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各国紧抱美国“大腿”习近平的组合拳打得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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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来源：南华早报

以前中国只强调GDP，外交中只有经贸牌可打。而新的外交需求则意味着要管理好民族主义，而这可能需要一个理性公民社会的支撑。

　　习近平尚在东南亚访问，中方又宣布了李克强将访文莱、泰国、越南以及出席东亚峰会，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再次成为焦点。不过，对中国来说，与东南亚的外交不只是一时的焦点，而是长期的难点。面对双边关系中的种种现状与问题，中方心里可能是乎五味杂陈，又纠缠百结。

　　作为一个既富经济活力又地处战略要道的周边区域，东南亚对中国之重要性自不消多说，而中国投之精力甚至财力之多与大，亦外界共见。但是，许多东南亚各国仍与中国貌合神离，而它们与美国的关系，却反有加强之势。甚至是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与美国势不两立的缅甸，也由于其国内的变革进程而与美国越走越近。虽然中美在此地区并非全是零和性的竞争关系，但东南亚各国这种“远亲近疏”，无疑让中国外交窘境尽露。有媒体将习此访称之为外交“突围”，也一语道尽中国东南亚外交面临的困局及其努力。

　　较前相比，中国的东南亚外交确实也体现出改变的大动作。习近平在访问印尼期间，中不仅宣布签署与印尼的大金额投资合作关系，而且还借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之机，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而稍后李克强将出席中国东盟峰会，料会将习提出的这一概念进一步细化与布局，深化中国与东南亚的利益关联。

　　这些举措无疑将成为联结双边关系的一条纽带，但可能解决不了阻碍与东南亚外交关系的症结。而正是这些症结，使得中国的东南亚外交经营多年，却难以有大的突破。

　　第一是南海争端僵硬难解。这一争端直接涉及越南、菲律宾等重要的东盟国家，而且因为这些国家企图通过东盟框架对华进行交涉，使得这一争端成为中国对东南亚外交跨不过去的一道门槛。或许更加关键的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可能被这些国家视为检验中国和平崛起态度的试金石。然而，中国与东南亚都是正处于国家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强烈，要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难上加难。

　　第二是经济因素“外溢”功能有限。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不但在金融危机时刻对东南亚国家施以援手，并且致力于扩大双边的自由贸易。但时至今时，可以看出东盟国家坚持的是“双支柱”战略，即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的推进，却并未换来政治安全关系的提升。相反，随着对中国经济依赖的加大，东南亚国家可能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政治安全警惕。

　　第三则涉及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地区秩序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以及成为地区主导国，我相信这是东盟国家心知肚明以及必须面对之事。但是，在平等、互利的言词背后，作为小国集合体的东盟能与庞大行为体的中国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地区秩序？可能是这些国家远不能确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抱紧一个因相距遥远而不可能有实质政治安全损害的美国的“大腿”，在他们眼中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以上问题从具体到宏观，都需要中国有一种新的政策目标与论述。但从习的政策组合拳来看，除了概念层面的创新以外，具体政策层面还是打经济牌，如提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水平、加强同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等。而如前言，在经济因素无法渗透到政治安全领域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对提升中国东盟总体关系可能作用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提出利益色彩浓厚的命运共同体，不如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安全共同体，或是旨在强调更深层次联结的文化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意味着中国不只是从竞争、博弈的角度处理南海争端，而是在增进共同安全的基础“管理”好该问题（近期内谈解决不太现实），并从非传统安全合作等新领域开辟新的合作基础。至于文化共同体，则意在揭示东亚人民共同的精神遗传与文化传承。特别是在强大的西方文化面前，探索并巩固自己的身份是每一个亚洲人的深层焦虑与使命。

　　当然，这会涉及中国外交政策甚至是国家内政方向的大调整。以前中国只强调GDP，所以外交中也只有经贸牌可打。而新的外交需求则意味着要管理好民族主义，而这可能需要一个理性公民社会的支撑；还需要文化软实力，而这取决于中国对传统儒家、佛教文化等方面的传承与自信；甚至还需要领导体制和外交制度方面的创新，以改变当前中国外交“重战术、轻战略”所导致的被动局面。

　　以前都说内政决定外交，外交服务于内政。但在中国与世界关系越来越密切、联动的情况下，内政的建设也应该有世界的眼光与标准，内政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为外交服务。这些，中国都准备好了吗？

　　作者李开盛，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