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文革的灾难是人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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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文革的灾难是人性的灾难

以陈小鲁和宋彬彬为标志的文革道歉，又一次激起人们对文革的反思。文革是什么？是错误还是灾难？不同的人有不同观点。毛左认为，文革可能有细节错误，但大方向是对的。否定文革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现在“走资派”还在“走”，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正源于否定文革，没有“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这当然不是主流观点。主流观点是文革带来“灾难”，绝不可能是一种社会进步，却只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错误，是毛泽东当年对形势，即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形势估计严重，并由此产生左倾思想造成的。着眼点还是政治、道路、路线，纠缠于“左”或“右”，区分于政府“抓革命”还是“抓生产”。却缺乏对人性善与恶的认识，对生命价值、个人尊严的体会，对暴力、侮辱等流氓手段的谴责。简单说来，不是对侵害人权和自由的反醒，而是对主义的修正。


民间对文革的反思，则更侧重于人性。并由人性引伸到法制。一个社会，可以随便打人、抓人、杀人、批斗人吗？可以随便抄家，给人挂黑牌，剃阴阳头，游街示众吗？连国家主席手拿宪法，都不能保护自已，人的安全比“兵荒马乱”的年代都不如，这是什么社会？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谁正确谁不正确大可去争论，但可以通过打人，杀人，批斗人来实现，来消灭吗？马丁*路德金有一名言“手段的卑鄙说明目的的卑鄙”，任何高尚的政治都不可能采用毁灭人性的流氓手段来实现。这一名言确属真理。如果“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需要通过杀多少多少人，即血淋淋的斗争来实现，那这种“美好”还值得追求吗？


我曾看到一个帖子。说文革中，一个年幼的初中女学生，脑子里充满阶级斗争的“弦”，听到母亲经常说一些对社会不满的话，便去告密。结果引来对母亲的批斗，自已还亲自上台，声讨母亲的“罪行”。最后“革命群众”决定活埋母亲，挖好了坑，把母亲推入坑中，并叫女儿去填土。这一刹那间，她犹豫了，朦胧中潜藏的人性与阶级斗争的意识产生冲突。眼前这个“阶级敌人”，可是生你养你，喂你乳汁，呵护你长大，最亲的亲人，没有她，便没有你，你能为了清除实现“美好共产主义”的“敌人”，去活埋自已的母亲吗？她终于没有下手，但母亲还是被活埋。为此她一生生活在恐惧之中。世上的残忍，莫过于此。不在于活埋的暴戾，而在于洗脑对人性的毁灭。


如果我们把文革的本质看成是流氓手段的大爆发，其实现在文革还在。当然那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了。但人性的氓灭依然。“爱国”当然高尚，但能去打人砸车吗？发展经济当然好，但能去强拆人家的房子吗？稳定很重要，但能设黑监狱，雇佣群众去抓群众吗？破案要神速，但能用肉刑，逼人就范吗？有罪用法律规定进行处罚，能拉到央视去示众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暴力、欺骗，威胁、恐吓，正是流氓的本质特征。所有这些手段，都是对人的侮辱，对人尊严的侵害，对人生命的践踏。而人是最高的正义，世上所有理想，所有目标的价值，都比不上人的价值。大凡需通过毁灭人性来达到的目标，不管说得多么漂亮，都违背了人的发展，即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发展，才是最高发展这一终极目标。


所以我们也研究怎样能更快发展经济，怎样能消灭剥削，实现分配公正，怎样能使社会达到和谐稳定，这只是也只能是为了人的发展。如果这一过程需依靠毁灭人性的斗争手段来进行，那就不是为了人的发展，而是对人的摧残。我们说社会主义“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但若这个社会主义要不断镇压“阶级敌人”，才能存活下去，“阶级敌人”就受到压迫和摧残，难道“阶级敌人”就不是人？存在需要进行镇压的“阶级敌人”，这样的社会怎么是“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所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是一种毁灭人性的理论。


文革的动因是什么？


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经过反右，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主张私有经济的，主张个人发展的，早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党内或对政策略有不同意见，却没有谁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在当时并不存在，需通过一场运动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吗？（姑且不论“资本主义复辟”好不好）。文革要打倒刘少奇等“走资派”，但刘少奇正主持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能反对社会主义？所以用权斗来解释文革，有一定道理，但不特别准确。权斗一般使用权术，多为暗箱操作，当然也有利用群众运动的。但即便利用群众运动，那也有特定的打击对象。文革确有清除权斗对手的目的，也达到清除权斗对手的结果。但我们无法解释学生斗老师，群众斗群众。


革命也好，斗争也好，可能毁灭人性，但同时也会产生领袖。当一个社会存在敌人时，不管这个敌人是具体的个人或集团，或某种思想文化，与之作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形成一种组织，一种运动，需要有人发动和引领，由此产生领袖。领袖有两种。一种是在追求正义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曼德拉是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领袖，因为他在与白人政权，白人文化作斗争的过程中站在最前列。但他只是要改造种族歧视的政权，废除种族歧视的制度和政策，批判种族歧视的思想文化，而不是为了成为领袖。这一目的，决定了曼德拉和南非的种族解放运动是正义的，同时也决定了这一运动的手段方法是理性的，有人性的，宽容的。


如果只是为了成为领袖，而发动斗争和运动，这种斗争与运动则有如下特点：A，它要寻找敌人，没有敌人也要找出敌人。如果社会确实存在某些错误（包括错误的制度思想行为等），则要夸大这种错误，使之成为敌人。有了敌人，方能有斗争的对象。B，它要把社会分裂成两个阵营，有了阵营，则有阵营领袖。这里不能有中间力量，非黑即白。要么你就是敌人，要么你一定得是领袖的粉丝，由此可以制造出领袖的群众基础。C，它要把某种思想上制度上的对抗，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比如打倒地主，是说地主通过地租剥削农民，本是针对土地私有制度，假定（只是假定）这一理由是对的，那也只要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消灭了剥削，为什么要对地主个人进行批斗，载高帽，甚至实行肉体消灭哩？因为只有敌人是人，而不是某种制度或思想，才能形成具体的人的对抗，才能成为人（比如无土地的农民）的领袖，而不仅是一种意见或理论上的领袖。D，它要使这种斗争成为你死我活，没有退路。当你在这种斗争中不择手段，斗争坚决，甚至疯狂犯罪时，你也就等于交了“投名状”，忠于领袖也就成了你思想上行为上的唯一选择。


上述这些特点，正是文革的特点。所以文革的动因是毛为了成为领袖而发动的。毛很清楚，他之所以成为领袖，是在与国民党政权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是斗争出来的，只有不断的斗争，才能维持他的领袖地位。但一个政权建立起来之后，是不能老是进行斗争的。所以他要寻找敌人，夸大敌人，要“不断革命”。这也是建国后中国不断搞运动的根本原因。当“大跃进”运动遭遇重创，给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党内质疑声四起时，他感到领袖地位的动摇，所以发动文革。文革当然有权斗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毛要维持和成为领袖。而成为领袖，是最高明的权斗术。


可怜的是中国人，一部分人成为革命或运动的牺牲品，因为革命或运动需要敌人。另一部分人则成为领袖的奴隶，他们没有独立思考，唯领袖思想为自已思想，领袖指向为自已行动指南。最关键的是，为了制造领袖的革命或运动，是不会以人和人的发展为最高目标的，因为它要通过对人的斗争来成为领袖。毁灭人性是这种革命或运动的必然结果。怎么样对文革进行反思？恐怕这才是对文革最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