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 初夏日本行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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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与日本政治春寒已过，炎夏尚未来临。五、六月相交的日本，气侯宜人。发生在中国的六四事件，在日本，被称为“天安门事件”。笔者此行日本，正逢“天安门事件”二十五周年。就像世界各地一样，日本民间，连年都有纪念活动。今年活动更多、规模更大。足见，天安门事件，是影响深远的世界性事件。

日本大学演讲，感受“八九后”

五月二十九日，笔者在日本大学做了题为“从民主运动到流亡”的演讲。听众多为日本大学的本科生，称之为“八九后”。为了让他们听得懂“中国故事”，我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当代中国的沧桑变迁，穿插叙述。同场还有旅日华人摄影家翰光的演讲，并播放他摄制的记录片《流亡》。

为了这场演讲会，主办方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筹备，准备了海报、背景资料、翻译文本等，工作极尽细致。事后，又收集学生们的感言，并传给我。学生们反馈，演讲让他们深受感动，留下了难忘印象。是了解中国的难得机会。主持演讲会的日大中文系教授表示：“演讲会办得非常成功。中文系办过好多活动，但是这一次，除了学生，还来了那么多外面的客人，参与者那么热心，认真倾听，踊跃提问，还是少见的。”

六百人集会，纪念天安门事件

六月四日晚，笔者出席了由日本各界在东京举行的天安门事件二十五周年纪念集会，并发表演讲。演讲中，笔者提醒日本民众，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发生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以大学生和知识份子为主体；但发生在中国的反日示威，却很少有大学生和知识份子的参与。这表明，理性的中国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并不认同中国政府的仇日宣传。中国的真正民意，是渴望中日友好。”为此，笔者呼吁日本朝野：“面对中日关系时，应该把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区分开来。”

笔者留意到，包括不少国会议员、知名文化人、社会名流参加的这场纪念集会，约六百人出席，场面宏大，仪式隆重，气氛庄严。比我往年在纽约等地参加的类似活动，组织得更严整、更得体。

富士电视台，领略日本团队精神

演讲后，我赶往富士电视台参加历时两小时的天安门事件专题政论节目。嘉宾中，只有我一人不会日文，而用中文，电视台竟然为此安排了四名同声翻译，其中两人负责将我的中文翻译成日文，在电视台同声播出；另外两人，则负责将其他人的日文翻译成中文，及时传入我的耳鼓。

日本人的组织性和团队精神，表现在每一个细节上：节目前几天，两名电视台工作人员就与我和其他嘉宾见面，听取各自的论述要点。节目当晚，开始前，两名主持人、多名工作人员和四名翻译人员都到会客厅与嘉宾见面茶叙，互致问候，交流节目细节；节目结束后，主持人、工作人员再到会客厅，与嘉宾茶叙、话别，然后，他们全体礼送嘉宾到楼下大门外，直到招来出租车，鞠躬告别。礼节备至。

中国因素，促使日本政治右转

就像台湾有统独之分一样，日本有左右之分。在台湾，从政党、政治人物、媒体、到民间组织，统独之分，泾渭分明。在日本，左右之分，也大抵如此。日本左翼，奉行和平主义，亲中；极左翼倾向于社会主义。日本右翼，坚持爱国主义，亲美；极右翼倾向于民族主义。

二战后初期，左翼曾占据上风，但随着中国、苏联的红色阵营与国际民主阵营对立加剧，右翼话语权上升，左右翼平分秋色。到了近两年，日本政治版图发生大幅度嬗变，左翼大幅缩小，右翼大幅扩大；在人群中，左派变身中间派、甚至右派，中间派转右，右派话语权大增。这实拜中共对日政策所赐。中共与日本死争钓鱼岛，导致日本左翼失声，或大幅转向。

深知日本左、右政治的敏感性，作为一个华人知识份子，笔者保持独立立场，出语真诚，务求发自内心。对日本左、右两翼，既不刻意逢迎，也不刻意回避，而是自然接触，友好往来，一位相交很久的左翼朋友，生怕我“被右翼利用。”总是叮咛我谨言慎行，他老是提醒说：作为民主斗士，你反对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几乎我每次演讲，他都会不辞劳苦，到场聆听，为我加油。

一位交情很好的右翼朋友，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跨国加入阿富汗抵抗军，到前线与入侵阿富汗的苏军作战。他告诉我，他非常欣赏我的新书《日美中亚洲开战》，但不赞同我书中的这几句话：“为了缓和日韩关系，为了将中国人民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分化出来，日本首相或须慎重考虑参拜靖国神社所带来的国际影响。”他激动地说，如果日本首相不参拜为国捐躯的亡魂，将来还会有谁出来保卫国家？

幸好，左右两翼的日本朋友，都诚心支持中国民主化。笔者五月二十九日在日本大学演讲，主办者是左翼知识份子；而六月四日在纪念集会上演讲，主办者是右翼文化人。

文化日本，一个阅读大国

每次去日本，都会到书店逗留。或许因为，日文中夹带不少汉字，使我能猜测书中大意，以至于，常在书店流连忘返，一泡就是半天。

随着网络发达，出版不易。台湾、香港出书，首版印数往往在一至三千之间，但日本出书，印数动辄上万，起初，我颇为讶异。随后才了解到，不仅日本人口远大于台湾、香港，而且，日本是一个阅读大国。基于“不给他人添麻烦”的日本文化，日本人乘坐火车、电车、地铁、公共汽车等，大都保持静默，不说话，更不用手机通话，于是，用阅读打发时间，就成为一个选项。日本图书，很多是能装进口袋的小书，称为“新书”，正好适合通勤族随身携带。

因笔者近着在日本出版，加上天安门事件二十五周年，此行日本，受到众多日本媒体关注。笔者先后接受共同通讯社、朝日周刊、产经新闻、时事通讯社、Newsweek日文版、流行杂志SPA!以及Will杂志等专访。不少日本记者，操流利中文，使访谈变得轻松、容易。笔者对日本媒体强调这样一个要点：“只有一个民主化的中国，才能与世界和平相处。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将是日本和亚洲国家外部安全的保障。中国民主化，不仅惠泽中国，也将惠泽世界。”

田原总一朗，今枝弘一

六月八日，由日本讲谈社主办，笔者与日本著名政论家田原总一朗举行了一场对谈会。田原说，他每次与中共官方人员交流，都指出，如果中共坚持现行体制，中国最终必然陷入灾难。他透露：他曾与前中国驻日本大使、现任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交流，王毅对毛泽东持完全批评态度，田原因此觉得，中国政治人物也有不同想法，或许有内部政治变化的可能。笔者对答：自从天安门事件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被边缘化，目前的主流派都是保守派、强硬派，即便还有少许改革派，却很难主导中国的政治进程。

田原问：对于中国的民主化，日本可以做些什么？笔者说：作为亚洲的和平与民主大国，日本应该像美国和欧洲国家一样，经常公开批评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行为，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日本民间，则应催生更多人权组织，持续发声，关注中国人权，影响日本政治。田原担忧：这样做，会不会反而得罪中国政府？更与日本争夺尖阁诸岛？笔者回应：美国和欧洲国家一直这么做，日本一直没有这么做，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比美国、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更糟。推广普世价值，促进中国民主化，是日本应该担当的责任。

现年八十岁的田原总一朗，曾为演员、电影导演、知名记者，后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电视主播和政治评论家之一，以尖锐质问政治家而著称，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名人。田原的政治主张，属于中间略偏左，一方面，他一直谴责日本在二战时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另一方面，他坚定反对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

六月七日，由日本幻冬舍主办，笔者与著名日本摄影家今枝弘一在横滨的一家影剧院举行了对谈会。与笔者同龄的今枝弘一，曾于1989年5月至6月，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发生在北京的民主运动和大屠杀场面，成为日本教科书选载的珍贵历史资料。他向我展示的其中一张相片，镜头正对一群与民众对峙的共军，其中一名共军的枪口正喷出一串灿烂的火舌，射向人群。显然，当时，今枝弘一就置身在面朝共军枪口的人群中或人群后。今枝弘一，展现了日本人特有的敬业精神，那一刻，置生死于度外。

笔者再度感叹：中国政府一直遮掩和抹杀六四大屠杀的历史，但世界各国，包括日本，都记录了这段历史。今枝弘一珍贵的摄影集，就是最生动的证明。中共墨写的谎言，改变不了血写的史实。

来源： 开放杂志，2014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