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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如白驹过隙。
无论这二十五年以多么惊人的速度一闪而过，也无论中共以何等凌厉的手段镇压、狡辩、掩盖，富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民都不会抹掉“六四”记忆。因为“民主、自由”是百年来中国人一以贯之的诉求和响彻天地的呐喊，何况它还在“六四”时染上了如此淋漓的血。
这血，不是一滴两滴，也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血，而是成千上万人的血。美国纽约时报社中国分社记者伍洁芳在大屠杀发生的当晚——六月三日和次日六月四日，冒着生命危险在各存放受难者遗体的医院艰难地调查取证，随后向全世界公布了死于中共军队枪口下的“六四”死难者高达五百多人，这还不包括存放在它处的死难者遗体和后死者。如果再考虑到镇压的持续时间和所波及的范围包括了全国很多大中城市，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六四”死难者总数也不会低于千人。侥幸未死的伤者及伤残者则难以计数。就惨烈程度而言，那张黑暗中天安门广场上一名死难学生倒在血泊中脑袋被碾压，殷红间白的脑浆流淌一地的照片，便足以触目惊心，令天地为之恸绝！如此英勇的血，如此壮烈的血，能遗忘么？“六四”死难者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浇注了坚贞的血魂！只要民主、自由在，“六四”的血就在。人民不会停止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就一定会铭记“六四”。
从来人心向善，因善而有底线。比如街坊邻里吵闹，彼此即有不成文的底线，就是可以互相辱骂对方，但不能辱及其父母和祖宗，因为这犯了中国道德文化的“孝”忌；再如因私怨而打架，彼此可以拳脚相加，打得鼻青脸肿，但却不能见血，尤其血迹斑斑，因为这意味着打架双方将不再是相辅相帮的共生关系，而是互相仇恨的敌对关系。
“六四”当然远非寻常百姓间的小打小闹可比。“八九民运”期间，手无寸铁的北京学生们基于民族大义和人类良知，以十分和平的方式，坚决而响亮地提出了“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诉求和为胡耀邦平反、“反贪腐”等现实政治诉求，他们的声音迅速得到北京数百万教师、学者、记者、工人、农民、市民及部分党政官员的强烈支持，也同样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呼应，从而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民主风暴，但最后却惨遭中共强硬派动用军队血腥镇压。由此可见，中共嗜杀成性的本质一如既往，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陈旧落后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即掠夺关系和敌对关系，可掠夺则掠夺之，不可掠夺则悍然杀之。人民一心向善，而中共作恶无底线，二者始终呈平行线无法交集，最后就只剩下无法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生死关系。
“八九民运”虽然遭血腥镇压，但无疑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座丰碑。以“八九民运”为分水岭，中国民主运动呈现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形成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将在推动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会有力地促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
“六四”之前的七十多年间，民主在中国不过是政党和政治集团争夺天下的遮羞布，扮演的顶多也就是小妾角色。清宣统帝退位后，袁世凯为当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以支持民主的面目出现，一俟目的达到，即倒行逆施。之后的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实现了较充分的民主政治，如开放党禁、报禁，言论自由等，但各系军阀拥兵自重，争权夺地，终至天下大乱。孙中山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以“军政、训政、宪政”分步实行，其首要之务，仍是先以具专制、独裁性质的军政、训政争天下。难得的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氏父子痛定思痛，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特别是蒋经国一手推动民主政治在台湾实现，终于兑现了当年孙中山布告天下的承诺，功德圆满。由是，台湾之于中国之谓“宝岛”，已不止于历史意义、地理位置之重要，更在于民主政治这一独一无二之“瑰宝”。
将民主、自由喊得最响亮、也最为激动人心的，莫过于中共了。抗战和内战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重要领导人以指点江山的气魄和吞吐山河的气势，在多种场合以多种方式宣扬民主，痛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专制独裁，呼吁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和民主改革。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报告，完整、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充满民主色彩的、极其重要的建国纲领（即共同纲领），白纸黑字地明确指出：“要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内中并将中共的民主主张和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宣言联系起来，俨然以孙中山的正统继承者自居，指出“共同纲领”还只是一个低级纲领，中共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最高民主、最多自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天堂。
中共震天动地、振聋发聩的民主主张让所有做着民主春秋大梦的中国人相信，只要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推翻国民政府，民主、自由马上就会实现。于是，在全国人民如同喝了鸡血般的狂热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以摧枯拉朽之势，将被痛斥的体无完肤的国民政府赶到台湾，很快建立起一个在“民主”口号包装下的、人类历史上最专制独裁的政权。建国后，中共通过有目的地发动镇反、三反、五反、四清、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大屠杀、迫害真、善、忍信仰者、非法抓捕、关押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在和平时期饿死、迫害致死几千万人营造出高压恐怖政治气氛，让民主、自由在大陆荡然无存，将人民愚弄成可以任意剥夺权利、掠夺财产的奴隶。
与之决然不同的，是“八九民运”不带有丝毫政党和政治集团的利益色彩，是极为纯粹又极其纯洁的全民自觉的民主运动，是真实而非欺骗的、明确而非拖泥带水的民主运动！这和之前由政党或政治集团组织、领导、发起的，带有强烈政党或政治集团利益色彩的，包括所有暴力与非暴力的“民主运动”有着本质区别。正是这种极为纯粹又极其纯洁的特质，彰显出“八九民运”的珍贵与崇高。也由此，象征“八九民运”精神和理念的民主女神像便闪耀出伟大的光芒，庄严地傲立于道德之巅，藐视群小，观照后来！
“六四”对中共来说，同样是一个分水岭。因了“六四”英烈们高贵而纯洁的血，中共瞬间丧失了为巩固政权所必须赖以支撑的道德基础、政治基础、理论基础、法律基础和信义基础，其最为重要的执政力量——武装力量，也遭到极大损害。
“六四”之前，虽然无论与中国政治历史还是与世界政治历史相比较，中共建立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专制、独裁的政权，但这个政权并非一无是处，也还谈不上十恶不赦。在未建立政权前，中共一定程度上的确汇聚了中国的先进力量，人才济济，众望所归。获取天下后，毛泽东主政二十七年，为满足一己之私，依靠其巨大的威望和权力，将中共变成独裁暴力政党，又通过不断发起的政治运动，使文明的中国社会迅速沦落为暴力社会，祸害天下。毛泽东之后，华叶拨乱反正，胡赵改革开放，使中共政权性质很快由独裁而为开明，国家振兴在望。这种性质的转变之所以能发生和完成，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多数共产党人虽不民主，也缺少法治意识，但历经劫难后，难得地仍保持着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的崇高理想和信仰，仍坚守着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和明确的是非评判标准，使得中共当时尽管染上了严重的腐败气息，仍保有正气。正是有这股正气的存在，才使中共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进而使整个具标志性的八十年代充满了万众一心、朝气蓬勃的大好景象。惜乎“六四”一声枪响，中共正气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匪气、邪气、恶气、霸气。随之而来的便是关乎政权生死存亡的道德和信仰体系的崩溃。之后，无论中共再怎么解释、创新、鼓吹、宣传其思想、理论、道德和信仰，人民都会将之一概归结为“只是为了屠杀和镇压人民”。失去人民信任与支持的中共，就此沦落为只会疯狂地贪权恋色、腐化堕落的“腐败党”和欺压人民的“拆白党”。
另一方面，中共赖以起家和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武警部队和警察，曾以其严明的纪律和赫赫战功而为人民所尊重和喜爱，常被人民津津乐道。但“六四”枪声却使人民看清了这支武装力量的可怕面目，从此对它充满了恐惧和警惕。“六四”大屠杀后，这支武装力量丧失了还能继续存在的所有道德基础、法律基础和信任基础，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充当中共心狠手辣的屠夫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而再无任何正面形象可言。尽管这支武装力量现在看起来愈发强大，但又有多少父母愿意自己的儿女为它和其背后的中共卖命呢？一支屠杀人民的军队必然是邪恶而腐败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无论表面如何光鲜和强大，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战斗力和稳固的军心。的确，歌舞升平的和平时期看不出其衰败景象，然而一旦发生战争，就会看到军人们情不自禁地扪心自问：“我该为谁而战？我也是人民的一员，凭什么要为没有希望的腐败政权卖命？”
二十五年来，中共致力于经济改革，希望造福于民，不能不说是想尽力挽救因“六四”大屠杀而造成的颓势。但执政基础即失，党心、民心散乱，其所赖以依凭的武装力量也声望坠地，不得人心，加之经济改革演变成疯狂剥夺人民权利、掠夺人民财产，耗尽资源和未来的“拔苗助长”，如此“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固能显一时之辉煌，但后劲乏力，反而滋生出更大的腐败，令政权更加摇摇欲坠，而最终获利的，除了西方资本和约占中国总人口0.4%的权贵集团，又还有谁呢？
不少民主人士和“八九民运”的亲历者因“六四”大屠杀而垂头丧气，认为“八九民运”是一次失败的民主运动，其实大大地错了。中国的民主运动只是因“六四”大屠杀而延缓了实现的时间，并从此有了鲜活而盎然的“血魂”，更加生机勃勃。真正的失败者是中共！中共最大的失败就是因“六四”对人民疯狂的大屠杀失去执政基础而过早耗尽气数。客观地说，中共起于乱世，历经艰险而一统天下，可谓天命所归，毛泽东也因其百年来无人可比的大境界、大魄力而堪称英雄。历史上，中国一统天下的朝代执掌神器的时间大多在二百至四百年间。与之比照，中共建政后如实行民主政治，可以通过轮流执政而万世永续和长治久安，或另辟蹊径，将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与西方的宪政民主相结合，也能实现长期执政，开万世之太平；甚或就按中国传统治理方式广施“仁政”，大概也有二三百年的统治时间。然而，中共以“无神论”者的雄伟英姿得天命却不守天命，实行的偏偏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严酷的专制独裁与苏俄暴力专政杂交而出的一种人类最残暴、最独裁的统治方式，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终至气数耗尽而过早夭亡。“六四”之时，中共已名存实亡；“六四”之后，“中共”不过是贪得无厌、贪婪无耻的行尸走肉罢了。今天，中共新领导层和有识之士坦承执政危机，深以为忧。然而日暮途穷，所谓日不暇给，又岂能规摹弘远？
《论语·尧曰》有言：“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困，即受缚而不得自由，无自由即无尊严。全句意思是说，天命决定了帝王朝代相承的次序在你，该当你一统天下，执掌江山。你当正心诚意，牢牢把握执政的要旨与核心，恰到好处地处理政事。如果天下百姓无自由无尊严，穷苦不堪，上帝所赐给你的君禄和你的江山，也就完结了。五千年前的上古之时，先贤大哲们便知人民有自由有尊严，对一个政权来说何其重要！此话是尧禅位于舜时，对舜的谆谆告诫，后舜禅位于禹也复此言。后来为政者，皆当常思此言。
蒋蜀军
2014年6曰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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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4 07: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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