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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政治、文化各种因素,这几年越来越多香港人移民到台湾。他们年纪、背景各不相同,但几乎都是为了圆那在香港圆不了的梦。
2008年,蒋雅文(Mandy)25岁,出乎意料卸下英皇签约艺人身份,到台湾开始第二人生。长发大眼、五官深邃的她,把一整箱工作用的高跟鞋和礼服,全送给了朋友。自10几岁起,她为了家计进入香港演艺圈,从模特儿转型成歌手、演员。走在演艺路上,经纪人常说蒋雅文“漫不经心”;蒋雅文自己则说,“心里有块空缺没有得到满足”。
艺人生活五光十色,钱赚得又多又快,但对从小在香港乡下长大、形容自己“本性喜欢朴素”的蒋雅文来说,演艺圈就像香港这座城市一样,她“始终没有真正融入过”。她渴望离开这个身份、这座城市,“去别的地方,体验别种生活,看看自己还有什么可以尝试的事情”。而台湾离香港近、生活消费低,成为她的第一选择。
于是,蒋雅文把身上的积蓄全留给了家人,几乎孑然一身来到台湾。她派过传单、去便当店剁过排骨;曾经有一段时间,她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床,先到设计工作室当学徒,中午前赶去便当店打工,晚上7点又到补习班进修设计课程,下课回到家已经将近午夜,隔天早上5、6点又要起床,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半年多。“我发现自己真的挺爱这样的生活,虽然很吃苦,但很充实,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原来我的满足感是成为一个普通人,而非站在舞台上发光发热,”蒋雅文告诉记者。
2008年底,跟着台湾创意市集、手作品牌的风潮,蒋雅文和朋友合资成立服饰品牌“Little Secret”,得到顾客热烈支持。她亲自设计的产品往往刚推出便抢购一空,还在台北市开设一间复合式经营的实体店面,甚至一度想将事业版图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蒋雅文并不孤单。近年来,中国大陆崛起,台湾、香港反而越来越亲近。一波香港人前往台湾的趋势,正在如火如荼发生。
港人移居来台,这次已是第三波。第一波发生在1970年代,许多香港侨生来到台湾就读大学,之后留在台湾打拚,知名歌手周华健、广达电脑董事长林百里皆是如此;等到1990年代,台湾开放外资保险业来台,迎来许多香港的高阶人才,例如当时台湾安泰人寿总裁潘燊昌、现在安联人寿总经理林顺材、保诚人寿总经理张镇坤等人,都属于第二波移民潮。
“第三波从4、5年前开始,”香港跨媒体创作人、文化评论家欧阳应霁观察,他的许多朋友开始讨论要去台湾居住,而他自己也有移居台湾的想法,但香港是他的家,也会保留在香港的居住空间。“如果有一个second home,我会愿意在台湾或者几个不同地方找到一个落脚处,不论租、买或者建。”
数字会说话。台湾交通部统计,先是香港、澳门来台旅游人数不断增加,从2003年的32.32万人,上升到2012年的101.64万人。同一时间,来台居留人数,从短期停留、居留许可、到定居许可,全都屡创新高,从2003年的26.71万人次、1694人、488人,增长至2012年的90.66万人次、3195人、711人。
和过去最大不同是,许多第三波来台的香港人,都像蒋雅文这样在台湾创业。台湾勤业众信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副总经理蓝聪金观察,近两三年,确实越来越多香港人来台小额创业,有些从事设计工作,有些开小咖啡馆,也有些成立贸易公司。
从宽敞透亮的前院走进台北巿松烟附近的咖啡馆Artista Perfetto,迎面而来的是白色为基调的敞亮空间,桌与桌的距离拉得极开。这样的桌距,以台北市来说算是大方,放到香港简直是一种奢侈,“如果在香港,光是这里就要挤8个人吧,”萧奕霆指着一张四人桌说道。
Artista Perfetto由六个年轻人集资开设而成,萧奕霆是其一。六个股东的背景相像,都是25岁上下的大男生,也都是钻研咖啡有成的专业咖啡师,还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是香港人。去年9月开店之后,经过旅游书介绍与媒体报道,Artista Perfetto迅速在香港人间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成为香港人来台北旅行的景点之一。“香港客人对我们很好奇,常常上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来台湾开店呀?』,”Artista Perfetto的另一位创办人刘狄洭笑着说。
为什么来台湾开店?这个问题六个人被问了无数次,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圆梦”两个字。身为咖啡师,拥有自己的咖啡馆是六个人共同的梦想。在刘狄洭心中,台湾的生活步调虽慢,但愿意好好坐下来喝一杯咖啡的人多,满街林立的个性咖啡馆,证明咖啡文化早已深植台湾人的生活。“我们店的招牌之一是拉花,台湾人很欣赏这个东西,但如果香港人,应该看也不看就直接喝下去吧,或者匆匆忙忙外带,盖子一盖上,什么都没了,”刘狄洭苦笑地说。“香港人真的不太会生活,”萧奕霆在旁边补充道。
的确,这波新香港人在台湾,年纪或小或大,背景也各不相同,但同样都是来圆梦。“在香港追求梦想,真的很难;但来台湾,有很多可能性,才有机会实现梦想,”萧奕霆比较,现在香港的选项越来越少,不仅政治氛围越来越差、生活成本变贵、创业也很不易,加上缺乏产业的多样性,如果对主流的金融业及地产业没有兴趣,没有太多其他选择。
若仔细比较港台创业环境,香港显然困难许多。以服装设计师为例,香港独立设计师常常只能将店铺开在租金较低,但空间不太理想的旧式商场,还必须另外打工支付所需开销,“他们不太有前景,只有运气很好很好的人,才能被市场看见,”蒋雅文观察。
针对台港两地创业的难易度差距,蒋雅文也打了一个十分巧妙的比喻,“就像上了赌枱,香港最低赌注硬是比台湾高许多,当然下的赌注多,回来的也会多,但有这个赌注、可以坐上赌台的人却不多。”买台二手发财车,当街卖起手冲咖啡;骑着脚踏车贩售手工蛋糕,卖完就打道回府,这些台湾年轻人轻松成就创业梦的案例,对香港人来说,简直是不敢想像的幸福。
“台湾现在的状态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欧阳应霁观察,例如面店卖的一碗面,店家的心态就是“做好这碗面”,而来的顾客就是为了吃一碗面。双方不贪多,只要求简单又好,“一个好好的地方,一种好好的交往,无论台北、台南、台东,我都能感受到这种状态,这是我在大陆,甚至在香港,都很少能感受到的。”
欧阳应霁进一步观察,他作为香港人,已经太熟悉都市生活,但如果今天想要选择居住在乡村或跟自然关系比较密切,又保有一定生活品质的地方,很明显就是台湾。中港台三个地方比起来,台湾具备了都会缺乏的纯朴质地,又可以提供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同属华人社会的一环,语言基本上可以共通,文化适应也比较容易。
林顺材就因家人习惯台湾的舒适生活,继续留在台湾。现年48岁的他,从小在香港长大,毕业于香港大学数学系,取得美国精算师执照,1997年曾经来到台湾国卫(AXA)人寿工作两年,之后回到香港,2004年又来到台湾ING安泰人寿工作。2008年,ING安泰人寿卖给富邦人寿,原有机会返回香港,但因他的太太及一对女儿都不想回去,他们一家人就一直待在台湾至今。“香港节奏太快,台湾相对脚步慢些,住起来也舒服,”林顺材比较。
出走,除了台湾独特的吸引力之外,另一股推力则是香港变了。1842年至1997年间,接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沿用英国法治体系,并被英国宣布为自由港,香港很快凭藉便利的地理位置、水深优势,快速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运输中心,因而被称为东方之珠。中国国民党创办人孙中山、清末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也因为来到香港,看到当地进步,更坚定变革的想法。1991年从台湾来到香港工作,现任香港荃湾区议员曾文典也提及,他刚到的时候,香港整体氛围,还是比刚解严后的台湾自由很多。
但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后,实施一国两制,港人逐渐不满香港政治。香港大学民意网站调查,港人对香港政治的满意度,也从1997年上半年调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13.3%;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净值(有信心减掉没信心),也从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15.2%。
2003年是个转折点。这年发生了SARS,香港有299人死亡,人心惶惶;同年,中国大陆也插手香港事务,要求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引起广大民怨,7月1日香港回归大陆六周年这天,超过50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至今每年这天都会举行这个游行。基本法23条内容涉及国家安全相关规定,包括判乱罪、分裂国家行为等,被许多人认为侵犯基本人权、限制言论自由。“言论或行为是否触法,界限在哪?是谁说了算?行政机关裁量权太大,不利人民,”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最终7月9日,香港政府迫于民意,暂停立法,至今再无提交。与此同时,香港民意要求普选的呼声逐年持续增高,但大陆中央政府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按照目前规定,香港2017年举行的特首选举,候选人必须得到大陆同意才能参选,不同于台湾、欧美等民主国家,只要候选人符合规定,即可自由登记参选。
港人不满,乃至抗争大陆干涉行为的事件并未因此减少。去年国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例。香港特区政府计划推广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简称国教科,目的在于透过这门学科,让学生对于中国大陆快速发展引以自豪,也更加认同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但却引发不同声音。支持者认为国教科符合国际惯例,香港人作为中国人,当然必须加强认同中国;反对者却指出,《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义香港人,而非国民,而且课程内容偏颇,也剥夺学校自主性,因此发起多次抗争活动,包括联署、游行、集会及绝食等。去年10月8日,香港政府最终宣布搁置课程指引。
“香港不仅没有民主,也越来越缺乏自由,核心价值逐渐消失,”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现在感觉大陆很强势,很多东西都像是他们说了算,香港变成弱势,”欧阳应霁进一步观察。
这一切纷乱和抗争中,香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识开始觉醒,有人更因此离开香港,来到台湾。香港大学从1997年开始,每年都以问卷调查港人对香港、北京及台湾政府的信任度,很多年来,台湾信任净值远远落后北京、香港,但从2012年起,台湾却开始超越。
古谷杰与柴雯就用脚投票了。他们共同经营的咖啡馆Fat Cat Deli,位于台湾台南市中西区的一处小巷弄内。Fat Cat Deli所在的建筑物是一栋两层楼高的老房子,外观古朴有味,室内装修则适度保留了老屋特有的格局。红砖瓦、狭小陡峭的磨石子楼梯、手作家具、墙上的黑胶唱片、室内流泻的独立音乐、三只慵懒小猫,种种元素组合成一间不折不扣、台湾时下最流行的“文青咖啡馆”。
乍看之下,Fat Cat Deli跟这几年台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个性咖啡馆没两样,但仔细和这对年轻夫妻一聊,才发现他们竟来自香港。一年多前,刚届而立之年的他们,选择抛下自己在香港的双重身份:上班族兼独立乐团乐手,移居台湾,过起经营咖啡馆的第二人生。
“我想我讨厌香港,大于爱台湾,”古谷杰诚实地说。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那一年,他15岁,正是刚通晓人事的年纪。这10多年来,他眼看香港从政治到民生的巨大变化,“房价越来越高,食物越来越贵,中共对于香港的统治政策越来越严格,但香港的中年人还是没有反应,好像只要赚钱就好,其他都不关自己的事。”古谷杰形容来台湾是一种“逃难”,半是严肃半是玩笑地说“必须在共产党完全控制香港前离开”,对他们来说,香港眼前的政治局势若是没有改变,“生活在香港只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台湾,基于环境熟悉、生活花费较低、文字语言互通等理由,成为古谷杰与柴雯移民的首选之地。换了地方生活,两人也没有意愿重操设计师旧业,反倒打算开间小咖啡馆,只要日子过得简单些,就足够维生。
他们不是没有表达过反抗之意。两人还在香港时,曾经跟友人合组一支独立乐团,名为“No One Remains Virgin”,将自己对于现况的批判,放入音乐创作,态度鲜明、用语辛辣。〈李嘉诚岛〉、〈亡国后到哪里去?〉等歌名意有所指,〈心系鸠国〉的歌词中则出现“戆鸠、柒头”等香港脏话,“是我们特意送给香港政府与中共的一首歌,”他们在接受网路媒体Street Voice访问时曾这么说。去年4月专辑问世时,他们在Hidden Agenda举行了一场表演,甚至就直接把活动命名为“维稳金曲夜”。
但离开香港的念头,还是在他们脑海中盘旋不去。2010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政治改革方案,“刚开始,一半以上的报纸都反对,但突然两天之内,所有的报纸都说赞成,我觉得好恐怖,我不敢再住在这样的地方了,”古谷杰回忆。从那一刻起,古谷杰铁了心认真存钱,每个月至少省下一半的薪水,等到有了一笔小积蓄,立刻着手逃离香港的计划,“现在不改变,以后想走就太晚了,”古谷杰说。
因为开店预算有限,两人干脆定居在物价比台北还要低上一截的台南,租了一栋两层楼高的小房子,楼下是店面,楼上一半是住家,另一半则是同时开放给顾客的起居室。咖啡馆每天近午时分开店,晚餐过后关门,“赚钱也没有真的赚到钱,但生活还ok,顶多就是省一点,”话锋一转,古谷杰语带批评地说:“香港人实在太爱赚钱了。”
台南没有方便的大众运输系统,夫妻俩到了台南之后,一人买了一台摩托车代步。虽然在香港从来没有骑过摩托车,但他们说学起来容易,就像他们轻轻松松就融入了台南的生活。“香港人连香港的生活都能适应,到其他地方应该都很容易吧,”古谷杰不无自嘲地说。
“我们不会再回香港了,”古谷杰说的斩钉截铁。而那一刻乖乖卧在他膝上的小猫,正是他们展现决心的最好证据,他们费了好一番工夫,通过复杂且漫长的检疫程序,才从香港把三只爱猫接来台湾。再加上陆续移居台湾的亲人,古谷杰与柴雯跟香港的距离,是越来越遥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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