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珍宝岛冲突 苏联欲对中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网络文革

(2012-08-25 17:58:30)转载▼标签： 杂谈  

《文史参考》


　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一年秋冬之际，新中国面临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争危机，尤以苏联企图对中国实行核侵犯的行动最为惊险。





　　形势之严峻，超出后人的想象。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工作台历，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这几个月期间，却令人惊异地出现了空白。

　　这是当时战争危机特别是核威胁的直接产物。一触即发的核战争，迫使周恩来撤离他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1970年2月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得以回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正常工作。但毛泽东看来，苏联入侵的危险仍旧严重存在。中央领导大疏散、林彪“一号命令”、三线建设等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珍宝岛之战引发核威胁



　　1969年3月，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方损失不小，被毁坦克、装甲车达17辆。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方“吃了亏”。
珍宝岛之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在中国，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周恩来修改的社论《打倒新沙皇》，明确表示：中国的领土主权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如果苏联继续进行军事挑衅，“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苏联来多少人，我们都要把他们“坚决、彻底、干净地全部消灭”。在3月4日到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全国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就已达到1.5亿人以上。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足够思想准备。

　　在莫斯科，珍宝岛冲突爆发后，反华示威接连不断，中国使领馆被围，汽车被砸。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更扬言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核基地、政治中心先发制人地实施核打击，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联军方的《红星报》公开发表文章，声称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核打击。

　　此后几个月，中苏双方一直处于“暗战”状态。苏军决策层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

　　苏联又秘密通知其东欧盟国，宣称它有可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设施。与此同时，苏联《真理报》也发表文章制造舆论，告诫全世界务必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扬言:“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





　“美洲鹰”反对“北极熊”



　　然而，苏联如果要发动一场大战，不得不顾及美国的立场。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苏联的意图是：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紧张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要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

　　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向总统尼克松汇报。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将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最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核打击这个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

　　经过磋商，美国方面认为：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应设法将苏联欲动用核武器的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美中2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美国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美国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对于这则消息也非常重视。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密会周恩来



　　然而，当中苏两国已进入战争边缘状态时，苏联领导人又考虑到，在袭击中国后肯定会遭到全面报复，而苏联的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于是突然采取了缓和措施。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途中途经北京同周恩来会谈的要求。经反复考虑，毛泽东同意了。9月11日，双方在首都机场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会谈表明中苏关系略有缓和，但危机依旧。

　　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林彪等人深信其中必有阴谋，毛泽东也深表怀疑。在此后几天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不少领导人明确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为其大举侵略施放烟幕，如同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

　　果然，柯西金回国后，苏联又改变了态度，趋于强硬。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对柯西金提出的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
　中国领导人疏散全国

　　鉴于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多次强调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思想，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处于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9月30日，为预防苏军乘中国国庆节像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发动突袭，林彪指示全军进入一等战备，并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并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给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防备敌机空降。他同时还主张马上放掉密云水库的存水，以免苏方轰炸大坝冲淹北京，后因周恩来反对而作罢。

　　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政治局的决定，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10月20日中苏谈判开始前几天全部疏散完毕。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周恩来率留守北京的负责人，以及总参谋部转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

　　10月17日，刚刚撤到苏州的林彪又发出著名的“一号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随即，不仅全军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疏散行动。仅军队疏散就达94万余人，4000多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

　　当时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全国所有高等学校也因此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重要档案纷纷秘密运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相继被卷入到这一紧急战备行动之中。不过，林彪的“一号命令”事先并未征得毛泽东的同意，这引起毛的很大不满，埋下了日后两人决裂的隐患。



　　美国站在了中国一边



　　正当中国举国上下备战之际，尼克松也紧急召开国防会议，尼克松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

　　10月15日晚7时许，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
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示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其实，早在1966年10月27日，中国已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至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公里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进行了一次实战性原子弹爆炸。并且，就在这次核危机爆发前夕的9月23日和29日，中国还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至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以及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

　　正是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以及中国的积极备战下，苏联人终于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想法。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缓和，1969年中国面临的核危机也随之灰飞烟灭。

　　不过，国内也有学者认为，1969年苏联对中国的核威胁缺乏证据，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就认为“美国帮助中国避免苏联核打击”是一种演义。本刊后边文章将对此评述。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