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今日】中共最害怕的国民党人戴笠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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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左派章士钊写的挽联很能代表各方对戴笠评价的巨大反差：“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左）；戴笠和母亲的合照。（网络图片）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在从北平飞回南京途中，因飞机在南京郊县的板桥镇岱山坠毁殉难。

国民政府特别明令褒扬公葬戴笠，送葬队伍有数万南京民众。3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蒋介石）着特级上将制服，亲率宋子文、陈立夫、白崇禧、陈诚等数百名军政大员到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戴笠灵堂吊唁。蒋介石亲笔题写挽联：“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子心。”戴笠葬礼可谓备极哀荣。

戴笠遇难后，举国哀悼，而中共却欢喜异常。周恩来在中共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副局长戴笠将军。（网络图片）

戴笠被称为“蒋介石佩剑”，“中国情报之王”，反共肃谍天才，也被称为“共产党最害怕的国民党人”，他长期被中共抹黑，被诬蔑为“军统魔王”。

蒋介石在台湾曾经沉痛地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

国民党左派章士钊为戴笠写的如下挽联很能代表各方对戴笠评价的巨大反差。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让我们来了解这位“中国最神秘的人”、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将军的传奇人生和军统抗日、剿共肃谍、诛杀汉奸的功绩。

黄埔军校锻造的“情报王”



被称为“蒋介石佩剑”的戴笠随侍蒋中正身边。（新纪元资料室）。

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原名戴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县保安乡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创立人，生前任军统局副局长，遇难后被追赠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军衔。

戴笠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来在上海结识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跟青红帮老大杜月笙结拜为兄弟，并跟胡宗南成为密友。

1926年9月，在上海大亨黄金荣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人的推荐下，三十岁的戴笠进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可谓大器晚成。

戴笠从小怀有“希圣、希贤、希豪杰”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当其他人在黄埔军校努力学习军事时，天生的“情报王”戴笠却沉默寡言，仔细观察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物，努力搜集各类信息和情报。黄埔军校毕业后，戴笠任蒋介石的秘书、保镖兼副官，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白崇禧在上海清党救国，围剿破坏北伐统一中国和篡夺国民党中央领导权的中共反革命势力。戴笠揭发了同学中的20余名中共党员，获得蒋介石等人的赏识，被选为骑兵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1932年，蒋介石重返南京，成立中华复兴社（别称“蓝衣社”、 “力行社”），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任社长，核心成员有贺衷寒、桂永清、康泽、戴笠、郑介民等十三人，俗称蒋介石的“十三太保”。戴笠任特务处长，向蒋介石表示：“决心效死，义无反顾。”

1933年，戴笠奉派浙江警官学校政治专员，并成立特种刑事警察训练班，为国民党现代刑警的先驱。

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国民党“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戴笠任第二处处长。

1938年，戴笠负责的第二处扩大为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教育部长、“中统”创立人）兼任，戴笠任副局长，从此成为军统的实际领导人。

“坚韧不拔 随时准备作出牺牲 甘当无名英雄”



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是军统的实际领导人。（网络图片）

戴笠所领导之军统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业务多至数十种，不光是人们通常以为的暗杀、情报这几种，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其工作人员累计达十万以上，“诛倭锄奸、除暴安良，所捕元恶大憝以千计”。抗战期间，由戴笠一手组成的“忠义救国军”与各地游击部队，以及战后吸收输诚中央之伪军，总数不下一百万人之众。

戴笠称他的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继续孙中山和革命烈士未竟的事业”，他也一直要求自己和部下要忠于“国民革命的理想，不计个人名利得失”。

在重庆军统局山坡上有块无字碑，戴笠经常要求部下“清除一切私心杂念，甘当无名英雄。……无名英雄就要随时准备作出牺牲，他们是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典范，他们是领袖的工具，只有领袖才能创造伟业名留青史。”

在军统训练班里，学员要掌握射击、爆破、电讯等多种技术，还必须接受三民主义、服从领袖等思想。戴笠从一开始就使军统的严格纪律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结合在一起，从而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在抗日时期，戴笠以“匈奴未灭，何以为家”、“针尖不能两头尖”为训，规定战时特工不许结婚。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蒋介石也曾评价说：“革命的成功，全靠特种工作人员能做革命灵魂、国家保姆。”

冒死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西安事变时，戴笠前往营救蒋委员长，留下手稿。（网络图片）

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蒋介石）认为日本事小，苏俄扶持的中共才是祸害中华的心腹大患，下令张学良、杨虎城所部围剿陕北红军。然而数月过去，张杨在剿匪方面毫无进展。

尽管戴笠及所属军统西北工作站一再回报西北军心不稳，蒋中正依然前往西安督促严令张杨剿共。不料，张学良、杨虎城早在半年前便已经跟毛泽东中共密谋，于12月12日夜发动举国震惊的兵变叛乱，绑架了国军最高统帅蒋中正。



西安事变后，戴笠随侍蒋介石安返南京。（新纪元资料室）

听闻领袖有难，当时很多蒋的亲信干将都躲着不敢出来，而戴笠冒生命危险，于第一时间随宋美龄乘飞机赶赴西安营救蒋介石。他刚下飞机，即遭到逮捕关押。在狱中，戴笠立下遗嘱：“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事变发生后，戴笠自请处分，反而更获得蒋介石的信任。

抗日锄奸勇士



戴笠随侍蒋介石检阅重庆特警班。（新纪元资料室）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日两国实力相差极其悬殊，不少国民政府要员如汪精卫、孔祥熙、何应钦、居正、于右任、胡适、蔡元培等人对抗战前途十分悲观，都主张跟日本议和。民族危难关头，坚决主战抗日的国府要员唯有蒋介石、白崇禧和李宗仁。而戴笠也对于抗日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

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国民政府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许多人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为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全面抗战爆发后，戴笠领导军统局在敌后组织忠义救国军，派遣特工行刺有影响的汉奸，策反汪伪政权大员如周佛海，震慑打击日军和汪伪政权。戴笠与杜月笙合作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5个支队，1938年3月后改称为“忠义救国军”，戴笠任书记长及总指挥。

1938年1月，徐州会战期间，戴笠奉蒋介石手令，诱捕违抗军令、畏战逃跑的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并押送军阀韩复渠至汉口军事法庭审判枪决。同月，在汉口租界的万国医院病房，毒死与韩复渠同谋通敌的四川军阀刘湘。并于当年七七及八一三抗战周年，连续在上海日军占领区与杜月笙门徒联手发起全市大暴动……

1938年8月，戴笠任军统局副局长及临澧情报训班主任，在大后方各处创办各种情报及译电训练班，并开始大规模在敌人占领区内发展游击队，刺杀投敌汉奸，以日本华侨渗透日军内部破解日军通讯密码，印制伪造日币购买日军占领区物资破坏日本经济封锁，并在大后方调查经济现况，制裁敌方特务、内奸及共产党的破坏。组织后来发展到“只要有华人血统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报员！”

抗战期间，军统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日本侵略者和大小汉奸的脑袋，枪声响处，闻者无不心惊胆寒。六国饭店诛杀张敬尧、鸩杀了臭名昭著的倒戈将军石友三、暗杀大汉奸殷汝耕、袭击华北头号大汉奸王克敏等等，都有力地震慑打击了日军和汉奸。

1939年初，戴笠化名何永年，经香港去河内，部署刺杀意欲跟日本合作的汪精卫，但这次河内行刺失败。1944年，汪精卫于日本就医时，戴笠密令潜伏的中日混血日籍女佣以慢性毒物致汪并发症死亡。

1940年底，戴笠由潜伏在日本皇宫内工作的日本华侨获知，日皇裕仁将派遣其亲表弟高月堡大佐为代表来华北视察。11月29日，高月在北京遭到我国军统局北平行动队的暗杀，当场毙命。

据军统沉醉记叙，戴笠领导的军统局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正式在册人员就达18,000人，而抗战结束时达到45,000人。其他不为人知的附属人员牺牲者更多。

军统肃贪

抗日战争爆发，物资供应吃紧加上战争破坏，对于国家的经济损害极大。不肖官商却乘机走私囤积民生必需品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军统局于抗战次年起在全国设置经济检察队，先后破获成都川盐银行及福州银行的大量屯积米粮食盐和重庆棉纱黑市交易。

1940年年底，破获成都市长杨全宇利用职权及公款，大肆收购小麦囤积，造成全省物价飞涨。经戴笠调查罪证确凿依法判处死刑。两年后，财政部中央信托局经理林世良走私贪污案判处死刑被活埋，为抗战期间轰动全国的肃贪重大案件。

远征缅甸 军统“七姐妹花”英勇殉国



军统青浦训练班的女学员 （网络图片）

军统女特工多半都是青浦等几个训练班招收的青年学生，经过各种训练以后从事从军统文书到暗杀的各种工作，其中有一些就被派到军事机构，她们往往从事译电、秘书等工作，同时对部队主官进行监视。

抗战后期，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军统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训练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

1942年，仁安羌战役后，由于美英军跟中国远征军配合协调不利，中国远征军经过苦战，终于失利。孙立人部新38师退往印度，在孙立人部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由于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前进速度很快，远征军撤退中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当他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电台突遭日军的伏击。战斗十分短促，因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周围的掩护阵地全部失守，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人追到一个山坡上。看到突围无望，这七名女特工人员砸毁电台，宁死不屈，每人高呼一声“中华民国万岁！”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七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叙述后，也瞑目异国。

当年的4月1日，军统在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缫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 助美取胜中途岛及伏击山本五十六

戴笠一向重视破译敌方密码工作。破译密码工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往往每日收集了敌方密码数十份，但总是在这些密码中反覆钻研，不可能一下就能破译出来。戴笠认为这项工作极其重要，不惜投下大量人力财力。由他签请蒋介石批准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专门从事敌方 密码破译工作，以军统局第四处(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兼任该室中将主任，实际负责则为军统局译电组组长姜毅英。在该室任破译工作的特工，多为译电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其有30余人。

姜毅英，浙江江山人，原名姜鹤根，台湾名模倪雅伦的祖母，为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性少将。姜本人杭州第一高中毕业后考入杭州警察学校，1931年毕业。毕业后，戴笠委她为译电员，工作勤奋，洋电业务娴熟，旋升为军统局厦门电台主任报务员，兼任监察台密码破译工作，加发双位工资。

1941年，姜毅英在破译工作中，从日本军部无线电报内侦知于当年12月7日日军将对美国珍珠港的海军发动突然袭击的重要情报，交给戴笠亲自处理。美国海军总部派出情报官梅乐斯上校受命洽谈两军的情报合作。

接着，美国又从戴笠那学会了破译日本海军密码的技巧，这些技巧为美国取得中途岛之战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1942年的中途岛之战中，美国尼米兹的海军舰队歼灭了日本海军主力--南云舰队，其四艘航空母舰及数百优秀的飞行员全部灰飞烟灭。

此战中，美国海军情报处为美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中途岛一战彻底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日本中途岛一战输就输在情报上，当时海军情报处破译了日本的密码，使 中途岛计划败露，美国早早地有了准备。当时山本五十六大将手下建议换密码，但他的密码官认为调动已经开始，换密码会带来混乱。山本于是决定在发起行动那天临晨四点换密码，可是已经晚了，美国掌握了全部计划，日本还没行动就输定了。此后美国急与戴笠军统局合作建立“中美合作所”。

共产党最害怕的国民党人

一生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被称为“共产党最害怕的国民党人”。

早在1937年10月间，戴笠就叫译电组长姚敦文在西安破译了延安共产党发出的无线电密码一份，内容属于军事性质的。戴笠欣喜之至，马上转报了蒋介石。

随后，戴笠又在重庆、金华、桂林、西安、赣州等地设立了无线电侦察台，专门搜集日军及中共的无线电电报，并成立了密码破译工作组，中共与日伪勾结的相当一部 份证据就是这样得到的， 中共干的很多假抗日、真卖国的证据都被抓在戴笠手里，因此中共对戴笠又恨又怕。

真实的中美合作所



戴笠在贵阳与中美合作所官员合影。（新纪元资料室）

提起中美合作所，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共谎言小说《红岩》里军统特务如何在白公馆、渣滓洞酷刑折磨中共地下党员“江姐”。

事实表明，小说《红岩》是编造的，小说中很多情节都是虚假伪造的，比如“中美合作所”的残酷，资料显示，江姐根本没有遭受过什么钉竹签这样的酷刑，而且中共党员江姐还是毁人婚姻的第三者（时下人称“二奶”）。

谎言毒草小说《红岩》经中共大力宣扬后，无数的中国人被欺骗和洗脑毒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力美化中共而抹黑国民党的罗广斌（《红岩》作者之一）曾被国民政府关押在所谓“惨无人道的渣滓洞”400天，而在文革中只被中共关押审讯了6天，就无法忍受，从三楼跳下自杀，脑袋砸在石梯坎上，当即头破血流，脑浆四溅……

对于罗广斌之死，一些网民表示：“编造谎言的人，最终死在别人编造的谎言中！看来罗广斌是良知发现，知道自己骗人写错了，没脸再活下去了！罗广斌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在渣滓洞还可以绣（共产党）红旗，真是无法无天！这说明国民党（对中共党员）刑讯逼供手段太菜了！”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于1943年4月，结束于1946年1月，目的只是为了二战时共同打击日本，跟国共之争没有关系。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海军很后悔忽视了戴笠事先提供的情报，于是主动提出开展情报合作。1943年4月15日在罗斯福和蒋介石的共同批准下，中美签订了《中美特种 技术合作协定》。协议中明确规定中方是主要负责人。于是中方派出戴笠、美方派出海军中校梅乐斯（Mary Miles）负责。

在中美合作所里，美军人员一扫之前高傲白种人的态度，完全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特别是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抗日条件之艰苦，但抗日决心之顽强，无论日军如何狂轰乱炸、 肆意屠杀，中国军队仍然屹守在战场上，谁还能对这样的民族加以轻视呢？很快这些美国军人成了“戴笠将军忠义救国军的一部分”。人们常把这些勇敢的美国军人称作“稻田将军”，他们广泛地分布在中国各处十个大队中，据梅乐斯透露，至少有7万1千日军是被中美合作所的武力所歼灭。

据统计，中美合作所在中国各地举办了22个特工训练班，教授如何破坏日军设施，美军还为军统提供了9000余吨特工器材、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装备了10 万余名军统人员，大大加强了中方对日作战能力，美方还捐助了上千张床位的大型医院。为了破坏日伪地区的经济，由美国出技术，军统印制了大量汪伪政权的伪钞，最早甚至是在美国印刷的。

另一方面，中美合作所也给美军带来很大的帮助。戴笠把破译日军密码的技术无保留地传授给美军，令美军得以取得 中途岛胜利，并炸死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二战后，美国的一份报告评价中美合作所提供的军事及气象资讯，“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 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合作中，梅乐斯中校也成了戴笠的朋友。让梅乐斯欣慰的是，“中美合作所训练出的忠义救国军，平均每死一人，便杀死敌人三人。曾在戴笠部下服务过的人，投奔敌人的，简直少之又少。”

戴笠岱山遇难 共谍猖狂 国军兵败如山倒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从北平飞回南京途中，雷电交加，飞机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困雨沟处失事，戴笠遇难，年仅49岁。国民政府于6月11日发布命令，追赠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少将为陆军中将。

随着戴笠的遇难，国民党情报机构和组织因为腐化和激烈内斗而瓦解。后继者郑介民（军统元老、国家安全局局长、追授陆军一级上将）、毛人凤（保密局长、陆军中将）等人都无法在能力上与昔日的“戴老板”相提并论，国民党在特务和情报战线上处处被动。戴笠遇难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军政部部长陈诚、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聿明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被整编成了交警总队。

戴笠遇难，最高兴的是中共和中共特工首脑周恩来所领导的潜伏于国统区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大小共谍们，这些余则成们开始越来越猖狂地蛊惑人心，颠覆中华民国。在1946-1949年国共内战中，国军的战略情报不断被共谍泄密给中共，国军因为多种复杂原因，很快丧失了抗战胜利之初的500万兵力对100万共军的绝对优势，在全国各主要战场不断陷入共军的“人海包围战”，处处被动挨打，最后在1949年终于兵败如山倒，痛失中国大陆……

蒋介石在台湾这样评价戴笠：“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

laowang1999

老蒋以其善良仁义对待共匪帮的万般狡诈，焉有不败之理？？？？——《孙子兵法》：兵不厌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