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家的传奇女子们

nini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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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是如此奇怪的一个人。当她活着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她已经死了，以致她在大陆的弟弟在报纸上看到“已故作家张爱玲”这样的字眼便急急地满世界打听姐姐的下落；而当这人真的撒手而去的时候，她的遗作却又一部接一部问世，风头压过绝大多数活着的作家，好像借尸还魂一般，掀起一轮又一轮张爱玲热。

而张爱玲可供人反复咀嚼的不仅仅是她笔下的旖旎世界，还有她的传奇身世和特立独行的做派。而她自己似乎也乐于不断地发掘和撰写自己的家族历史和早年经历。她身边的那些人也便在文字里保存了他们的喜怒和声息，尤其是她身边的女人。如果不是张爱玲，她们不过是历史上某个伟人的妻子、母亲或女儿，可是她们的身世折射着这个动荡变换的大时代的影子，她们的可爱或可怜也不会在若干年后还牵动着我们的心。

祖母

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收入她祖母李菊耦的三张照片，一张是“如花似玉”的十八岁。照片上，菊耦站在她母亲身边，亭亭玉立，眉目清秀，她眼角唇边的一抹笑意，“也许是在笑钻在黑布下的洋人摄影师”，少女的活泼与大家闺秀的矜持在瞬间定格下来，楚楚动人。



李菊耦23岁的时候，李鸿章把她嫁给了流放归来的张佩纶，张大她十九岁，此前娶过两任妻室，皆已去世，留下两个男孩。进士出身的张佩纶，因为秉笔直书，到处弹劾官员，曾经风头很劲。但光绪十年中法马江之战战败，被朝廷发配。3年后归来，李鸿章特邀张到天津小住，对他欣赏不已。

李菊耦为相门千金，姿容秀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张佩纶年届四十，结过两次婚，是一个流放回来的罪臣，怎么看两人都不相配。据说菊耦的母亲当时就不同意这门婚事，但最后，菊耦自己点了头，因为“爹爹眼力必定不差”。

这段东床选婿的佳话在当时流传很广，曾朴在他的《孽海花》中，专门把这一段写了进去：李菊耦在签押房里与张佩纶相遇，豪门小姐怜惜落魄才子，她为他写的诗偏巧被他看见，更加幸运的是，得到了爹爹支持，于是才子佳人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李菊耦和张佩纶的儿子张志沂对张爱玲说，这个情节是假的，那首诗是假的，奶奶所有唱和的诗都是爷爷自己做的，而且，奶奶决不可能在签押房里与爷爷相遇。他干净利落地剔除了所有传奇元素，将“爷爷奶奶”的故事还原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平淡姻缘，两人年龄与身份的差异，则是因为李鸿章择婿太不按牌理出牌，李鸿章后来又将小女儿嫁给小她六岁的任家少年，连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都说：“这老爹爹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六岁的，一辈子嫌她老。”

张佩纶后来仕途并未再有起色，李菊耦38岁开始守寡，靠嫁妆维持生活。张爱玲后来看到一张奶奶中年时的照片，“阴郁严冷”，从此不信爷爷奶奶婚后琴瑟和谐的佳话。

菊耦让女儿着男装，称少爷，这种阴阳颠倒“是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希望女儿刚强，将来婚事能自己拿主意”。对儿子她又管教甚严，背不出书就打。因怕儿子与家族子弟们泡在一起“学坏了”，便故意给张志沂穿一些过时的衣服鞋帽，把他打扮得活像个女儿家。大概丈夫死后，李菊耦在心理上有一个强烈的反激。昔日娘家的尊贵，夫婿的未展之志，都化为她切切的望子成龙之心。

但是，时代变了，常规的仕途到此时已走不通了，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张志沂为做八股而学的一肚子学问，完全成了无用。

在那个时代，尽管贵为相府千金，菊耦的一生也是郁郁而终。李鸿章写给李菊耦的家书里，总是劝她要开心一点：“素性尚豁达，何竟郁郁不自得？忧能伤人，殊深惦念，闻眠食均不如平时，近更若何？……”李菊耦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

若简单地把李菊耦的不如意归为封建包办婚姻的话，虽说有点陈词滥调的简单，倒也确实在情在理。当然，旧式婚姻也有幸福的，比如林语堂，而自由恋爱的婚姻也有它的问题——从形式上一开始就丧失了神秘感，经过了几年的恋爱，结婚的时候双方都稔熟得像是一家人了。

即使抛弃这种纯审美层面的问题，从现实的角度看，年轻人自己的眼光未见得就比老人家强很多，幸福的婚姻很多时候要凭着一份天赐的幸运。但是也不能不承认时代的进步，因为一旦把这种决定自身命运的选择权交予个人，一般人也就再无从推托，别人也无从代办，也省了人世间一些暗生的怨艾。

姑姑

许多读者知道张茂渊是因为张爱玲的一篇《姑姑语录》，一个洒脱、机智还有点自嘲的现代女子的形象读后历历在目。确实，张茂渊在民国女子中间算是异端了，她78岁才把自己嫁掉，即使按照现代的标准，也够特立独行的。

父亲死的早，母亲李菊耦对一双儿女的教养方式完全是阴阳倒错的，让女儿从小着男装，立意希望她性格刚强。张茂渊的一生，也确如其母所愿，坚强、独立、不流于世俗。

李菊耦去世后，遗产由继子张志潜代管，直到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娶妻生子后才交割清楚，但据说分得很不公平，张志沂和张茂渊联手跟那位同父异母的哥哥打起了官司，关键时刻，张志沂丢下妹妹倒戈，张爱玲认为是她继母趋炎附势从中拉拢，张茂渊吃了个大大的哑巴亏，从此便不大与哥哥往来，声称不喜欢“张家的人”，只对张爱玲好一点，因为是她自己贴上来的。

那时候，西风东渐，新时代已经滚滚地来了，上流社会的家庭都时兴把子女送出国留学。张茂渊也受此影响，打算去英国留学，因为父母双亡，跟哥哥也因为遗产官司反目，倒是跟嫂子——也就是张爱玲的妈妈黄素琼气味相投，于是两人决定结伴上路。

在去英国的轮船上，张茂源遇到了青年才俊李开弟，一见倾心，只可惜李已有婚约在身，此后二人只以朋友相待。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念书的时候，张的母亲和姑姑还特意托在香港工作的李开弟做其监护人，照顾张爱玲的生活和学业。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张爱玲和李开弟都离开香港返回上海，此后李与张茂源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1979年，经过了文革的十年浩劫，时年78岁的张茂源才嫁给了李开弟，而早在十几年前李的妻子就死了，李的儿子也在文革期间自杀。

坊间一些小报喜欢把张茂源刻画成琼瑶笔下的女子，一生只为一个男人守候，苦等半个多世纪终于嫁给心上人。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样的酸文假醋与这个行事爽利的女人压根沾不上边。让我们看看张爱玲笔下的姑姑：“她找起事来，挑剔得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的，必须养家活口的……怎么苦也得干……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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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DarkSlateBlue"]我们从张茂源对于职业的态度可以猜度出她对男人的想法，一切从心所欲，不刻意为之。张茂源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海龟，还有一份父母的遗产，自己又在外面做事（她当过洋行的职员，也给电台读过社论），既然不用为了生计做一个“结婚员”，那在挑选丈夫上自然也要挑剔得厉害了。

之所以一直没结婚，不过是像我们今天大多数的剩女一样，没有在合适的时候遇见合适的人罢了。而在古稀之年嫁给一个知根知底的老朋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在那样的浩劫之后寻找一丝人世间的温暖和依靠，况且这个人是自己年轻时候就喜欢的，是多么自然的一件事。

张爱玲对笔下的人物，即使是至亲如父母弟弟，甚至是她自己也是毫不留情，唯独对姑姑，张是既亲切又有分寸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张爱玲从1937年逃离父亲的家到1952年离开大陆，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姑姑生活在一起的，其实对姑姑是比母亲还要亲的。另一方面，也实在是因为姑姑的性格和张爱玲自己是有诸多的共同之处的。

虽说张茂源自己说她不喜欢文人，但是经张爱玲的笔记录下来的她的只言片语都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比如，嘲讽自己久病不愈的：“又是这样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又比如“有一天夜里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里钻的时候，她说：‘视睡如归。’写下来可以成为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

这样的女子，生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家庭，却让人觉得一点也不隔阂，仿佛她就是隔壁写字间里那个忙忙碌碌的熟悉身影，她的所思所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母亲

张爱玲的母亲也是官宦人家出身。她的生母是被买来专司生养的妾，她还没出生，父亲就死了，作为遗腹子的她刚一出生，母亲也死了。她和她的双胞胎弟弟被大娘抚养成人。

像那个时候的大家闺秀一样，她被养在深闺，裹着小脚，和弟弟一起念私塾。到了婚嫁的年龄，她被安排嫁给一个看起来门当户对的男人，这个男人的名字叫张志沂，是李鸿章的外孙子，张佩纶的儿子。

婚后最初的几年，他们之间也并无不妥，张爱玲和她的弟弟先后出生。但是，渐渐地，丈夫开始在外面花天酒地，抽大烟，嫖妓，过着典型的满清遗老的生活。而当时，五四运动之后，妇女解放的思潮已经波及到社会上各个角落。虽然说大多数的女人还是在家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但已经有少数的时代先行者接受了完备的西方教育，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黄素琼虽然不在这类幸运儿之列，但是却心向往之。她对丈夫一定是心存不满的，又无处发泄，那时候大家庭三妻四妾的也还是常事。她采取的办法就是逃避，借口小姑张茂源要去欧洲游学，年龄尚小又是女子，她作为监护人一同出国。

那一年，黄素琼28岁，已经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作为一个女人，跨出这一步，不知道该有多狠心。她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向自由世界之门，从此后脱胎换骨，活出一个无拘无束的新女性。虽然缠过小脚，可谁也阻挡不了她把高跟鞋踩得铿锵玲珑，阻挡不了她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皑皑雪山，更阻挡不了她穿着新式的泳装秀出自己纤细的腰身。她什么都想试试，她学油画，学雕塑，学钢琴，学歌唱，学英语，她对西方的任何东西都迫不及待地尝试。

后来，在丈夫的殷殷期盼下黄素琼回了国。这个短暂时期因而成为张爱记忆里最无忧的童年片段。“我和弟弟在楼梯间跑上跑下，兴奋尖叫。家里不仅有壁炉，有童话书，还多了很多蕴藉华美的朋友。……母亲与一位胖阿姨肩并肩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笑得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可是，好景不长，丈夫很快又故态重演。这一次，她忍无可忍，跟他离了婚。离婚协议规定，张爱玲的抚养费由父亲承担，但是上什么学校得事先征求母亲的意见。可以说，张爱玲日后的成才既有他父亲的功劳（旧学功底扎实），也有她母亲的功劳，她一力主张女儿上西式学堂，一路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只可惜，世事弄人，因为二战的爆发，张爱玲既没有上得了伦敦大学，最后连香港大学都没毕业。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成就了作为作家的张爱玲。

1939年，张爱玲求学香港，黄素琼则到了新加坡，与她的外籍男友一起搜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出售。1941年，新加坡沦陷，黄素琼的男友死于炮火，黄独自苦撑，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度，曾做过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1948年，她又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对这段落难生涯，黄并不觉惨淡，对张爱玲和姑姑说起时还直呼“过瘾”。

黄素琼最后定居伦敦。1957年，黄素琼去世。临去世前，曾经去信张爱玲请她前来看望，张没去，只寄了一百美元支票给她母亲。两个月后，黄素琼的遗物寄到纽约，张爱玲打开箱子：满满一箱子古董。此时，张爱玲和赖雅生活拮据，这批古董对张算是“小小的发了一笔财”，赖雅日记上记载卖古董的钱最多一笔是620美元。黄素琼的晚年生活困窘，可以想见，她需要多么省吃俭用，才能刻意为女儿留下一箱古董。

张爱玲在母亲临别时的拒绝相见，我们无从猜度是不愿还是不能，但是张对母亲的感情却可以从她的文字中窥见一二。在《童言无忌》中，张这样描写她的母亲：“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

彼时，张二十出头，是上海滩最红的女作家，她对母亲下笔尚留馀地，但疏离感是显而易见的。到了中年时候，张身在纽约，父母均已去世，《小团圆》里的母女之情就写得更透了。小说里，盛九莉取出二两金子递给母亲：“那时候二婶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她母亲坚决地说：“我不要，”然后流下泪来。

她这样刻意地给母亲还钱，其实是一种明显的伤害。小说里面把母亲描写的有点堕落，暗示母亲有过无数的情人，也打过不少次胎。所以如果把《小团圆》当做自传来读的话，很多人会得出一个结论，张爱玲最初也最深的伤害不是来自胡兰成，而是来自她的母亲。

想想黄素琼这一生，我不知道她自己有没有幻灭感，她奋勇争先，可“她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没有特别好的结果，主要收入来源还是靠变卖从中国带来的几箱古董”。她也不是没在女儿身上花费过金钱和时间，可是她的理性能让她说出“如果要早早的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那就没有馀钱兼顾到衣装上了……”之类的话，却不能给女儿一个普通母亲最家常的温暖和依靠。

我也不知道她这一生，有没有过片刻的踌躇，有没有在她自己的自由和儿女的幸福之间患得患失过。反正她义无反顾地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也许她的思想受时代的影响而矫枉过正，一心要向上，一心往外飞，因为太关注自我了，往往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人。

（文章来源：天地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