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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批德国之声专栏洋五毛泽林:六四多元观点不包括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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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3 11:53: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媒体人痛批德国之声专栏洋五毛泽林:六四多元观点不包括谎言
——长平回应泽林:多元观点不包括谎言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6-29 讯】





作者说明:德国之声发表泽林先生"六四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失足"、"许多中国人想要忘记六四"等观点之后,我写文章和他进行了讨论。泽林先生在最后一篇回应中,对我进行超出辩题之外的谩骂。随后德国之声宣布讨论结束,未经事先告知而拒绝发表我的回应。


在作为回应的两篇文章中,泽林先生(Frank Sieren)没有正面讨论任何一个受到质疑的问题,而是不断地变换主题,随意就若干重大政治话题给出奇怪的结论。他口口声声说"我们西方人重视证据",可是当他写下"六四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失足"、"许多中国人想要忘记六四"、"通过VPN轻松而廉价地绕过审查"、"中国人比其他地方人更热衷消费"等判断时,读者可曾看到他提供过任何一个像样的证据?

例如,他在文章中指责西方媒体"单方面夸大事实描述该事件","该事件"指的是"六四"镇压。遭到质疑以后,他在回应文章中给出的"证据"却是"'前所未有的洗脑'完全夸大事实"。这种毫无逻辑、东拉西扯的文风,让人很难一次性就他所有的观点进行辩驳,于是他可能以为自己总算说对了一些。

一点也不意外,泽林先生在最新的文章中花了一整段对我进行辩题之外的攻击和谩骂。我要告诉泽林先生,这样做不会激怒我,而只会让发表这种文章的媒体蒙羞。他竟然猜测我的写作动机是为了"引起关注",跟他在文章中阴阳怪气地说艾未未的经纪人不希望当局把护照还给他一样,这种攻击是拾人牙慧,而且十分卑鄙。我也不打算引述网络上的大量质疑,要求泽林先生解释他自己的写作动机。

"极权"、"威权"与"后极权"

泽林先生说,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开放到让他无法再将其形容成一个"极权(totalitär)社会",而是一个"威权(autoritär)社会"。他似乎不知道这是一个老掉牙的争论。这个争论不仅发生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也发生在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的德国。当时人们希望将"解冻"后的苏联、东欧共产党专制和斯大林时代区分开来。现在,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将东德称为"极权国家"已经是一种社会共识。

假如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统治东德期间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并用坦克和机枪血腥镇压了抗议运动,至今还大权在握、残酷打击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力的人,我相信人们对它的评价只会更坏,即便伴随着以人权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改善。

需要将中共历史前后三十年加以区分时,中国政治学者多采用"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而不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来描述。后者更多用来表示一种妥协或者合作的政治态度。

谁禁止人们遗忘"六四"了?

我对泽林先生用什么概念来描述中共政权没有兴趣——还有知名学者认为"极权主义"也不适合用来描述纳粹政权呢——但是,他应该学会不要在文章中编造事实。不加论证的随意观点还可以用价值多元来辩解,事实错误则关系到写作的基本伦理了。

例如,泽林先生认为,尽管获取多元信息"需要面对重重阻碍",但是"通过VPN,人们能够轻松而廉价地绕过审查"。且不说这个句子前后矛盾,其所述也不符合事实。VPN往往会因"防火长城(GFW)"的升级而失效,而且经常受到干扰,甚至会给用户带来危险。中共也会将病毒伪装成流行的"翻墙"软件,用户安装之后,电脑就会被劫持或者崩溃。同时也不能忽视禁忌带来的心理影响。哪怕VPN免费赠送,很多人也不愿意使用,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政府不允许做的事情。

不仅如此,泽林先生还完全虚构事实。例如,他说"现在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他和我的立场有什么区别:是的,我确实认为我们不再搞'连坐'是件好事"。请问我在什么时候说过连坐是件好事,怎么就成了我们之间的立场区别?泽林先生一再呼吁不要对中共连坐,请问谁对中共连坐了?作为一种法律惩罚,个人又如何对一个政权或者当权者连坐? 事实是,中共至今滥用法律施行连坐,不然维权律师浦志强先生的律师及朋友为何被抓,异议人士张林的孩子为什么上不了学?泽林先生对连坐念兹在兹,非常期待您就这些事实发表意见。

泽林先生反复重复的主要观点"就像不能禁止纪念一样,人们也不能禁止遗忘",也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事实之上——请问谁在禁止、又如何禁止人们遗忘"六四"了?

"他者化"是一种洗脑手段

泽林先生一再宣称"我们西方人"在举证和判决上与中国人不同,"比如说,当一位法官在取证结束后判定一次杀人案是过失杀人,而不是蓄意谋杀的话,那么这起谋杀起诉的结果就会变成对过失杀人的判决"。这也是对中国法律、法学和民众法律意识的无知,因为它在中国早已经成为常识。胡乱判决那是执法者枉法,而不是法律与观念上的不同。

明明相同的地方,却硬要作出区分,在《洗脑:思想控制的科学》(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一书的作者、牛津大学教授凯瑟琳•泰勒(Kathleen Taylor)看来,这种谎言叫做"他者化"(otherisation),是一种常见的洗脑手段。这也是中共坚持说中国人(文化)对民主自由的要求与西方不同的原因。

我想总结一下:我坚决支持观点多元,但是像泽林先生这种编造事实、逻辑混乱而且跌破伦理底线的文章,显然不在此列。

请参考作者此前发表的两篇文章——

中文:
"六四"屠杀不是中共"一时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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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杀不是中共“一时失足”
6月4日,德国之声发表了特约记者泽林(Frank Sieren)的文章《从天安门到莱比锡》,对六四”血案作出了别出心裁的解释。该文引起了包括学运领袖王丹、吾尔开希,人权律师滕彪,“天安门母亲”等在内的各方人士的愤怒抗议。本文试图对这些愤怒和抗议作出解释,兼与泽林先生商榷。

(德国之声中文网)泽林先生的文章认为,"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并称"如果西方单方面夸大事实描述该事件,无助于任何人。这和中国政府对1989年的事件保持沉默一样的可耻",呼吁"现实和公平的看待六四"。
让军队将坦克开上首都的广场和街道,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进行血腥屠杀,这是中共自己也从未否认过的清清楚楚的事实,包括德国之声在内的世界各地媒体,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媒体,以及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李鹏、陈希同等人的回忆录,都留下了浩瀚的证据和记录。更何况天安门母亲、学运领袖和参与者作为历史见证人大都健在,25年来一直在为追究凶犯而奔走呼号。
人们呼吁公布真相,并非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反对中共掩盖历史、歪曲真相、淡化记忆。不可知论正是屠杀者想要达到的目的之一。这就是为什么,25年来,每到初夏时节,中国草木皆兵,大量异议人士被抓捕或软禁,媒体禁令不绝,互联网严防死守,连与此事件相关的隐语、联想都不准说出。中共还拥有越来越大的经济权力,令一些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时也自我审查。
在这种情况下,不在意痛失亲人还不许悼念的天安门母亲、追求民主却被迫流亡海外的有志之士、时时刻刻在谎言和恐惧中生活的中国民众遭遇的不公平,而为"六四"可能被西方媒体不准确报道为中共鸣冤叫屈,惹来愤怒和抗议当在情理之中。
尤为重要的是,25年来无数西方记者穷尽各种办法揭示真相的努力,为此遭遇种种刁难、阻止、骚扰、恐吓、殴打甚至监禁。可能存在的不准确报道,大部分正是中共封锁信息的结果。
令抗议者更不能接受的是,泽林先生一边宣称"可能永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要求按照西方的"法制和公正理念","来区分一时疏忽还是有意而为、个案还是连环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连",一边却以全知全能的姿态对这场历史事件作出结论说:"确实:198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
这显然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无知。从"反右"、"文革"到"六四",再到今天的"维稳",中共的统治是一个系统性的延续,连习近平都强调前后三十年"决不能彼此割裂和对立",不能互相否定。在这六十余年的统治中,人为灾害连绵不断,中共官方文件也显示数千万人死于非命。其中任何一场灾害都不是"一时的失足",而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膨胀的必然结果,是中共对一切反对者都要赶尽杀绝的一贯做法,"六四"屠杀乃其中之一。沿用中共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思路,把"六四"定性为"“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也许用心良苦,但实在有些老套。
泽林先生引述前东德高官沙博夫斯基的回忆录,把邓小平、江泽民描述成为"一时的失足"而痛心疾首、痛改前非的形象。"沙博夫斯基后来回忆说,'(江泽民)那次承认领导的弱点令其大为吃惊","江泽民并未称呼示威者为反革命势力,而只称其为迷失的大学生"。还引述自称邓小平的好友、多次为中共“六四”屠杀辩解的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的回忆说,"邓小平没有给施密特留下他会重蹈覆辙的印象。他最关心的是如何使中国重新回到对国际开放的道路上"。这显然不符合中共至今残酷打击异议人士的事实。
不仅歪曲中国历史,泽林先生还对德国统一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发表了独特的见解。无可否认的是,"六四"屠杀震惊世界,也让东德人民进一步看清共产党专制的实质。参与那场运动的中国学生和民众,为推动苏联、东欧巨变、结束全球冷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德国的和平统一主要归功于东德及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尤其是"江的语调对两德统一进程所产生的作用不可被低估"。我认为,这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抗争到底的东德人民极不公平。
作者:长平






没有纪念权利,谈何遗忘自由?




没有纪念权利,谈何遗忘自由?
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关于六四的文章引发了一场讨论。中国时事评论人长平新发表了一篇文章予以回应。
港人纪念六四(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正如德国之声评论员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在评论"六四"纪念时引述的那样,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里写道:"谁控制了历史,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今天,谁就控制了历史。"中共政权正在实践着这句名言。这也是我要和德国之声北京特约记者法兰克·泽林(Frank Sieren)讨论"六四"历史问题的原因。
作为对我的文章的回应,泽林先生发表了《以公平取代愤怒》。在这篇短短的文章中,他除了继续坚称"1989年是“新中国”历史的一次失足是不争的事实"之外,还对若干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作出了判断,例如:许多中国人想要忘记"六四"、消费比回忆对中国人更具有吸引力等等,留下了大量继续讨论的空间。
没有人可以逃避历史
中国时事评论人长平

一个德国作者说出"许多人想要忘记历史"这样的话,让我感到异常惊讶。我在德国访问过若干研究和处理历史问题的机构和个人,包括直属联邦议会的SED专制政权重估基金会(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 Diktatur),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Stiftung Erinnerung, Verantwortung und Zukunft),负责起诉昂纳克(Erich Honecker)、克伦茨(Egon Krenz)等东德领导人的前柏林市总检察长Christoph Schaefgen,西塔斯档案馆(STASI-Archiv)负责人Roland Jahn,以及身边的普通德国人,等等。访问中被反复提及的一个词是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反思历史),它让任何简单的逃避都变得不可能,也令人对德国人认真反思历史的态度肃然起敬。
中国人更熟悉的是从捷克流亡法国的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名句:"人类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他在小说中写下了在共产党专制下的捷克知识分子,与强制遗忘进行斗争的痛苦经历。从索尔仁尼琴到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为记忆而斗争的良知作家。
谎言来自于恐惧
我完全知道,在现实中国看不到这样的战斗场景。恰恰相反,你会看到很多人不愿意公开谈论"六四"和"文革",说我们应该放下包袱朝前看。即便对现实强烈不满,很多人也不愿意反抗,因为反抗是徒劳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忍受和遗忘。了解历史的人应该知道,这种情况并非只出现在中国,前东德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样。从剧作家、异议人士到捷克总统的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将这样一个滑稽的画面定格在历史中:一个蔬菜店经理自愿地在商店橱窗上贴上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真的热衷于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这件事吗?不,在令人绝望的专制社会,谎言给他带来安全感。
德国之声北京特约记者法兰克·泽林(Frank Sieren)

假如去"文革"期间的中国,和现在的北韩进行调查,想必大多数人都会表示自己生活很幸福。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人和朝鲜人更喜欢专制,应该尊重他们"幸福的权利"?德国人对政府公开表达的不满,恐怕也比中国人多。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制度优于德国?
禁止的是纪念而不是遗忘
更何况,"许多中国人想要忘记'六四'"这种结论,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调查数据的支持。中共宣传部门也会对这种判断嗤之以鼻。我不止一次参加中共宣传会议,了解每到"六四"纪念日,他们都异常紧张,认为稍有疏忽就可能导致舆论决堤。中共的舆论控制一点不弱于前苏联时代的东欧国家。
人们当然有选择遗忘的权利。可是,正如我在社交媒体上的长期签名"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一样,权利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在一个没有纪念权利的国家,谈论遗忘的自由不仅奢侈,而且为虎作伥。在参与一个私宅纪念会都被拘捕、被判刑的政治环境中,"就像不能禁止人们纪念一样,也同样不能禁止人们遗忘"这种呼吁毫无现实根基,因此也就不像它想要显示的那样理性,而且很不人道。
作者:长平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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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5 10:44: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大陆四川省内江市中区公安分局及其下属壕子口派出所民警和协警执法犯法,知法犯法,并与黑社会勾结,将正常老百姓逼进精神病院。这些害人的警察和内江市华诚棉纺织厂社区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误导医生,误导及威胁家属,将正常人诊断成精神分裂症强行收治住院,并不许家属将受害者接出院。虽然家属顶着巨大的压力已经将受害者接出院,但受害者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名誉也无法恢复!请问,天理何在?法治何在?中国真的就没人敢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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