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史事三则 尽显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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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olor="Navy"]周樟寿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后改名为周树人，1919年始用笔名鲁迅。

1902年，时年21岁的周树人被清政府江南督练公所用官费派赴日本留学。

1905年11月2日，在周树人刚满24岁时，日本政府文部省与清政府相互勾结，颁发了旨在压制中国留日学生反清革命活动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留学生的一切活动都要在清政府驻日公使和日本学堂登记，二、中国留学生给国内和给朋友写信也都必须登记，三、中国留学生不准到别的地方住宿，只能住在留学生学校宿舍。等等。

日本学者永田圭介在《秋瑾——竞雄女侠传》一书中，根据日本报刊的历史资料记载，整理并记录下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颁布后中国留学生即分为汪兆铭（精卫）、胡汉民的遵行派与秋瑾、宋教仁的抵制派两大派别，革命文豪陈天华因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蹈海自杀以明志，以及秋瑾、宋教仁组织追悼陈天华活动经过等情况。书中写道：

“翌日（即1905年12月9日），留学生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书中还特地引用了北冈正子在《鲁迅——在日本这个异文化的国度中》一书中对秋瑾的赞誉：“这位女侠，不仅姿色动人，还言语爽快，令须眉黯然逊色。事情（指陈天华蹈海事）发生后，秋瑾带头四处奔走，在学生中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在她身边很快就集结了七八百名学生。她领导学生开展工作，不断激励学生坚持斗争。”

从以上简洁的记述中不难看出，在对待清政府与日本政府联手压制中国留学生反清革命活动的问题上，自费留学的秋瑾与官费派出的周树人、许寿裳等人之间必定发生过相当激烈的冲突。而这冲突及当众被判死刑之辱也必定在具有鼠肚鸡肠、睚眦必报品性的周树人内心里留下了刻骨印记。

陈天华追悼会后，秋瑾即回国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后不幸被捕。1907年7月15日被清政府砍杀在浙江绍兴竖立着“古轩亭口”牌楼的大街上。这使周树人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但对留学日本期间被秋瑾当众宣判“死刑”印记始终不能释怀的他还是在12年后的1919年4月借《新青年》的稿约写下了小说《药》，并使用“鲁迅”的笔名在该刊发表。

按照以往被中共拔高神化了的说法，《药》这篇小说是通过对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愚弄人民的罪行，颂扬了革命者夏瑜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惋惜的指出了辛亥革命未能贴近群众的局限性。

但这种强贴革命标签式的解说却根本不被读者们认同。因为通读了《药》之后人们的印象首先是小说叙事的艰涩和阴暗。其次是小说把华老栓夫妇、夏三爷、刑场围观的群众、茶客等人物都刻划成极其自私、迷信、无知、不敢抗争、安于命运的一群丑陋国民。而这样的描写正反映出了作者周树人（鲁迅）对这些普通同胞的鄙视和厌恶。

这与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普通老百姓由于他们辛勤劳动和穷困痛苦的生活，（在品德上）他们要比我们高尚好多倍，因此，我们的同行去寻找和描写他们身上坏的东西，是很不好的。”论述恰恰背道而驰。再次，周树人（鲁迅）本人曾在一篇文字中大谈给作品人物取名字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可知他在《药》中为华老栓、夏三爷、茶客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等所取的姓氏原来都是在进一步点明他笔下的丑陋形象原来都是“华”“夏”即中华民族“年老驼背”的子民。

而作品将“健康”、“康泰”的“康”字作为清政府满脸横肉的刽子手的姓，又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仁”、“义”中的“义”字给清政府监狱的牢头作姓、并加上一个形容贪婪财物的“红眼睛”绰号，起到了既给清政府涂脂抹粉又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归入腐朽清政府一类的作用。可见，《药》这篇小说不仅是周树人（鲁迅）在恣意丑化普通民众，且用华小栓和夏瑜的死亡为结局在诅咒“华”“夏”即中华民族从此再无后人，更是在冲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啐口水。周树人（鲁迅）对中华民族的攻讦辱骂可谓恶毒之极!

周树人（鲁迅）这篇报复曾被秋瑾当众判处死刑的泄愤小说在1949年后长期堂而皇之地盘踞在中学课本里毒害青少年，直到前几年终于被从教科书里剔除。

（二）
周树人（鲁迅）的感情生活异常丰富多彩。特别是在他四十岁到五十岁中间。据《鲁迅年谱》记载，1906年周树人26岁时从日本专程回绍兴老家与朱安女士结婚。婚后即返日。

1922年前后，周树人（鲁迅）与其母其弟同住北京一院落，闲居无聊时，得知弟媳洗澡，特地前去偷窥。为此与其弟闹得不太愉快，只好另外购房迁出与其弟分居。

1923年秋季，周树人（鲁迅）开始受聘于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讲师。在课堂上认识了女学生许广平（景宋）并开始来往书信。鲁迅时年43岁，许广平时年25岁，两人年龄相差18岁。1924年，周树人（鲁迅）44岁时与许广平（景宋）的书信往来频繁了起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这种异性师生频繁的书信来往，特别是同城同校异性师生频繁的书信来往，是不被人们认可的。

但是，自1919年国门大开后，西方种种如无政府主义、浪漫主义等等与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相悖的“新思潮”竞相涌入，首先被一部份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子所接受，废除婚姻与家庭的无家庭主义在以否定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为要务的“五四”时期成为时尚潮流。如1920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开展过的“废婚”论辩，如当时社会上“去家废婚”“打倒廉耻”“杯水恋爱”口号的盛行等等都是明证。因此，周树人（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往来甚至还得到了一些激进女学生如刘和珍等的认同。

1925年，时任北京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一位先后就学于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知识女性，对这种“新潮”极不以为然，便加强了对本校女学生们反传统道德行为举止的管束。她对时年45岁且已有妻室的周树人（鲁迅）与许广平的师生畸恋尤为反对，下令开除了不守校规的许广平、刘和珍等6名学生。

这当然被正在狂热畸恋中的周树人（鲁迅）与许广平视为“封建卫道士”而愤起反抗，于是周、许这对畸恋之人便煽动不明就里的师生和社会民众发动了一场长达十个月之久驱逐杨荫榆校长的“女师大风潮”。

因这场风潮闹得实在太大，当时段祺瑞政府为息事宁人，便以妥协态度承认女师大和周树人（鲁迅）为分裂女师大而成立的女子大学两校同时存在，并撤销了杨荫榆的女师大校长职务。杨荫榆担着被周树人（鲁迅）诽谤强加的恶名回到家乡江苏苏州，一直郁郁不得志。1938年因出面阻止日本侵略军强奸民女，被日军射杀。

在与许广平打得火热的同时，也兼任着北京大学讲师的周树人（鲁迅）在北大授课时与同事马裕藻的女儿马珏结识，马珏比与周树人（鲁迅）师生畸恋的许广平还要年轻。于是周、马二人也就开始了书信来往。周树人（鲁迅）对马珏的来信很是上心，并在日记中认真记录道：“夜，得马珏小姐书。”并将自己每种新出版的书一一赠予马珏。后来马珏赴天津结婚，周树人（鲁迅）得知后怅怅地说：“那么，就不赠书了罢。”

1927年，周树人（鲁迅）正式与许广平同居。但直到许广平怀孕后，周树人（鲁迅）才把与许广平同居的事告诉给自己的母亲。

几十年后，有人询及“女师大风潮”核心人物之一许广平对当年“驱杨”的看法，许广平思索良久方支支吾吾地作答道：“关于她（杨荫榆）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凭着这个还算是真实的回答，我们就不难反观出“驱杨”的“女师大风潮”之真实起因。

有人为周树人（鲁迅）等“伟人”辩解说，搞个把女人的生活小节无伤“伟人的风采”。但我以为这个说法只在没有家庭伦理之说、且将每个人都视为若干毫无关连品性捆绑组合体的地方适用。而在把伦理道德看得很重的东方，却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道德、品性、人格、能力等等相互溶合的整体，任何一言一行都是这个人的整体反映。

因此，在东方人看来，那些动不动就“搞个把女人”的人就实难配得上“伟人”的光环，特别是这个“伟人”还因捍卫自己的私情畸恋而堂而皇之的在社会上搅起一场长达十个月的风波。与此类似的是，有些人至今还居然将那几个所谓“伟人”而实则是玩弄女性流氓淫棍们的“妇女解放理论”奉为金科玉律，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三）
歪曲事实真相、用谎言煽动世人以达自己的目的，是周树人（鲁迅）一生惯用的手法。“女师大风潮”是如此，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亦是如此。

历史事实是：1926年3月，张作霖的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华北进行了一场史称“直奉大战”的战争。为阻止奉军南下，国民军在天津大沽口一带的河岸上建造炮台，并在河道中布设水雷。但此举却被日、英、美、法、意、比、西、荷八国公使认为是违反了1900年大清国和十一国签署的《辛丑条约》第八款：“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便于3月16日联合向北洋临时执政府（即段祺瑞政府）发出立即拆除大沽口一带防务设施的最后通牒，并以武力要挟限四十八小时内答覆。段祺瑞政府外务部接到“最后通牒”即紧急磋商并于当日午夜（3月16日24时或3月17日0时）作出了答覆，称：公使团“最后通牒”的内容已“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不能认为适当”。从而拒绝了八国公使的要求。

但在段祺瑞政府发出答覆而未收到公使团的回答，即在这一对外交涉尚未结束前的3月18日，中共地下党发动了四、五千名青年学生，到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并在会后列队向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北洋临时执政府所在地游行，要求政府做出强硬姿态。

据《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一文中说：“（游行之前）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按：这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武斗双方都用粗大棍棒作“语录杆”，上面仅贴只有胸前徽章大小“语录牌”的作法毫无二致。）

又据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载：“冯玉祥的部队中，有一些士兵，伪装成学生，混在游行示威的队伍当中，带头打、砸、抢，北洋政府的军警在警告无效之后，只好开枪自卫。”（按：这与“六四”中，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化装混入学生队伍里，高呼过激口号、带头砸烧汽车，一被发现即跑向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一幢小楼的情况极其相似。）可见当年的示威游行和后来的冲突都是中共事先安排好了的。

据说游行示威学生的本意是要求进入执政府办公厅内面见执政段祺瑞并递交抗议书，但段祺瑞3月18日在东厂胡同家中并未上班。执政府大门前的护卫士兵因未接到上峰命令，便按照例行“闲杂人等不得擅入”的规定阻止示威学生进入执政府大门。

在双方对峙中示威者手拿带铁钉子的棍子打砸大门、抢夺卫兵枪支、并泼洒汽油纵火。见此情景，守大门的卫队营长在鸣枪示警后未见示威者后撤，只好下令开枪。（按：这只是诸种说法之一）由此造成了包括一名卫兵、两名警察和若干学生等共四十七人死亡、一两百人受伤的惨剧。其中打死了女大学生、许广平的好友刘和珍。

执政府士兵枪击学生的惨案发生后，国内国外舆论一片哗然，诸多报刊纷纷谴责北洋政府的暴行，北洋政府对此均未加以任何阻止和限制。3月19日，上台不久的内阁总理贾德耀宣布本届内阁全体成员引咎辞职。

3月20日，段祺瑞发布《临时执政令》，简述事件经过为“（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泼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并表示对于（参与游行的）青年学子不予追究还要“优加慰恤”。执政府还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开枪杀人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等决议。嗣后，在执政府召开的“‘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执政段祺瑞面对四十七个亡灵牌位当众长跪不起，表示谢罪。

据《文史资料选编》第28辑《山本医院和鲁迅》披露，“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经过侦查，很快得知有中共势力渗入学生队伍、煽动闹事并逼迫北洋军警开枪的内幕，于是立即对这次暴乱的组织者和骨干进行通缉。

周树人（鲁迅）知道自己的名字也列入了通缉名单后立即躲进了日本人在北京开办的“山本医院”，并在“山本医院”里写下了歪曲史实的《纪念刘和珍君》。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样煽动性的语句，力证“三一八惨案”是“北洋军阀武力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

其实任何一位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可看出，单就这件事情而言，段祺瑞政府的作为并无太大的过失：首先是拒绝八国公使团提出的无理要求，其次是阻挡冲击政府大门的施暴者，再次是开枪伤人后政府内阁的集体引咎辞职和政府元首向死难者灵位的当众长跪谢罪。特别是他们对媒体舆论不干扰、不压制的态度更令人称道。反观1949年以来在中国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残害与屠杀了数千万人的中共党魁们，却无一个向人民道过一声歉。

（猫奴整理）
来源：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