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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DarkSlateBlue"]作者: 铁流
题记:58年前的1956年春,正是我“少年心红才横,自信笔底有长鲸”的黄金岁月,年轻的共和国和我一样,驭彩披霞风姿卓绝。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伟大领袖”,他提出发展科学文化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言九鼎谁不相信?
中国作协号召全国作家打破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要“敢于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阴暗面”的东西。书记处书记刘白羽先生,从北京飞到成都召集一批有年华的青年作家座谈,动员大家响应党的号召,拿起笔来写。接着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我是“翻身者”,“新中国”第一代工农作家,又工作在党的机关报《成都日报》,自然狂热紧跟。很快写出了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以晓枫署名(50年代我写文章别名)发表在四川省文联主办的刊物1956年10月《草地》文艺月刊上。
在全省第二文代会上,文联负责人李累先生誉为四川解放后最好的一篇小说,并收入优秀小说集《深山初雪》。可谁能想到,就为這篇8800字的小说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我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极右份子”,接着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自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整整关押了23年,相当于一个字关押一天。唉,真是:
少年轻狂不识真,误将恶魔作圣人,
二十三年长夜日,几个春来无泪痕?
附《给团省委的一封信》
亲爱的团省委:
我叫刘小云,家庭出身城市贫民,个人成份工人,今年22岁。1950年10月1日入团,先后担任过团支部的小组长、委员、行业工会的青工委员、工会主席等职。1952年5月由区委组织部调市委干训班学习。12月份毕业后,和同组的方顺风、陈望重两位同志,一道分配到市郊白沙区工作。
方顺风比我大两岁,陈望重比我大三岁,所以他们叫我小刘。
我们到白沙区这天,天很冷,窗外飞着雪,区里正在总结工作,忙得很。区委书记兼区长李运行没时间接见,我们只好呆呆地坐在四面通风的小凉亭里等着。我见方顺风冷得打颤,便把大衣脱下来搭在他身上。他问:“小刘,老陈,谈谈你们的意见,想干什么工作?”我道:“有好大一堆花生,卖好大一堆花生。
我出身老粗,论文化水平,没有;论理论水平,很低。最好是干实际工作,比如到供销社去卖油卖盐,或到村里去当记工员。你呢?”“我么?”方顺风眨着眼睛,想了一会道:“你看作秘书和助理怎样?”说着转头问陈望重:“你呢?”陈望重依然摇摇手来,摆摆头:“什么工作都做,我没有意见。”
我们越谈越上劲,忘记了肚饿,到下午6点,区长李运行才来接见我们。他个儿很高,胖胖的长着一身好肉,脸膛又宽又大,浑身上下穿得朴素,蓝布帽、蓝布衣、蓝布鞋、蓝布裤,话音很大,好似庙里铜钟,“同志们!很对不起,让你们等久了。”他大踏步走进凉亭,笑着伸出手来,热情地和我们相握。“冷吧,怎么不多穿两件衣服?走,到我办公室谈去。”
区长的办公室很别致,四面都是风火砖,墙壁白得耀眼,那对毛绒沙发的对面,有一只楠木雕花书橱,塞满了各种各样厚厚的理论书籍,书橱上面的相框框着区长李运行穿戴军装的全身照片。
他招呼我们坐下后,给我们三人各倒了一杯热腾腾的开水。
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区长李运行,热情,不摆架子,关心同志,不愧是老共产党员和军人出身的干部。
三天后,正式开始分配工作:陈望重到生产科管种籽肥料,方顺风去民政科处理结婚离婚,却留我作秘书。工作分配完毕,看公文。区长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同志们,有意见尽管提。不过,最后决定权还是在于领导。”我们三人谁也没有说话。静一会,我见方顺风眨眼皱眉头,猛想起他过去是我们的学习组长,又想起他三天前说的话,便轻轻地拉下他衣襟,意思叫他说。可是连扯了三下,他也不吭声。是什么道理呢?我纳闷了。
哦!也许自己怕自己的心事不好提。当区长李运行重复问第二遍的时候,我说话了:“有个意见。”区长李运行怔了一下:“你提吧。”我道:“方顺风是高中毕业生,有文化,干那门工作是否有些不合适?我呢,是一个没文化和理论水平的老粗,只能武不能文,跑点腿儿卖点力倒还可以,要叫当秘书改报告,看公文,就像是吃玉米打哈欠——开黄腔。我建议我和老方对调一下。”说完,用眼瞟瞟方顺风,他就象姑娘害羞似的,死死把头低着。
区长李运行,搔脑袋,吸上口中华牌香烟,站起来在房中走了几圈,然后抬起头咬着嘴唇:“你提的意见,我们早想到过。”又转头问方顺风:“你有什么意见?”方顺风笑笑,一只手摸着下巴,很安详地道:“我没有什么意见,服从组织分配,这工作是再好不过了。”区长李运行哈哈一笑,称赞说:“很好,你能领会领导的意图。”
出了区长办公室门槛,我问方顺风:“你不是要作秘书、助理员吗?怎么刚才分配你去民政科处理结婚离婚,却挺乐意呢?”他没有马上回答,沉默地走了一段路,脑后早不见区长的办公室了,才小声道:“区长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谁不会提意见,但得服从组织分配。唉!……”“说得对,服从组织分配。”我重复道。
就在这天晚上,区长李运行找我去谈话。他道:“小刘同志,你对分配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回答:“没有意见。”“没意见,为什么在人前说呢?”我迟疑一下:“不是你叫的吗?”“是我叫的,但为啥人别人都没提,独你一个提呢?”我不言语了。区长缓口气,开始长篇大论讲叙:“做领导的可不是放片子的留声机,没眼没脑的。任何一个决定,事前都经过无数次的考虑,不会是决堤的水——乱来。
就拿这次分配工作来说,我首先查看了你们三人的档案,你是工人出身,又经过实际工作锻炼,当然应该得到党的信任,因此将你留在我的身边。他们两人,一人是出身资本家,一人是出身职员,本人又是学生哥儿,多么不可靠啊!象这样家庭环境出身的人,脑袋里一定装满了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你说,怎能处理公文和批改报告呀!可是你呢,全不能领会领导的意图。
唉,青年人要学习呀,不然就落后了。”我专心专意地听着,感到区长的话完全对,临出门,他又向我说:“小刘,党和组织这样相信你,你可不要忘了啊!……”“我忘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充满感激:“不是党、组织,我这个出身穷苦的孩子怎么有今天?不是党、组织,我这个受尽剥削压迫的徒弟娃儿,怎么能做国家的主人!党,把我由愚昧教育到聪明,从软弱锻炼成刚强。党,我亲爱的党啊!”“好啦好啦,你今后记住三点就行了。
第一,及时向领导反映同志们的思想情况,比如不满意领导啦,小广播啦,说二话啦等等;第二,服从领导的决议,应该象军人一样地服从;第三,还要尊重领导,不管是人前还是人后。到了你已经具备入党条件的一天,我一定批准你入党。”谈话到这里结束,已经是深夜两点了。
七个月的秘书工作,我没有出一点毛病。成天里,我跳跳蹦蹦,叽叽喳喳的,就象一只快乐的小麻雀,不知什么叫悲伤和寂寞。陈望重看起来也没什么,能完成工作任务,就是少说话。方顺风在人前有说有笑,工作后总爱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长嘘短叹,有时伏在桌上写呀写呀地没个完。我问了几次,他只摆头道:“我有点不舒适。”一天,他又伏在桌上写,我便轻脚轻手地走过去看动静。看着啦,纸上乱七八糟地写道:“投生走错门,今日受苦情;阳光离我远,何时跳龙门。”“哈!你这秀才还会做诗呀!”我蒙着他的眼睛,笑道,叫道。
他的脸一下红得比西红柿还红,把纸揉成一团,一口吞下。“快吐出,你干什么?”我说:“上面写的,我早背得啦。”他回转身,猛地抓着我的手道:“小刘,我们是干训班的老朋友啦!你可不能将这事呈报给领导,多不好,会批评我闹情绪。”我笑笑:“你放心好了,我又不是快嘴。不过你这想法不对。”他苦笑道:“是呀!我也知道。不过,要是我能象你有多么好啊!”“你怎么没有我好?我们不是一样的人么?同一处学习,同一处工作,同一处过组织生活。
并且你还比我有文化……”他摆摆头:“文化有什么用,成分好才是金字招牌。”我不同意道:“话不能这样说,成分不是定论。你知道的,训练班张主任不也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今天不是当了负责干部了吗?我看要思想好,工作好,成分不成分,不顶用。”接着,我又劝道:“同志!做个团员就得象个团员,可不要多愁善感的象林黛玉。跳吧,闹吧,把青年人的热劲儿拿出来!”最后,他无可奈何地说:“我接受你对我的帮助。”……
不久,我向机关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这个时期,我发现区长的工作方式方法有点生硬,一次,德光乡乡长向他汇报工作,因其它原因,没有完成发展互助组85.6%的任务。在会上,他也不分析原因和实际困难,便擂桌打掌地狠狠地训了这个乡长一顿,说什么不执行上级的决议啦,组织观念薄弱啦等等。
后来,弄得这个乡长见着他的面就打抖。接着,我又发现他常常假公济私,一次,他爱人入党的问题,在团支部会上讨论,大家说她工作疲沓,眼光短浅,有时借爱人的威风逞能,不同意她入党。可是党支部会上,她却第一个被通过了。又一回,在讨论我入党问题的前夕,他的爱人要生小孩准备请保姆,为了居住方便起见,他下令强迫住在隔壁的一对普通干部夫妇搬家,派我去传达这项命令。
我了解到这对夫妇也要生小孩子,只好硬着头皮去回复他。他一听,动怒啦:“这还行,你再去告诉他,领导需用,限他三天之内立刻搬走。”这可难坏了我:不传达吧?这是领导的决定;传达吧?人家也要生小孩呀!正在这为难处,幸好我得了重感冒,睡床不起。对这些事情,同志们意见可多啦,叽叽咕咕地上茅坑也在摆谈。不过,他们还没有我知道的多。一天,我问方顺风为什么有意见不提呢?他笑笑:“你真傻,他是区长又是区委书记,提了准要挨批评。”
当时,我想了这话也是道理呀!便把此事压在心中未说出来。后来不知怎的,区长李运行听到风声了,在月终总结大会上,他坦然地向大家说:“我知道同志们对我有点小意见。但是,为了党的事业和革命工作,搞好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你们大胆提吧!”还说,“我们机关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空气不浓,这是不好的现象。是否有同志怕提了意见遭到报复,请放心好了,我用我17年党龄——政治生命来保证。”
虽然他这样表白了态度,但是,还是没有人讲话。又隔了30分钟,我站起来开了头炮,噼噼啪啪地把埋在心里的意见,全部说了出来。我的话一完,接着好多同志都发了言。同志们意见还没完,区长李运行就阻住大家道:“同志们意见提得很正确,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今后领导上将从这方面注意。现在转入第二个议程——讨论工作。”
会后,方顺风竖着大姆指称赞我道:“不愧是工人阶级,称得上一个顶呱呱的团员,今天要不是你,场面很难打开。”陈望重却胆怯怯地说:“领导啊,区长!小鸡蛋怎能碰得鹅卵石,有点不好吧?”我道:“老陈呀!你总是用旧眼光来看新事情,现在做领导的可不是解放前做官的,戳了他的痛处要报复。再说,提意见是为了改正缺点,改进工作,有利于党的事业。
你呢,看不清这些,脑袋里只有科长呀,区长呀!好象我们干工作不是为党、为人民、为革命服务,只是为领导干部服务。”方顺风也插言,指着陈望重的脸颊说:“嘿!你呀,胆子比老鼠还小,风吹下一片树叶也怕打破头。像这样一辈子只好当个办事员。”
十天过后,党支部开始讨论我入党问题,参加的人很少,大多数都是区长的亲信,开初有三四个同志发言,说我有朝气,有热情,敢说敢为,同意我入党。可是,当区长李运行发言以后,人们的态度就变了,变得最快的是方顺风。他挤眉弄眼,一本正经地重复着李运行说过的话:“我同意区长的意见,小刘最近两个月来大变了。
态度变得骄傲,思想变得肮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思想比较严重,比如爱提意见爱出风头,破坏领导威信……”当时我越听越气,脸红了,脖子粗了。本想和他辩论,但反问头一想,人家是在给自己提意见,再大的怒火也得压下去。但是,不论怎样压也压不住,最后我便想了个好方法,把思想注意力分散,来个干脆不听。
后来表决的结果,我的入党申请没有被通过。讨论会结束时,区长李运行作了总结:“方顺风同志提的意见很正确,小刘同志应根据这些意见好好地检查一下,把风头主义的根根彻底挖出来。”又转头向大家道:“为什么工人阶级出身的小刘,会有这样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呢?这和他在旧社会生活了15年分不开。俗话说,从茅坑里爬出来的人,浑身上下哪里没有一点臭味。我们希望小刘同志不要灰心,改正缺点,继续争取入党。”
会散后,我把区长李运行的话逐字逐句记在笔记本上,翻来覆去地想:我刘小云哪里有风头主义?哪里又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整整地想了四五个钟头,就说提意见吧,我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工作呀!决不是什么个人打算,想表现自己。要改正缺点,只好今后少给同志和领导提意见。想到这里,我在日记上记下这样一句话:下定决心改正提意见的缺点,要做到少卖嘴多做事。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区长李运行叫我去作了第二次谈话,他说:“把你的工作和方顺风对调一下,有什么意见?”我笑笑:“没有意见,领导上早就该这样办。”静了一会,他很惋惜地又道:“很可惜,你辜负了我对你的希望。不过你去了民政科,只要好好地干,也可以再调回来。”“是”,我爽快地应着。
虽然,在这段时间中,领导已对我失去了信任,比如开干部骨干会不再叫我参加;积极分子名单上也勾去了我的名字,团支部改选免去了我的支委。方顺风在这几个月中有很大的进展,行政上作了临时负责人,并入了党,成了区长李运行的可靠助手。
在民政科工作中,我察觉区民政科对一些来申请补助的贫苦农民,他们不理不问;一些同志拿了国家的薪金,吃了人民的大米饭,成天却不管事,象个癞蛤蟆一样,戳一下跳一下……这些怎么不叫人生气啊!我看不惯,忘掉了日记上写的那条戒律,又噼噼啪啪提起意见来,有时火了还要骂。这样,我又挨了不知多少的批评。区长李运行在大会上数次批评我说:“自高自大,闹不团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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