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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DarkSlateBlue"]【新三才讯】《时代》上的中国面孔1924年，吴佩孚成为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在以后的80多年里，那些曾叱咤一时的中国风云人物，几乎都在这本杂志的封面上留下了身影。《时代》封面与中国面孔——一个美国刊物与中国20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这既是一本杂志对一个东方古国的认知之旅，也是一首古老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耐心寻找自身的跌宕长歌。
令世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居然是吴佩孚。
1923年，亨利·卢斯创办了《时代》周刊，作为一本以近期热点新闻为主的新型杂志，《时代》的封面独树一帜：封面上一个大大的红色方框，红框里是近期热点人物的肖像画或者照片。这一固定的版式一直沿袭至今，成为《时代》最引以为豪的历史。
1924年9月8日，《时代》的视角转向了中国，它没有选择南方的孙中山，东北的张作霖，也忽略了民国总统曹锟，而是将吴佩孚的照片登上了杂志封面。照片上的吴佩孚身着戎装，脸微微朝左，两眼炯炯凝望前方，看上去踌躇满志。照片下面有两行说明文字：“GENERAL WU”（吴将军），“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其时，吴佩孚的威名正处于巅峰。他所控制的直系势力，北至山海关，南到上海，影响着大半个中国。他还有着迥异于其他军阀的魅力：清廉为政、作风民主、视华盛顿为人生楷模，这自然博得了美国人的好感，期待他成为统一中国的救世主。然而遗憾的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军人，并不一定能担当统一中国的大任，在《时代》封面上出现还不到一个月，吴佩孚就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败北，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吴佩孚成为《时代》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开端，从此，一本美国杂志与中国20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铺展开来。只不过，《时代》对中国的叙述，永远是基于西方人自己的语言，而它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的那个中国，也终究只是自己梦想中的中国。
“我是山东人”
在有关《时代》封面与中国面孔的故事里，始终绕不过一个人，他就是亨利·卢斯。
亨利·卢斯是20世纪美国的传媒大鳄，他一手创办了《时代》周刊、《生活》周刊、《财富》等著名刊物，打造出一个庞大的传媒帝国。作为传教士的儿子，卢斯在中国生活了14年，他的一生都与中国有着剪不断的渊源。
1987年9月，亨利·卢斯的父母亨利·温斯特·卢斯和伊丽莎白来到中国山东登州传教。第二年，在蓬莱的一所观音庙里，亨利·卢斯降生了。从1岁到7岁，卢斯在蓬莱城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今天卢斯家族依然保留着这位传媒巨子3岁时的照片：小卢斯坐在藤椅上，神情肃穆，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神态。
10岁的时候，卢斯进入烟台的内地教会学校，学习圣经、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就在这里，他开始阅读中国的历史书籍，并关注中国的时事。1912年秋天，14岁的卢斯离开山东，从上海只身登上一条去英国的轮船，开始了自己求学和追求梦想之旅。在告别中国时，他对送行的中国朋友脱口说出了内心的感受：“我是山东人”。
1922年2月，卢斯与耶鲁校友布里顿·海登在纽约创办了《时代》周刊。7年后海登去世，卢斯独掌《时代》大权，在他的努力下，《时代》成为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此时，手握传媒利器的卢斯开始关注和报道自己的第二故乡——中国。
20世纪30年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看到自己的第二故乡面临被侵略的危险，卢斯忧心忡忡，他迫切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中国。但当时的美国朝野都对远东发生的事不太关心。卢斯深知，要改变朝野的态度，只有通过媒体的“轰炸”。
他派出精干的《时代》记者群前往中国进行现场报道。在整个40年代，《时代》每期平均都有一篇文章报道中国。正是以《时代》等三大周刊为排头兵，中国的情况开始被美国民众关注。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得到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后，卢斯立即赶往杂志社，要求撤换《时代》、《生活》的全部稿件，并迅速给父亲打了个长途电话。这位重病在身的老人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在长途电话的另一端缓缓说：“现在，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明白我们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独自抗击日本）对于我们的意义了。”这天深夜，这位把自己大半生奉献给了上帝和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闭上了眼睛。
在抗战期间，卢斯为支持中国做了大量工作。他写信向《时代》的读者筹款，出资赞助陈纳德的飞虎队，而他帮助中国最精彩的一笔，是对宋美龄访美的包装。1944年，宋美龄访美，访问前，卢斯下令手下的杂志“开足马力”对宋进行宣传，他用《时代》周刊的封面，把宋美龄幼年的趣事、对信仰的坚持等，不断向美国读者灌输。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卢斯也全程跟踪。经过卢斯的努力，宋美龄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以至于在很久之后，美国媒体评选读者心目中最完美的女性时，宋的票数依然高居第二位，仅次于罗斯福夫人。
宋美龄的美国之行大获成功，美国开始支援中国抗战，身居幕后鼓动舆论的卢斯，自然功不可没。
所有的好奇都成了同情
19世纪中叶，当美国商人和传教士漂洋过海，从新英格兰乘船来到中国，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而奇异的世界。如此多的文化异象：男人的长辫子、女人的小脚，人人留着长指甲，抽大烟……“这个新鲜、奇特的社会唤起我们同样多的好奇与贪婪，乃至最终的同情。”100多年后，美国最权威的中国近代史学家费正清如此写道。
《时代》对中国持续而深入的报道，就是这种认知的生动呈现。从1924年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在以后的80多年里，陆续成为封面人物的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陈毅、林彪、江青、邓小平等。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0年，《时代》封面上出现的中国人物约为50多人次。
在《时代》报道中国的初期，那些手握大权、经历传奇的风云人物，显然更能得到它的青睐。而《时代》对他们的解读，则显得既深刻又一厢情愿。
当无法理解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时，美国人就习惯从自己的经验体系中找到对应物，以此进行解释。于是，在1930年5月19日以阎锡山为封面的那期《时代》里，相关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佛蒙特人和弗吉尼亚人彼此总是不能友好相处。在中国，高个子、魁梧、慢条斯理但却固执的北方人总是看不起瘦小、机敏而圆滑的南方人，反过来，南方人也看不起他们。”
这期杂志的新闻背景是中原大战，交战双方分别是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和南方的蒋介石、宋子文。为了证实所谓南北性格之别与此次大战的关系，《时代》特地把出生于山西的阎锡山和出生于浙江的蒋介石的经历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结论：“两个人都是好人，阎是一个中国的佛蒙特人，蒋则是一个中国的弗吉尼亚人”。
1934年3月5日和1936年2月24日，溥仪两次登上《时代》封面。在1934年3月5日那期《时代》的封面文章里，作者写道：“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作为一个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无人警卫下走出皇宫，于是他只好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练习车技。”对于溥仪，美国人始终存有几分怜悯。就像费正清说的，所有的好奇最终成了同情。可是当时的溥仪却没有这样认为。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他早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中国人的一分子，而不单单是一个满族人。所以，在他的眼中，没有“汉奸”这个概念，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满人，根本与“汉”无关。
1935年3月18日，国民政府主管外交事务的汪精卫登上了《时代》封面。在日本入侵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刻，汪精卫力主和谈。于是在这期《时代》的封面文章中，汪精卫被形象地比喻为“鲸须”。北极的爱斯基摩人经常用小小的鲸须来猎杀凶猛的北极熊。
他们将鲸须卷曲后放入鲸油中冻成小丸子，当北极熊吃下这些特意放在路边的可口食物后，鲸油在胃中融化，卷曲的鲸须就会猛地撑开，尖尖的刺顿时刺穿了北极熊的内脏。1935年的汪精卫就像那根鲸须，他弯了再弯，蜷成一团，可是直到他死，鲸油也没有化开，北极熊依旧张牙舞爪。美国人，中国人，都没有再等到他猛地撑开的那一天。
蒋宋情结
除美国之外，中国是亨利·卢斯最爱的国家。只是作为传教士的儿子，卢斯对中国的爱同样是传教士式的，是诚挚的感情与美国式理想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感情里包含了强烈按照美国方式改造中国的愿望。于是，他的“蒋宋情结”就显得顺理成章。
1932年，卢斯重返中国，他回到了幼年居住的蓬莱旧居，随后在南京与蒋介石进行了短暂的会晤。蒋介石给卢斯留下了良好印象，蒋的反共、蒋在结婚之后皈依基督教的身份，蒋所依靠的以宋氏家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以及蒋虽然皈依了基督教却仍然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全都赢得了卢斯的好感。在卢斯的心目中，蒋介石被视为美国在远东的希望，是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而又不破坏传统文化的第一人。
在卢斯看来，蒋介石只是可敬，而宋美龄则是既可敬又可爱。因为蒋夫人是一个具有美国心灵的上帝天使，她把基督教与民主的美国精神带到了中国，是她感化了中国领袖蒋介石，使他皈依了基督教，并让自己的丈夫带领亿万中国民众走出异教的黑暗，进入主的光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在中国的意义是蒋宋两大家族的结合，在卢斯那里的意义则是：基督教、美式民主与中国的结合。
从此，蒋介石成为卢斯力捧的明星。从1927年4月4日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一直到抗战结束，蒋介石身着多种服装，或长袍微笑，或戎装战马，或愤怒挥拳，或持剑端坐，先后7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1936年的西安事变，卢斯控制的《时代》杂志的报道，完全是一段感人的圣徒行迹：首先是抽大烟的“邪恶之徒”张学良与“中国匪首”杨虎城，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绑架了正在创建基督教的民主国家的伟大领袖，其次是蒋在被囚禁的艰苦日子里，每日靠诵读《圣经》激励自己，蒋感觉自己就像耶稣在旷野中的那40个日夜，他将按照上帝的旨意领导中国人走出苦难。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合影则两次成为《时代》的封面。1931年的那张合影，是宋美龄第一次登上《时代》封面。那时，她已经做了将近四年的“蒋夫人”，照片里的她却还只是一个娇小美丽的女子。当1937年与蒋介石以“年度夫妇”的称号再次登上《时代》封面时，宋美龄俨然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成了蒋介石得力的政治伴侣。
对共产主义的浓重敌意则加深了卢斯的“蒋宋情结”，他的杂志几乎成了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宣传部。1945年日本投降时，《时代》周刊准备出版一期蒋介石的封面人物报道。资深记者白修德不相信蒋介石是中国的希望。在发给卢斯的电文中，白修德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不久白修德奉召回国，并提出辞职。然而卢斯对外界声称，由于白修德是共产党，所以《时代》不得不予以解雇。
在卢斯近乎偏执的宣传下，美国读者知道的蒋介石，仅仅是一个卢斯心中的形象，与真实的蒋介石相去甚远。当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被人民抛弃之后，美国读者在惊诧的同时，不得不承受卢斯所给予他们的所谓“失去中国”的痛苦。
傲慢与偏见
1949年，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卢斯陷入痛苦之中，在意识形态上，他不能容忍共产主义，认为这有悖于他的哲学和信仰。他对新中国充满敌意，对于任何试图反攻大陆的消息，卢斯都十分关注，兴奋地辟出专版加以报道。
卢斯对新中国的态度，实际是西方国家主流观念的缩影。1949年到1977年，这是中国亮相《时代》封面最为密集的时期：28年的时间里，有21次封面给了这个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蹒跚前行的国家；这也是对中国误读最为严重的时期：从毛泽东背后爬满的蝗虫、到对台湾耽耽盯视的巨龙、再到有色眼镜下被扭曲的周恩来，深层误读的背后，是西方国度对于红色政权的模糊恐惧。
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这篇报道的背景是，美国人眼中的亚洲英雄蒋介石眼看失去了中国，而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将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这篇封面报道洋洋洒洒近4000字，绝大部分事实引自埃德加·斯诺写在12年前的《红星照耀中国》，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这些二手事实，作者还是发出了感慨：“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拼命想抓住未来，但未来是什么，他们不知道。”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代》第9次将目光对准中国，10月12日，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成为封面人物。10年过去了，《时代》依然没有停止唱衰中国：被孤立的中国、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中苏关系陷入僵持。封面上，神色忧虑的刘少奇背后，是数不清的红色蚂蚁。
1967年，亨利·卢斯去世。两年前，他通过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大使馆，递交了访华申请，但是直至去世也没有得到中方的答复。在中国当时的局势下，他这样的人，显然是不受欢迎的。卢斯的对华立场在晚年有所松动，1965年，中美仍然水火不容，但卢斯却在他人生最后一次公开演讲里预言：“东方（中国）和西方（美国）的接触（中美华沙会谈），只不过刚刚开始。”
1971年，中美乒乓外交启动，《时代》喧然纸上的傲慢与偏见开始逐步缓和。1972年2月1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在稍后的3月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上，设计者用一个抽象的中国字“友”，将画面切割成五块——尼克松与毛、周的会面、参观长城以及观看歌舞演出顺次罗列其上。
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时代》也逐渐改变了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邓小平在新时期成为《时代》追捧的偶像，他成为1978、1985两年的《时代》年度人物，受到举世瞩目。在《时代》历史上，只有10个人两次或三次当选为年度人物，他们是：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马歇尔、艾森豪威尔、杜鲁门、尼克松、里根、邓小平、戈尔巴乔夫。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时代》主刊对中国的关注明显减少。不过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版，则承担起用多维视角关注中国并呈现变迁的责任。此时，政治领袖不再是舍我其谁的主角，巩俐、周润发等文艺明星开始成为封面报道的热点。
今天，《时代》与中国20世纪历史的故事已过去了整整10年，未来会怎样呢？对此，《封面中国》一书的作者李辉说：“时间在延续，类似的或完全陌生的故事仍将发生。中国的人物或事件，将以何种面目再度出现在《时代》乃至其他杂志的封面上，将是未来某一天的讲述。”
（责任编辑：Alan）
（文章来源：天地人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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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4 19: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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