城交界处一个地块打算开发豪宅时，怎么也想不到今天会重债缠身。

2.8万元的楼面地价，王大山当时预计能开到5万元，最差4万元起。因为地处鹿城区这一温州传统老城区，该区域的新盘非常稀缺，最贵的豪宅“鹿城广场”的二手房时价当时已经逼近了8万元。

新盘稀缺也是温州近年来房价飙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泰和营销机构总经理林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1年之前，温州每年的土地放量平均只有二百多亩，仅仅相当于北京一个中等以上小区的大小。

王大山的个人财富是在房地产行业做了5年积累的，部分土地款是跟另外五个朋友合伙凑齐的。这些合伙人，有做服装的，也有做不锈钢的，来自各个行业。

王大山浸淫房地产业的那5年中，温州市区商品房销售均价从每平方米8000元一路上涨到3万元，部分楼盘价格甚至超过北、上、广等特大城市。
四万亿催生疯狂借贷

王大山2010年拍下鹿城区那块地的时候，也正巧遇上了一个资金乱飞的疯狂年代。

他一点也不担心资金缺口，因为“很多人通过朋友主动找上门来要投钱，还请我们吃饭，一放就是1000万、2000万元”。

自2009年起，温州的民间借贷开始进入一个逐渐疯狂的状态。一开始的利息还只是月息2分3分，发展到2011年年中温州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的调研数据，利率水平超过了历史最高值，月息6分甚至更高，这意味着100万的民间借款每年要还的利息就高达72万元。

报告指出，约20%的民间借贷资金最终流向房地产市场。

温州民间借贷涉及之广，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报告可以看出，“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钱从哪里来？除了从实体经济抽血之外，更多的民间借贷资金的源头是银行，而房子就是他们撬动资金的重要工具。

杭州银行温州分行的一位部门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详细解释了这个资金流动的链条：不少温州人在买房之后，选择先将按揭贷款还上，再拿去银行做抵押贷款。一套500万的房产，无论是按揭还是抵押，一般最多只能在银行贷出300万元。奥妙在于担保的放大作用——担保公司可以作为中间担保人，协助房主多贷剩下的200万元出来。“只要房价是上行的，担保公司就没有任何风险”。

银行自身当然也在不遗余力地向外放贷。2011年，温州GDP是3351亿，年末贷款余额是6194亿，是前者的1.8倍。据保守估计，温州直接或间接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信贷资金至少占贷款总量的1/3，而且50%以上的贷款以房地产作为抵押保全品。

土地款尚未缴清之时，王大山就通过一家平台公司，从华夏银行贷到了1.5亿元，“和民间资本一样，他们当时也在求着我们去贷款，所以打了各种擦边球”。

“如果没有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温州的钱不会一下子多了这么多，房价也不会上涨这么快，暴涨的楼市也不会进一步接下更多的民间资本。”周德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谈及这场爆发了两年的温州金融危机，几乎每个温州人都会再往前追溯两年，细述四万亿的催化作用。
楼市急冻

王大山的项目拖了整整一年才准备开工。这时，天已经变了。

2010年10月，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急速转向紧缩，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钱少了。

华夏银行同意将王大山公司的1.5亿贷款做了延期，但贷款额度抽紧、审批权限上交到省分行后，新的贷款显然是没法审批下来。

如果处在楼市上行的阶段，王大山还有一个选择是尽快开盘回笼资金。但在2011年2月，温州出台了地方版限购办法，这是一个严厉程度超过了北京的地方细则。“北京是家庭拥有两套房产就不能再买了，温州是只要有一套就不能买了，甚至于只要有银行贷款记录，把原来那套卖了再买都不行。”在泰和地产营销机构总经理林育看来，限购让温州楼市进入了下行轨道。

豪宅市场的直接冷冻，迫使王大山没法尽快开盘，只能继续想办法从民间借钱，盖成现房后再卖，这样买家也不会担心他盖了一半跑路。

2011年9月，民间借贷危机爆发，高利贷也借不到了，王大山和他的5个合作伙伴只能分别从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几十万几十万地借贷，勉力支撑。

往常主动送钱过来的债主纷纷找上门来催债，每个月一次。6个合作伙伴，一共欠下了高达7亿元的高利贷。王大山一度萌生跑路的念头，后来想到毕竟项目还在，跑路就彻底回不来了，开始跟债主协商让他继续把这个项目做完，“他们把我逼得跑路了，一分钱也收不回来；如果跟我一块坚持，最后还能收回一半的本金”。

再支撑三个月，王大山的楼盘大概就能完工了。能卖多少钱？他现在还没想过，拿地时预计的一平米5万是不敢想了，“三万多吧。”他说。

还有一些房地产商没有熬过这个难关。2012年1月，湖南岳阳的温州商会会长白洪光用钢丝绳结束了他年仅42岁的生命，他在岳阳和温州开发了十几个房地产项目。离世仅仅一个月前，白洪光的朋友还跟他一起去考察了一个新的地块，“他当时仍然在想办法讲故事，想通过一个新项目融钱，来偿还前面的巨额债务。”白的朋友回忆。

曾经引领全国炒房风气之先的“温州炒房团”，在2010年开始的“限购”政策之后，慢慢淡出公众的视野。其中一位炒房团团长，曾经坐拥价值7000万的房产，因为房价下跌资产缩水三分之一强，而此前炒房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温州的民间资本，只能降价卖房。很多豪宅有价无市，撑到2012年下半年，各路债主开始纷纷上门。

其中一位债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在2011年借出了200万元，2013年5月去要钱，就被告知，要么拿走八成的本金，要么拿走两套房子。

（应被访者要求，王大山、刘闻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