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DP、貧富差距雙雙超美與裙帶資本主義

因为害怕而封杀

2014年05月08日 鄧聿文 財經網

世行有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今年GDP可能超美的報告，引發了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這幾天很多學者都在討論這個問題。但與此同時，美國密歇根大學發布的有關中國貧富差距的報告，卻沒有像前者一樣受到廣泛重視。後者指出，中國2010年的基尼系數為0.55，貧富差距已超美，位居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列。

中國GDP超美，固然可喜，可如果沒有看到或無視中國嚴重的貧富差距，則像盲人摸象一樣，頂多摸到了中國這頭大象的一半。只有把兩者合起來，才能得出一個大致完整的中國印象。

其實，即使用世行的算法，中國真的在今年超過美國，經濟總量位居全球第一，也沒有什麼可誇耀的。且不講中國的統計數據一向水分很大，這個“第一”成分不足，首先是GDP的質量不高，其次，按人均計算的GDP，中國則位居全球第99，還屬於一個落後國家，這大概也是中國不喜歡戴這頂“桂冠”的因素。

當然，中國經濟超美，或者沒超美，但接近美國的規模，也不是一點意義都沒有。對於一個國家尤其是大國來說，其在全球經濟中的分量，更多的是由規模而非人均決定，規模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地位，以及由經濟派生而來的其他地位。這很好理解，很多小國，人均GDP非常高，但經濟總量不大，在全球經濟中就說不上話。為什麼會有G20或G2的提法？就是針對一個國家的經濟體量而非人均來說的。就此而言，規模比人均重要。故中國經濟無論按買力平價計算，還是按匯率計算，在不遠的將來超美，也是有價值的，我們對此不要妄自菲薄。

不過，正如前面所說，中國還是不要帶這頂不實用的“高帽”為好，除了它中看不中用，增加所謂國際責任的壓力，給自己人為添堵外，在現階段實在起不到什麼作用。“第一”能解決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嗎？能使經濟增長的質量提高嗎？能改善大多數人的福利待遇嗎？都不能。因此，我們應該更多關注密歇根大學的這個貧富差距報告。它能讓我們的虛榮心收斂，頭腦不那麼發熱。

有關中國的貧富差距，不同學者和研究機構有不同的估算，一個大家都認可的結論是，貧富差距已經達到臨界點，非常高。一般來說，基尼系數在0.2以內的，意味著貧富差距很小，平均主義較為嚴重，0.2—0.4為可接受的區間，0.4—0.45則視為比較嚴重，0.45—0.5為很嚴重，倘若超過0.5，就非常嚴重，是貧富差距達到極限的狀況。

密歇根大學的這個報告，用的是中國5所大學的6份調查數據，應該說結論還是很可靠的。報告稱，中國的貧富差距從1980年到2010年幾乎擴大了一倍，這與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一致，但現在已經達到了“嚴重的”不平等程度。0.55的結果在學者中可能會引起爭議，但從普通民眾看來，它印證了人們的生活感受。

快速擴大的不平等會產生什麼後果？它直接說明，經濟增長的不公平性，增長的果實被少數人摘取了，多數國民並未享受到增長帶來的好處，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GDP第一的桂冠是有名無實的。事實上，按照聯合國每人每天1美元的貧困標準來計算，中國的貧困人口高達2億，這一下子使中國增長模式的優越性大打折扣。

貧富差距的後果其實並不限於貧困人口的增多，而在於政治影響。如果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將對政治、社會和經濟穩定產生惡劣影響，這份報告也說，在2012年的一項調查中，中國受訪者把貧富不均列為中國社會面臨的首要挑戰，其排名甚至在貪腐和失業之上。一旦民眾無法忍受嚴重不平等帶給自己的心裡感受，可能就會發生大規模的社會動蕩。現在的群體事件或者極端惡性案件，包括暴恐，追根溯源，恐怕都可以追到貧富差距上。

那麼，中國財富不平等的擴大又是如何產生的？這就不能不提到《經濟學人》最近發布的“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了，借用“裙帶資本主義”一詞，中國嚴重的財富不平等是因為在社會轉型中出現了裙帶資本主義，中國一些學者如吳敬璉等又把它稱為帶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這至少是貧富擴大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不說主要因素的話。有意思的是，《經濟學人》編制的這個指數，中國位列19，弱於美國的17，遠好於人們的印象。

《經濟學人》選取23個主要國家和地區，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作比較。結果顯示，香港是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方，財富集中度接近80%。其次是俄羅斯，裙帶程度20%，新加坡（5）、台灣（8）、印度（10）等新興經濟體均排在高位。中國大陸出人意料地排在19，裙帶程度1%多一點。對此，《經濟學人》的解釋是，國家控制了大部分的銀行和自然資源，使得這些尋租的重要來源不會落入個人之手；此外，中國新興產業的開放性培育出了一批健康的企業主，包括馬雲、梁穩根等。

這個解釋有一定道理，但我想，大多數人可能和我一樣，不太相信《經濟學人》的這個數據。所謂裙帶資本主義，按照中國人的理解，是通過權勢或關係網來獲取財富的，它建立在不公正的非法的手段上。

正如《經濟學人》所稱，裙帶富豪熱衷於通過“尋租”來攫取利益，他們致力於分得蛋糕上更大的部分，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賭場、能源、國防等領域成為這些裙帶富豪“尋租”的重災區。《經濟學人》得出的結論是，發展中國家裙帶資本主義的嚴重性大約為發達國家的兩倍，其裙帶富豪財富占GDP的比重為4%，發達國家則為2%。

既然亞洲多數國家，包括與中國大陸同文同種的香港和台灣裙帶資本主義現象都那麼嚴重，大陸怎麼會好呢？在我看來，《經濟學人》對中國裙帶資本主義的解釋只看到了表象而未深入實質，在一個權力主導的國家，又特別講究關係，從絕對意義上來說，沒有一個企業，包括新興產業是能撇開政府，不與權力打交道的，明裡不打，暗裡也要得到權力的支持或庇護。

以自然資源為例，中國多少富豪是通過勾結地方官員，賤買資源而迅速致富，成為富豪的。即使是《經濟學人》所舉的健康的企業主，完全做到不用權力者極少，多數企業主在其發展中，都要借助於權力或關係的庇佑，只不過程度或方式不同而已。否則，人們就無法解釋，中國迅速擴大的不平等是怎麼產生的。正因為裙帶的無處不在，方式的隱秘，少數富豪掠奪了本屬於人民大眾的財富，才導致中國在短短的30多年，從一個高度平均主義的國家迅速兌變為全球貧富差距最大國家之列。

所以，《經濟學人》對中國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排名具有誤導性。總之，我們不要把GDP的全球第一看得太當真，它就是世行做的一個娛樂中國人的研究項目而已，如果不解決積重難返的裙帶資本主義，不在縮小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上下功夫，GDP全球第一於民眾並無實在價值。


本文作者鄧聿文小檔案：獨立撰稿人，專欄作家，知名評論家，中國政治觀察者。民革中央社會與法制委員會委員、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理事。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訪問學者，主要從事中國的改革和社會轉型研究。出版著作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