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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 00: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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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小诗《草木篇》发表后，并不为读者称道，却引起仇人们的注意。认为他是用诗在骂人，便对号入座，当然就怒火中烧。在那个政治充塞一切、取代一切的魔鬼岁月，谁都知道打倒对手和报复对手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上纲上线。
于是，那些被他骂过的、嘲弄过的人，不满与忌恨他的人，纷纷向文联领导告状，有的还写成书面材料向省委宣传部告状。说他用诗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谩骂领导和同志。加油添醋，恶意中伤。说诗中的白杨写的谁，藤、毒菌又写的是谁，仙人掌、梅花又比喻谁。总之和历次政治运动联在一起。
共产党的领导最喜揪辫子整人，這样既可显示他的能耐，又可建立他的威信。正如奴隶主不挥鞭子抽奴隶，就不呌奴隶主，屠夫不杀人便不算屠夫，现在有了猎物当然不会放过。对《草木篇》的批评开始在文联内部，讨论批评，渐次扩大到社会。人都有表现欲，只要认为能出名得利，又得表现自已紧跟政治形势的事，谁不勇敢？用句成语叫“痛打落水狗”，用时兴名词叫“立场坚定”。
《草木篇》的事情越闹越大，波及全国报刊，引起各方人士的关注。对四川省如此过火作法，反应较为强烈，使省委宣传部有点进退维谷。当时主管四川文艺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向省委书记李井泉作了汇报：怎么办？
李井泉是个极左分子，毛泽东豢养在西南的一条恶狼。他对毛泽东的招数心知肚明，极为了解。毛泽东远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廿一日到十一月九日的20天时间内，在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的十三、十四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时，就声嘶力竭地说：
“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有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
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滋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李井泉认为《草木篇》是“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的政治斗争信号，于是大笔一挥：坚决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草木篇》批臭”。笔者曾于一九七四年逃亡中，去李亚群家探视。当时他已被打倒，卧病在床。谈及往事，他后悔不迭，说：“过去我们对年轻人处理太重了，把人家送到公安局去，现在要都要不回来。我管文艺，事事得听李书记的，他叫批谁，我敢不批么？当然我也有责责啊！”
主人有令，奴才敢不行动？一时、党棍、打手、喽啰、走狗，以及那些一贯奴颜媚骨的无耻文人和天生的讨好上司的战将，一个个磨拳擦掌，勒袖张臂，情绪亢奋激昂，纷纷操刀握笔杀上阵来。翻开省内各报刊，篇篇都是声讨《草木篇》的文章，连篇累牍多如妓女的月经布。“大路不平旁人铲”。
知识分子自来有民主自由的天性，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更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无畏精神，对不公平的事敢于顶抗！大多数人认为对《草木篇》的批判不实事求是，有失公正，是粗暴的行政手段干预文学创作，纷纷发言或写文章进行反击。愈反击压力愈大，压力愈大愈反击，到应了“伟人”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这时，共产党使出了惯用的杀手锏：查流沙河的三代，查支持《草木篇》的人。
“流沙河出身地主恶霸家庭，行七，解放后父亲被镇压，有‘七少爷’之称。”（真实情况是：流沙河，本名余勋坦，四川金堂县城关镇人。一九三二年生，属羊，家庭地主，本人学生，解放前夕曾参加学生进步活动。其父曾任囯民党乡长，镇反时被杀。）再一查这些支持者，绝大部分对党和社会主义怀有二心。立马，文艺批评上升到政治问题：“流沙河对共产党有阶级仇恨，有杀父之仇”等等，这不是明明的整人吗？我们（丘原、茜子、遥攀、石天河、储一天、晓枫）天不怕，地不怕，不屈不挠。
不仅公开写反驳文章，还组织认识的人写，形成了一股对抗的潜在势力。亊情越闹越大波及全国。后来毛泽东怕影响他“引蛇出洞”的大局，才《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誁话》作了掩饰：“四川还有个流沙河，写了个《草木篇》，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人……我们要团结一切人，包括有杀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们的团结的对象（见舒芜口述自传）。”
在“伟人”讲话前，也是批判《草木篇》的第一个高潮的时候，我经常去文联看望安慰流沙河。有个晚上，我在他和方赫同住的宿舍看他，他一人在流泪哭泣。我惊愕地问：“沙河，怎么了？”他说：“晓枫，我申请退团了。”说着，将早已写好的退团书给我看：“亲爱的团组织，当我举手向你宣誓时，我没有想过要离开你，但我现在不能不离开你。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啊！我到底有什么错？那样的批我整我……”“沙河，在这个时候你不能退团啊，天大的事也会说得清楚，何况一首诗嘛。没有攻击诬蔑党就没有攻击诬蔑党，怕什么？何况对你的批判好多人也不同意。”
我冷静地劝导他和开导他，他从悲愤中回思过来说：“晓枫，报上天天批判，文联大小会批判，团内还要开会斗争我，叫我交待这样那样，要我不是团员至少能少一层批判斗争。我想拒绝但拒绝不了，我退团主要想求点安静。”“你这想法就是错误的，不能为了逃避斗争就采取退团的办法，这是多愚蠢的办法。”我说。帮他分析利害得失：“这样别人更会找你岔子，说你存心对抗党对抗组织。”
他对我的分析帮助不置可否。在离开他的宿舍后，我立即去找了省文联党组书记常苏民主任。他是文联的主要负责人，一位党内的老知识分子。他心地善良，对人和蔼，对客观事情有自己的见解，特别爱才惜才，平常对我印象不错。此时夜已很深，他见我此时跑来找他，大睁着一双眼睛问：“晓枫，有什么急事？”
我坐到办公室的沙发上，把流沙河退团的事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半响沉默不语，低低嘟哝着：“这些人也搞得太过分了，不就是一首诗嘛。”然后向我说：“你去劝劝沙河叫他不要退团，又不是天大的事。过去延安整风比这还厉害，不仅开会批判斗争，还抓人哩！我就被整了半年。
你们年轻人气盛，受不了一点委屈。干革命不受委屈不行啊！运动运动，都是一阵风，风吹过了就春暖花开了。”他说到这里微微地慈祥一笑，拍拍我肩头继续说：“你告诉沙河，叫他一定不要退团，到时候我会说话。”不知是常苏民主任说了话还是毛泽东讲话的传达发生了作用，对流沙河的批判渐次缓和了下来。不久全国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
政治气候的宽松，给文艺界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增添了新的劲头。全国报刊开始变换腔调，对“左”的观点发起反击。省内也一样，更多的人站出来写文章反对对流沙河《草木篇》的粗暴批评，双方交战十分激烈。省文联频频召开座谈会，使得省委主管文艺的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先生下不了台。
在一次座谈会上我们直问李亚群：“本来是个文艺上的思想认识问题，为何要采用内部发文件、发指示的办法，把流沙河同志一棍子打死，不准报刊登反批评的文章。这是违反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作法，请问这是谁的批示？”与会者不少人也跟上，问得李亚群哑口无言，左顾而言它。
我们舒心畅意，逞一时之快，却不知“伟人”早张下罗套：“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见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流沙河面对各种批评一直沉默不言，我几次提出采访，他都拒绝。不久《文汇报》记者范琰先生来到成都，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终于作了长篇发言。
他发言的中心是阐述他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极为不满，反对文学创作艺术与政治等同起来，反对用行政手段干预文学创作。此一时间李亚群副部长和文联一些领导人，相继在座谈会作了某些道歉和自我批评。我们却穷追逼问：到底是谁作的指示批判《草木篇》并定调为毒草？
第一轮围剿《草木篇》的高潮一下掉进谷底，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和那些错判势态的专家、教授、文艺理论者们，一下士气大涨，在所谓帮助共产党“整风运动”中纷纷“自投罗网”地跳了出来，对批判《草木篇》的党棍与打手来了个反击。正当我们扬眉吐气得意的时候，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时杀戮之声不绝于耳，省内报刊一夜变脸。
凡是支持过或反对过《草木篇》批判的人，无论你是党员还是干部，是专家还是学者，是年过七旬的白发老人，还是黄毛未褪的十五岁少年，也无论是男是女，是尼姑还是和尚，均被划成右派分子。
七十岁的川大中文系主任张黙生说了句公正话“诗无达诂”，也没有逃过厄运。时年十五岁的巴蜀才子魏明伦向《文汇报》写了篇不平则鸣的短文虽未发表，也戴上“铁帽”。笔者好友严家伟先生在整风中为《草木篇》发表了几句感想，竟判刑十五年。
我们成都日报社文艺组同组的编辑杨蓓、邱乾坤，在批判《草木篇》的高潮时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澜》作者），文章中实录了李老一句話：流沙河、丘原、晓枫，是未来四川文艺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请党爱护他们。双双均被打成右派，闹得家破人亡。例子多的是，真叫罄竹难书。
据有关方面粗略统计，为《草木篇》而沦为右派的，全省以至全国不少于一万多人。流沙河受不了这铺天盖地的万炮轰击，外逃西安去戈壁州处避风。行前留给我一首小诗：“今夕复何夕，亡命走关西。曲悲遭千指，心冷横双眉。狂风摧草木，暴雨打蝼蚁，逃死奔生去，焉敢料归期。”
我曾回过一首：“霜重压百卉，狂风吹雁行。淫雪不恤竹，刀剑岂怜英。文章千古事，自有后人评，无语云天望，长安有故人。”
当然，他和我的这两首诗，都成了反党鉄证，装入个人档案。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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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看中国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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