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劝”吴祖光退党(图)

Sala88

或排斥书斋和论坛﹐而是要强调行动的至高价值。古往今来﹐有多少生命葬于历史的尘埃﹐反倒是留下了“名山”中人﹐这无疑加重了文化人“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名”﹑“名威而后士”﹐轻实行﹑践履的缺钙传统﹐今天﹐我们应当努力伸张“做一个好人比写一百本书重要”的社会人格观﹗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说的那段名言﹐非常值得我们中国所谓“事业心强”的知识分子们反省﹗我们应当尽可能克服学院气﹐当此互联网方兴未艾的时代﹐我们完全有条件将目光多一些投向相对缺乏思想理论著述的人们﹐以强调现代公民性人格的紧要。吴祖光没有出版思想理论著作﹐他的人格却有第一流的重要性。

吴祖光是率直型的人格。他当然是有先进思想的﹐否则他不可能那么自觉﹑澄明﹐不可能60多年来一以贯之地追求正义﹑坚守良知﹐如果你要从社会公共关怀的一面向他学习﹐那么﹐除了干净磊落的行为﹐再没有别的让你觉得高不可攀﹑劳神费心的了。

吴祖光受了特别多的苦﹐以致在他76岁（1993年）为《北京晚报》写的一则千字文﹐发出一声长叹﹕“我的冬天太长了﹗”但他却是一个异常开朗﹑乐观﹑旷达的人。老舍批判过他﹐并没有来得及向他道一次歉就走了﹐他却写了情真意切的长文怀念老舍﹐并认真花心思质疑老舍是不是被人谋害了﹗当那位精明的女电视主持人（见下文）问他“是否原谅整过你的人”时﹐祖光先生答说﹕“我把他们忘了”﹗我这里想替吴先生补一句﹕“我只有公仇没有私仇﹗”记仇﹑报仇不是吴先生的性格﹐尽管他必定与常人一样﹐不会健忘于爱憎──他并没有具体说“忘了”什么﹐至少主要是田汉而不是周扬整了他﹐这件事﹐时隔几十年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当然他更加清楚田某人也不过是仗势欺人罢了﹗

能有吴先生那样的率性而非“闲适”的心态﹐该有多么好而又是多么难得啊﹗你想想﹐始终不渝地与公敌﹑与恶势力斗﹐虽黑云压城﹑泰山压顶而面无惧色﹐照样欢快生活﹐这需要多大的精神性情的力量﹗看看他的也成了戏剧家的女儿吴霜用了怎样的语言说她的老爸吧──“从老爸的一贯个性看﹐他是个脾气再随和不过的大好人﹐这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在他为数众多的朋友们当中是人人皆知的。

……我看﹐说我老爸是肝火旺盛﹐我是绝不能同意的﹐你说他这人不容邪恶﹐一脑子老天真﹐那还沾点边儿。……这些父老兄弟姐妹们全都说得对﹐我老爸太没有心计﹐太不世故﹐……老爸招惹的一次次麻烦﹐是海水拍打礁石﹐海浪随风向时而转换方向与力度﹐而礁石始终不动声色﹐认准一条路走下去﹐四平八稳﹐目不斜视。你说我老爸一辈子颠沛流离﹐活得累吗﹖我看他活得比谁都轻松。”

我想尝试说一句“充学问”的话﹐吴祖光的性格是自然性格与社会个性的完美融合﹐前者使其永远长不大﹐童心永驻﹐他最喜欢与孩子们“泡”﹐是孩子们的“哥们儿”﹔后者使其成为任凭风吹浪打的“礁石”。吴祖光的人格本身就是一个光彩四射的戏剧人物﹗这样一个既有艺术专长（文学﹑戏剧﹑书画﹐该不该算上他的木工活﹑厨艺等等﹖）﹐又能恪守公共关怀的大知识分子﹐实在应当从多种意义上视为我们的人生楷模﹗

10天前我给尊敬的邵燕祥先生去电话时﹐接电话的谢老师(邵夫人)告诉我﹐吴老先生在病中﹐由他的儿子吴欢全天候护理。闻之凄然﹗84岁的老人还没有看到过“春天”到来的光景呢……据说老人的身体是从1998年爱妻新凤霞突然去世后急转直下的。

新凤霞﹗又一个完美的人格﹕

──出身贫寒﹐自学唱评剧﹐14岁唱成了主角﹐是享誉海内外的“评剧皇后”﹔婚后才从丈夫识字﹐成为作家﹐一生出书20本﹔书画俱佳﹐家务活好手……

──非常爱美的大美人儿﹐1957年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刘××威胁她和右派丈夫离婚﹐被断然拒绝之后﹐也戴上右派帽子﹔“文革”初期作为牛鬼蛇神接受高强度劳动改造﹐一次累病倒地因医院误诊而致半身不遂。“我妈妈﹐一个闻名全国的大演员﹐嫁给他也有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担惊受怕﹐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吴霜）

──虽厌恶政治﹐甚至害怕因言贾祸力阻丈夫表达良知﹐但始终不失善良品质﹐持守至真至纯不受邪恶政治左右的爱情﹐即使在险恶之中﹗“他们希望我妈妈离婚﹐说‘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新凤霞说‘你们认为他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坏啊。’”（吴欢）

“我妈妈说解放前她怕警察﹐解放后怕党委书记。……我妈妈追求的还是一些文化﹐她不愿意政治问题干扰到我们家里的家庭生活。但恰恰我爸爸对政治的敏感又促使他仗义执言。其实说到底﹐我爸爸并不是一个政治理论家﹐我爸爸跟政治的关系是一种被动的关系﹐完全不是因为我爸爸对政治有兴趣﹐而是因为政治从57年开始就对我爸爸非常厚爱……实际上就是他对政治上的一些反应。”（吴欢）

中国缺少像吴祖光这样的丈夫﹐也缺少新凤霞这样的妻子。这不是从才华﹑成就上看﹐而是从最起码的立身处世的道德上看﹐从做人的起码勇气与良知上看。

吴祖光生于列宁闹革命得手的1917年﹐生于北京。父亲吴瀛（又名吴景州）博学﹐工诗﹑文﹑书﹑画有著述四种传世﹐还是一位文物鉴赏兼收藏家。家庭的文化氛围给少年吴祖光以深厚的熏陶和影响。在中学读书时﹐他不仅初试文学习作﹐发表过一些诗歌和散文﹐而且被京剧艺术的特殊魅力所吸引﹐跑戏园﹐沉醉其中﹐由此受到了戏剧艺术的启蒙教育。

中学毕业后入中法大学文学系﹐学习仅一年即应戏剧家余上沅之邀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校长室秘书﹐同时与在该校任教的剧作家曹禺结识。1937年在乃父的鼓励下创作并发表《凤凰城》﹐从此走上戏剧道路。后来的剧作有《孩子军》﹑《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林冲夜奔》﹑《咫尺天涯》﹑《闯江湖》等共十余部。投身多种文化活动﹐当过教师﹑编过报刊并从事过自己并不喜欢的导演。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在《从“1957”年说起》一文中﹐祖光先生一开始就这样说﹕“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幸﹐首先是广大人民遭受苦难﹐而遭受苦难的人民完全是无辜的﹑冤屈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应该负责的完全是昏庸腐朽的当权者。”

祖光先生20岁以后结识了“左翼”文学力量。日本投降后在上海做报纸副刊的主编﹐连续写出新的话剧﹐对国民党当局和旧上海的黑暗作了尖锐的讽刺﹐为此遭到了当局的威胁﹐在朋友的关怀和帮助下出走香港。在香港出于被动做起了电影编导﹐两年编导了四部电影。共产党革命成功后﹐虽有香港好友挽留﹐并许以厚遇﹐祖光还是“一心要赶回来参加开国大典。”

“赶回北京已经是10月2日。而且迅速地被通知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仍是我在香港不是心甘情愿的电影编导工作。”这时他“才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组织决定﹑必须遵守’的‘制度’。这在以前我是没有经历过的﹐我从不妨碍别人﹐也从不愿受别人的管束。……和我谈话的是当时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陈波儿女士﹐她是局长袁牧之的夫人。

……见面之后﹐我首先就表示自己不愿做电影导演﹐但波儿立刻对我说﹕‘当前我们所缺的就是导演﹐譬如说某某人﹐过去根本对电影从未接触过﹐刚从延安进城﹐电影不过只看过几部﹐现在不是已做了导演吗﹖何况你已经在香港拍过四部电影﹐很有经验和成就了﹔请你做导演﹐是革命的需要﹐你的任务已经定了﹐先去拍一部以纱厂女工为主角的《红旗歌》……’我吓了一跳。”

1954年全家迁到北京后﹐祖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父亲吴景洲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献给国家。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和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杨兰教授用了三天时间亲自鉴定﹐241件文物装了几车拉到故宫博物院。

3年后爱国者厄运临头。毛泽东号召给党提意见﹐而且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是一向主张创作﹑写作自由的﹐对这种低水平领导高水准的现象十分反感。我的主张就是﹐政治要有领导﹐军队更要领导﹔然而文学﹑艺术本是给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读的﹑看的﹐只有自由的写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应当给作家﹑艺术家绝对的自由。

……”这就是著名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论”﹐而毛泽东竟亲自参战﹐提出“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论”﹐与之相抗﹐结果枪杆子战胜了笔杆子﹐秀才书生的理性败于流民兵家的非理性﹐“谁也想不到忽然从‘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而且把这种显然的‘阴谋’公开说成‘引蛇出洞’的‘阳谋’”。“而我由于在戏剧家协会的一次发言中谈了我反对戏剧审查的意见﹐被当时剧协的领导者田汉﹐把我的发言加上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这样﹐田汉就摆脱了他自己发表过的一切类似意见﹐揪出了一个专门与‘党’作对的吴祖光﹐成为戏剧界﹑甚至整个文艺界﹐第一个大右派﹗震动全国﹐立了一大功。

”接下来的是整个戏剧界﹐以至文艺界对吴祖光的大批判﹐大会﹑小会不下五六十次。1958年吴祖光被发配到了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妻子被株连﹐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钢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呆在家里。而父亲去世之时竟不知他的儿子到了什么地方。“以后就是最善良﹑刻苦﹑默默承担一切责任的我的母亲﹐担负起所有全家以及三个年青孙儿孙女的教养之责﹐虽然他还有许多儿子﹑女儿﹐但她一天也不离开这个‘闯了大祸’的儿子的家……”

“文革”初期的一天﹐祖光被安排回家﹐看到的竟是﹕“全家一片混乱﹐我的书﹐我家大客厅的桌椅摆设全部像遭了抢劫﹐是叫我回家去收拾残局的﹐我的八旬老母﹐我的妻子坐在残破的屋里发呆﹐我只能爬在地上﹐满身是汗地件件捡起这些破烂东西﹐客厅里连地板砖都掘碎了一角﹐妻子告诉我造反派说地下埋有军火﹐所以挖开的﹐屋顶也挖开了一角……”

娱乐和享受﹔10年文化大革命﹐制造无数冤假借案﹐死伤枕籍﹐真是千千万万。……多少血债﹗”“我家的灾难﹐完全起源于当年的划为‘右派’﹐我的几个弟妹受了牵连﹐现在回想都是离奇古怪不可思议的﹕譬如五妹远遣福建﹐七妹远戍云南﹐八妹毕业于外交学院﹐她的同班同学后来都做了大使﹑代办等等的外交官﹐她却远在内蒙古默默无闻。六弟在苏联留学被抽调归国﹐狠狠进行批判改造﹐……至于国家﹑民族的灾难﹐加给一切受害者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这历史的孽债﹐是不是会像哲人所说的﹐由‘社会的进步’来补偿呢﹗﹖”

萧乾曾戏说﹐如果他和吴祖光在街上同时遇到不平之事﹐吴祖光肯定会上前打抱不平﹐而他自己则会溜之大吉。有这样性格的吴祖光﹐也就不会对是非善恶有半点含糊了。1992年6月的一天﹐吴祖光到医院去探望曹禺﹐两位老友坐在一起﹐手拉手谈心﹐曹禺忽然满面愁容地说起一生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讲出一句对老友憋了多年的心里话﹕"你太听话了﹗"曹禺几乎叫喊起来﹕"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的时候还得揣摸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总听领导的﹖"

“太不听话”的吴祖光当然也就“太不讨喜”﹐也就会遇到太多的流氓权力的滋扰﹗例如他与新凤霞的书画联展﹐三次布展就绪﹐临开展的早上却生生被陈希同下令卡死──“出动警车强制停展﹐把参观展览的数百名来宾﹑无数的花篮……一律拦截”﹐人们闻言说祖光的忘年交王丹也要来﹐可应邀到场的法国大使﹑香港名导演与文化部领导人都已被晾在一旁了﹗这发生在轰动全国的“国贸事件”以后不久。

1991年末﹐有两位中国姑娘在北京惠康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超级市场购物﹐因被怀疑而遭商家的滞留和检查。两位姑娘不堪屈辱﹐愤然起诉﹐将那家大型中外合资企业送上了法庭﹐引发了中国首例消费者名誉权案。吴祖光是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例消费者名誉权官司的。1992年6月﹐有一位朋友来看他﹐送他一包茶叶﹐茶叶是用一张报纸包的﹐那上面刊载有关"国贸搜身案"的详细报导﹐这篇报导援引两位姑娘在法庭上的一段诉说﹕"中国人是不习惯走上法庭的。我们提起诉讼﹐绝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的遭遇﹐……”祖光读完了这篇报导﹐将报纸摔在茶几上﹐愤然提笔写了题为《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的批评文章。

说到这里﹐我想到﹐如果没有开放例如收听“敌台”（开放客观上不可能仅仅是官方需要的开放）﹐顾客被搜身的事情也不可能产生诉讼反弹﹐而祖光先生1949年以前就曾受惠于异域文明的熏染﹐例如1946年6月他在上海收到老舍先生从美国寄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说﹕……“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谴责搜身者的文章发表后﹐吴祖光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的超级市场买完东西准备离开时﹐商场管理人员走过来问﹕"先生﹐您付款了吗?

"那位中国留学生告诉他付过了﹐管理人员连忙道歉﹕"对不起!"这时﹐又有一位澳大利亚人走过来问这位留学生﹕"先生﹐您丢失了什么没有?"那位中国人马上摸了摸口袋和钱包﹐迷惑地摇摇头。那人继续说道﹕"您不觉得刚才店方侵犯了您的尊严吗?我是律师﹐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帮您打这个官司。

"那位中国留学生想了片刻﹐最后还是摇摇头﹐走了。望著中国留学生远去的背影﹐那位澳大利亚律师怎么也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不在意自己的名誉权。有一次﹐吴祖光先生和中央某报的一位副总编在一家酒楼小酌。他们吃完饭﹐从酒楼出来﹐却被服务员追到街上......无可奈何的副总编只好"幽默"一下﹐拿出账单说﹕"小姐﹐吃一次饭要付两次钱吗?"

吴祖光老人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文章却被国贸中心的法律顾问指控为"文章中有'侮辱﹑诽谤'性语言﹐侵害了国贸名誉权"。1992年11月18日两位姑娘维权胜利（虽然仅被“用两千元打发”──国贸律师语）﹐不到一个月那家庞然大物般的中（官商）外合资企业（1992年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当时全国最大的合资企业﹐“法人”孙锁昌曾任驻外使馆商务官）﹐将仗义执言的吴祖光先生推上了被告席。

北京朝阳区受理了这一区区民事案﹐却拖了11个月才开庭﹐超过审结期限5个月﹗而该法院的一位负责人﹐竟用判决前发表文章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倾向﹗这就是“6‧4大屠杀”之后的中国首善之地北京﹗有记者告诉吴祖光先生﹐在惠康超级市场搜身案之后不久﹐国内又接连发生了凯恩搜身案﹑大热门搜身案和北京石景山华联超市搜身案……岂止搜身﹐1999年竟在邓小平画的那个“圈”（深圳）发生商场保安殴打顾客致死的惨案﹗

吴祖光先生后来又写了四篇文章﹐回应原告孙锁昌和支援孙的势力﹐集中抨击国营企业“高档次﹑低素质”的现象。事情拖到他77岁上的1994年6月﹐他在一则附记中这样说﹕“受理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至今已违法﹑违法﹑再违法﹐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三个半年的期限﹐至今不作判决﹐还不知要拖到何时﹖”“这也只有我们这样的国家才会发生这样的奇案。”（吴祖光﹑新凤霞合集《绝唱》）什么力量让这位文化老人不得安生﹖﹗这样的国家还有资格谈什么发扬传统文化﹖

吴祖光是一个极其单纯的像玻璃般明净的人﹐但是﹐权力﹑权术﹑权谋﹐偏私的权力集团出于其固有的恶浊﹐你若做一个甘于被瞒骗的孩子﹐你可以有奴隶的平安﹐你若保持著孩子固有的纯真﹐你就不免遇到每日每时的纠缠﹑歧视﹑伤害﹐中国是一个容不得儿童的社会﹗像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喜欢过有童趣的生活的吴祖光们﹐便一直只能在薄冰上前行。那时﹐即便有西单民主墙﹐作为共产党员的吴祖光还是为所谓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激发了憧憬﹐没料想中国的“乍暖还寒﹑阴霾时袭”会不经意地挥霍掉十年二十年光阴。

“清除精神污染”有惊无险。但随“四项基本原则”越发张狂﹐胡乔木﹑邓力群之流越发得势﹐“自由知识分子”注定要受到“自由化”这顶邓记大帽子的罩压了。1987年﹐王若水﹑苏绍智﹑张显扬和孙长江等人被撤销职务﹑劝退出党或开除出党﹐另有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也遭到整肃。吴祖光受到了名为劝退实为开除的处理。处理吴祖光的办法是让胡乔木爬几层楼找到吴祖光家里﹐秘密地向吴本人宣布六大错误﹐以免让公众知道﹐留下社会记忆。简直是黑社会的鬼蜮伎俩﹗

吴祖光先生曾经这样说﹕“文化大革命后﹐我得到一门知识﹐就是全国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有它不能公开说明的政治目的的。这一次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显然也有它的政治目的。……”

（自《北京文学》1998年第5期）而所谓的“精神污染”不是别的﹐就是以周扬﹑王若水……等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以人道主义批判个人迷信﹑领袖崇拜﹑封建专制──“社会主义异化”。关于这方面的回忆文章﹐国内写得最好的有于光远先生1997年发表在《广州文艺》上的长文──那篇文章好在直截了当地讲到﹕“清除精神污染”是胡乔木上下其手﹐利用“政统”整周扬等人（周扬果然被整得短了阳寿）﹗

胡乔木跑到吴祖光先生家中﹐宣读中纪委“劝”吴先生退党的文件（应读作“密谕”）﹗劝退文件列出“七大”理由﹐其中一条是﹕“吴在一篇文章中说﹕戏剧审查制度是当年国民党政权濒临灭亡﹑垂死挣扎的表现。而我们今日的戏剧审查继承了这个腐败政权的可耻传统。”还有两条是﹕“吴对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认为是给中国共产党丢了脸﹔吴曾发表一篇关于应当取消戏剧审查制度的文章。说﹕谁有权势就能判定一部戏剧或电影的优劣﹑生死是荒唐可笑的。”

1989年2月﹐吴祖光参加了文学和人文科学界的一起轰动世界的签名事件。──这就是由北岛﹑邵燕祥﹑牛汉﹑老木﹑吴祖光﹑李陀﹑冰心﹑宗璞﹑张洁﹑吴组湘﹑汤一介﹑乐黛云﹑张岱年﹑黄子平﹑陈平原﹑严文井﹑刘东﹑冯亦代﹑萧干﹑苏晓康﹑金观涛﹑刘青峰﹑李泽厚﹑庞朴﹑朱伟﹑王焱﹑包遵信﹑田壮壮﹑王克﹑高皋﹑苏绍智﹑王若水﹑陈军等33人共同署名的致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公开信”全文是﹕“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生于1989年1月6日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后﹐深表关切。我们认为﹐在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和谐气氛﹐同时也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公开信”的日期是﹕1989年2月13日。

1995年吴祖光参加了由许良英﹑林牧﹑王丹等人运作发起的又一次重要集体呼吁5月15日有45人联名的﹐致江泽民﹑乔石的宽容呼吁书﹐全名为﹕《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参加者中有88岁高龄的核子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91岁高龄的老作家楼适夷先生﹐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几所著名大学的知名院士﹑教授和江棋生﹑杨海等“深受过不宽容之害”（许良英语）的进步青年。

1997年3月﹐吴祖光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要求政府为六四事件平反。吴祖光说﹐这一震惊海内外的重大事件主流是反对腐败﹔事件是由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等一批官员向邓小平谎报军情所致。因此﹐已涉及腐败案的陈希同应当被判处两次死刑。

1998年﹐吴祖光参与了著名的“九人呼吁”﹐即3月5日的《为政治和解及民主改革致国人书》公开信签名人﹕
吴祖光：名戏剧家﹑前全国政协委员﹔
金荛如：名政论家﹑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
方励之：名物理学家﹑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
刘宾雁：名作家﹑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苏绍智：名政治学家﹐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所长﹔
陈一谘：名经济学家﹐前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长﹔
于浩成：名法学家﹑前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
郭罗基：名哲学家﹑前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教授﹔
吴国光：名评论家﹑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

据一位参加签名的知名人士介绍﹐该建议书由一名法学家起草﹐经过政治学家及历史学家的修改﹐前后修改了十多稿。林牧先生近来特别说到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按他的三阶段论﹐他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知易行难﹑知缓行急的阶段﹐倘无践行觉悟﹐中国将出现灾难。吴祖光先生没有讨论这些﹐但他与林牧等先生一样﹐用其不间断的理性行为﹐用新术语讲就是非暴力抗争（一位美国专家总结出190余种方式）﹐国涌﹑杨海和我等“二流堂”后生﹐则直接称之为公民性行为﹐以与李慎之先生的公民意向在实践层面呼应﹑嫁接﹗

9位知名人士中﹐吴祖光是唯一生活在大陆的﹗坦率地说﹐如果不是9人﹐而是90人甚至900人﹐而且是国内的知识界名人占了多数﹐那就很有些公民气象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吴祖光是我们的人格楷模的一条根据。谢泳一篇短文的只眼独具﹐那就是他的《普及吴祖光》。谢泳说──

“……我觉得今天应该普及吴祖光。……吴先生是敢说真话的人﹐自然命运也就坎坷。近十几年来﹐按说经过苦难的吴先生应该学会应付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了﹐但吴先生不学﹐也不屑于学﹐一直保持了知识分子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

……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撇开具体的事情不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谁要责备吴先生的行为﹐我真怀疑他的良心哪里去了!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


来源： 中国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