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十六

小芊

光阴在悲伤的余绪中又过去了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春天，孔子一病不起。此时，在世的弟子中不论在年岁上还是从资历上来看，子贡算是第一位的人物了。当子贡赶来看望自己所尊敬的夫子时，已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孔子强撑起身体，扶杖立在门口。他神情显得逍遥，达观，但口中唱出的歌子听来却是那样的让人不胜其悲：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在这样的歌子里，人们听不到对苟延生命的贪图，所体会到的只是对自己命运的感伤。

孔子望见子贡，不由得动情地喊道：“赐呀，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哪？”他与子贡回到屋里，两人面对面地谈论起各个朝代的丧葬礼仪和人生所不能免的死亡。孔子说：“夏代人棺木停放在东边台阶上，周代人棺木停放在西边台阶上，殷人的停放在厅堂两根柱子之间。昨夜，我梦见自己坐在两柱之间，受人祭奠，－－我的祖先是殷人啊。”

与子贡见面七天之后，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夏历二月十一日，周历四月十一日，孔子溘然长逝，享年73岁。

听到孔子殁世的消息，鲁哀公亲自来吊，并致以表示哀悼的诔词：

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也许这位虚得国君之名，在三桓的威迫下度日的鲁哀公想起了孔子对鲁国政事所付出的心血和终不为执政者所用的经历，一时愧疚、哀伤之情溢于言表。孔门弟子中最有资格的子贡当面批评鲁哀公对孔子“生不能用，死而诔之”的“非礼”做法。

孔子的墓地选在鲁城北泗水之滨。墓的东面是儿子孔鲤之墓，后来孔去世又葬在南面，这种墓葬布局有个名称，叫作“携子抱孙”。

孔子入葬之后，弟子们在墓畔结庐而居，不穿孝服，心中哀悼夫子，称为“心丧”。就这样，弟子们为夫子服心丧三年，然后一同拜倒在墓前，相向痛哭失声，挥手分别。

子贡在冢旁筑室，又独居三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夫子。这位在孔子在世时多次领受夫子批评的弟子，他的内心里一直是以能生为孔子弟子为荣，在孔子殁后也是尽力维护孔子的声名。

后世学者认为，记载孔子及弟子言语、行事的儒家重要文献《论语》一书，大概就成型于这一时期。

孔子之后，弟子们对孔子的思想、学说各有所得，相互之间已发生辩难批评。随后，由于思想观点的不一致而分别为许多派别，《韩非子显学》中写道：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

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孔子在晚年时似乎已经觉察到孔门弟子中这种同异相杂的倾向，在日常教学对话中也多次看出弟子中因从师先后及各人资质的不同而发生的理解认识上的偏差，他注意到了自己的学说日后可能遇到的困境，所以，他避免有意地去建造什么学说体系，更倾向于为弟子为后人提供一种做人以至治国的方法论，一些基本必需的原则，而不是使自己的具体言语行动得到后人的模仿。

但是不论如何，弟子们对孔子的崇拜却是一致的。在孔子生前，颜渊曾称赞孔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深”，越仰望越觉得高大，越钻研越觉得精深。在孔子身后，子贡则赞美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更将孔子比作不可逾越的日月，这可说是最高的颂语了。

在战国时期短暂的百家争鸣中，儒家后学对孔子备加颂扬。孟子引孔子弟子有若的话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荀子称孔子是足与夏禹、商汤、周武“三王”和周公比德齐名的圣人。而其他学派则由各自立场出发，对孔子非议多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道家著作《庄子》中编造盗跖痛斥孔子为“巧伪人”的寓言来贬低孔子。但同时各派也有不少对孔子肯定的评价，如法家著作《韩非子》中就对孔子本人的德行、博学和在鲁从政的政绩作出赞许。

春秋末期以及整个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改变古制并热衷于兼并战争，孔子的“仁政”、“礼制”的学说不合时代需要，遭到束之高阁的命运。秦始皇以武力一统天下后，重用法家，不久又焚书坑儒，儒家受到大的打击。

汉朝重建统一国家后，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封建制获得巩固和发展，统治者更多地考虑长治久安和加强思想钳制的需要，孔子学说遂大受重视。登上皇帝宝座之前以轻儒出名的汉高祖刘邦，终于接受陆贾提出的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并在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过曲阜时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此后，“五经”立于学官，儒家思想成为两汉官方钦定的正统思想，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其地位从此远远超过先秦诸子之上。汉代的儒者首开称孔子为“素王”的先河，即说孔子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

后世对孔子作出各自评价的衮衮诸公中，论断最为公允的当推汉代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天下君王至于圣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汉以后的各代都极力尊崇孔子，一方面是提高孔子的地位，表彰孔子之道，一方面是屡加尊谥，建庙祭礼，并对孔子的后裔赐以爵位和特权。

在孔子逝世时，鲁哀公在诔词中只是依当时的习惯，一般性地尊称孔子为“尼父”。西汉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称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北周大象二年（公元元年），静帝封孔子为“邹国公”。隋开皇元年（581年），文帝称孔子为“先师尼父”。唐贞观二年（628年）太宗尊孔子为“先圣”，贞观十一年(637年)改称孔子为“宣父”，乾封元年(666年)赠孔子为“太师”。武周天授元年（690年)封孔子为“隆道公”。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加称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五年又改称“至圣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加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九年(1530年)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取消谥号、封号。清顺治二年(1645年)加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1657年)改称“至圣先师”。此后直至清末，孔子的封谥号未再更动。

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孔崇儒，当然是取用孔子和儒家思想中有利于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而在历史的流传中，儒家分派很多，后世儒者对创始人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不同的阐发以至改变。

孔子死后，在战国时期，儒家即分为八个支派，其中最著名的孟子和荀子观点名异，荀子所持的进步思想已明显地突破了孔子学说的局限。两汉时独尊儒学，但因对经义解释不同而出现了许多不同派的经学家。两汉时，董仲舒极倡“天人感应”说，作为“王权神授”的理论根据，不少儒者以所谓“谶纬”（一种迷信的宗教预言）来附会经学，把儒学宗教化和神学化了；唐宋后又有部分人“援佛入儒”，吸取某些佛教哲理作为儒家哲学的养分，这一些，都不是孔子学说所固有的。儒家哲学中的宋明理学（即通常所称的“道学”），分派也不少；理学家们大谈特谈的心性之学，却是孔子本人所罕言的。

所以，要正确认识孔子，除了研究、了解其生平，还应当把后世儒家一层一层加在孔子头上的所有消极、错误的东西与真正属于孔子的思想剥离开来。

关于对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毛泽东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历史地看待孔子，对孔子思想进行具体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有明显保守的一面，但也有很多积极的成分；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尤其做出过开创性的划时代的重大贡献。孔子的伦理道德观和教育思想中的有益教言，经他之手所保存整理下来的古代典籍，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

(全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