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年谈中日交恶的背景与日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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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南生博客

在领土问题争议上，1996年日本官方对华态度的微妙变化，是悄悄地（或者说是试探性地）露出了“否定（搁置争议）共识”牌。

针对时任中国驻日大使徐敦信就日本政府纵容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修建灯塔提出的抗议，时任日本外务次官林贞夫的回答是：“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从未同意将领土问题搁置处理。”

不过，也许是意识到这一否定共识的言论来得过于突兀，素来不忘“国益至上”的日本各大报都小心翼翼地将此新表态缩至最小栏寸的新闻处理，《朝日新闻》则索性只字不提外务省官员否定共识的态度。

“重新定义”为“否定共识”壮胆

日本当局为何沉默了近20年，突然试探性地抛出了“否定共识”论呢？就亚太形势而言，是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相桥本龙太郎于1996年4月17日签署了为安保重新定义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就日本国内政治而言，是紧随着1993年、1994年日本政坛的大洗牌，细川护熙的“非自民党联合政府”的诞生和村山富市率领社会党投奔自民党阵营，成立“脸孔为社会党、身体是自民党”的“二不像”联合政府之后，日本政坛已逐步进入了“总自民党化”，也就是“总保守化”的时代。

美日安保“重新定义”的重点有三。其一是两国的“假想敌”，已从昔日的苏联，转为今日“崛起中”的中国；其二是再度确认华盛顿推行“以日制中”的政策；其三是将原有美日两国安保条约涵盖的范围从“远东”扩大到“亚太”。正是在美国为日本“壮胆”的背景下，日本保守论客有针对地重搬战前的“天无二日论”。日本外务省官僚抛出前述的“否定共识”牌，显然是与被视为美日安保条约变质的“重新定义”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日本的保守论坛已经开始有人将注意力从日俄争执的“北方领土”转为“南方领土”（即钓鱼岛纷争）了。

针对当年日本试探性露出的“否定共识”牌，笔者曾在第一时间为《联合早报》写了《钓鱼岛争议与日本的四张王牌》的评论文章，剖析当时日本的战略。所谓四张王牌，一是“中国威胁论”；二是“两岸分裂”牌；三是“经济”牌；四是“北京怕乱”牌。

不过，事隔14年的2010年，当日本民主党政府利用“撞船事件”，公开否定两国存有共识（否认与中国之间存有领土争议）时，笔者注意到东京手中其实只剩下三张半牌。因为，原本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最大王牌，即以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为武器的“经济牌”，已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而丧失了其威力或者有被反打“经济牌”之虞。

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与1996年相比，“两岸分裂”牌的威力也今非昔比。于是乎，在“撞船事件”和“购岛事件”（2012年）之后，东京最得意的拿手把戏，莫过于鼓吹“中国威胁论”和渲染“北京怕乱”牌了。

从这角度来看，一年多来，北京日益强硬的姿态，对于东京来说，也许最大的冲击，就是东京再也不能利用北京为“维稳”而“自我克制”（日本媒体的惯用语）的弱点，施展其强势的邻国外交战术。

冀图收回三个“反省谈话”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中日摩擦日益加剧的同时，日本与另一重要邻国，即与日本享有“共同价值观”的韩国，也在独岛（日人称之为竹岛）主权的归属问题上发生剧烈的争执。

至于安倍的参拜靖国神社，扬言要收回三个日本官方早年为缓和亚洲民众不满情绪而发表的“反省”谈话，更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哗然和抗议。这三个谈话就是，一、1982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为收十教科书问题残局而发表的“宫泽谈话”；二、1993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为慰安妇问题发表的“河野谈话”；三是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反思二战的“村山谈话”。对于这三个口惠而不实的谈话，老实说，亚洲舆论界的评价并不高。但就连这口头上的声明也要一笔勾销，则不能不令人对日本领导人的基本史观及其今后的走向感到不安。

当然，安倍首相的这些言行，并不是某些论者所说的为讨好选民的政治秀（即“选民迎合论”），也不是因为一小撮右翼捆绑日本国策的结果（即“右翼绑架论”）。恰恰相反，安倍妄图否定侵略史及其参拜“军神”的行为，是与其第二次内阁的最大目标，即完成“告别战后体制”的使命分不开的。这也是曾被视为“不负责任”和“无能”首相的安倍，得以重掌政权的唯一“合理解释”的理由。

说得更加坦率些，安倍的“告别战后体制”，其实就是1984年中曾根提出的“战后政治总结算”路线和1993年小泽一郎抛出的“普通国家论”的翻版。三者的共同目标，无一不是要抛弃限制日本军力的“和平宪法”。这个“夙愿”，其实也是打从1947年日本实施战后新宪法那天开始，与战前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保守派人士力图摧毁与修改的法典。安倍的外祖父，也是甲级战犯的前首相岸信介是如此，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郎首相也是如此；即使是被认为是“重视经济、轻视武装”的战后名首相吉田茂（麻生太郎的外祖父），据小泽一郎的解读，其内心想的也是要在适当的时机，摆脱战后宪法对日本的牵制。

换句话说，战后日本保守阵营内部的“鸽派”和“鹰派”虽然时有争议，但在宪法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彼此之差异，充其量只是对修宪的不同时间表罢了。

突出“博弈论”　模糊“是非论”

了解了修宪是日本保守派的共同“夙愿”，加紧推行为达成这“夙愿”目标而向国民开展的美化战争（包括参拜靖国神社）及篡改教科书，便成为历届日本政府急不容缓的国策。特别是在被认为是“修宪最大障碍物的社会党”（中曾根语）消亡之后，日本国内大胆为战前翻案的言行更是变本加厉。日本民众从“反战”、“恐战”、“厌战”到逐步“认可”（？）或对安倍政府急速向右转感到“无奈”，正是保守阵营战后长期以来营造的“舆论空气”的结果。

与此同时，利用领土纷争刺激过敏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为修宪路线制造舆论，更是战后日本主张“重新武装”者惯用的手法。近年来中日摩擦之加剧，与东京改变战略（其深远背景是1996年美日对安保的“重新定义”），将焦点逐步从“北方领土”转为“南方领土”不能说没有关系。

从这角度来看，今日中日摩擦之加剧，固然有两国之间对“领土”与“台湾”问题争执的双边问题之侧面，也与日本力图修宪和否定侵略战争的史观和冀图修宪派兵的总体战略有密切相关。将中日两国之间的摩擦简单地理解为“两国的博弈”或者是两国国力的消长，从而得出诸如双方“民族主义应该克制”、“甲方不应刺激乙方，乙方应该接纳甲方的崛起之事实”等结论，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核心与焦点。“各打五十大板”论或者只聚焦于谁强谁弱的“强弱论”，只会模糊问题的是非与真相。这是我们在甲午年谈论中日关系时不能不留意和引以为戒的重要视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