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中揭露的七七事变

诚毅

蒋介石日记中揭露的七七事变         

作者:刘宴斌    （此文为作者整理）


   （蒋介石日记——资料图）


   还在七七事变发生前几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就曾表白过对日本侵华阴谋的对策。7月1日他写道:“有大我在则小我自在”,“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心,而后可以免战,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的。”

  7月2日记:“对倭寇祸华之毒计,讲求对策。”

  7月3日记:“教育以民族光荣之历史,雄厚之国力与伟大之精神为基础,而勗以严重之国难,无上之国耻为人人之责任”。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城西南10余公里的卢沟桥挑起事端,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进行还击,打响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消息8日才传到南京。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其时乎？”

  当日即决定:“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7月9日记:“早起处理对华战事准备动员,不避战争”,“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哲元)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还预定:“为中倭冲突通令各省”。

   7月10日记：“倭寇今又反攻卢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惟我已积极进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是日为星期六。蒋介石在日记每个周末设有《本周反省录》和《下周预定表》二栏,反省本周所作大事要事和规划下周要作的大事要事。他在《本周反省录》中写道:“倭寇于八日在卢沟桥挑衅,与我守军对战,其意在非夺取卢沟桥不休,至今犹未告段落。”他明确庄严表示:“此为存亡关头,万不能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蒋在《下周预定表》中,表示要“积极备战”。


                           
                                （蒋介石日记——资料图）

    7月11日记:“倭政府态度坚强表示作战,……准备两师开动与关东军入关等之形势,以余观之,皆为内虚中乾之表示也。本日倭又反攻不已,是其非攻克卢沟桥不止之表现,然而其结果必暴露其失败无能之弱点而已。”

    7月12日记:“预定:一、电宋、秦商中央部队集中地点。二、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三、倭寇计划威胁冀察当局屈服,完成其永定河以东为不驻兵区域以及其防共协定。四、最大限度为其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然而平津责任则应由倭寇担负,而且国际关系及各国权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单纯安全占领也。五、政院回京。”

  蒋介石在是日日记中还记载:“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明令宋、秦固守北平与永定河线。中央军集中保定。”蒋批阅了日本关东军抵达天津,其内阁宣言决定侵华战争,动员全国政党与产业界拥护其阁议情报后,认为是“外强中乾之态度”,指出:战争“势力扩大,不能避战矣”。

    7月13日记:“今日预定:一、抽高射炮到华北。二、运送子弹。三、派(潘)次辰为石家庄行营主任。四、派戈定远北上。”在注意事项一栏内写道:“一、对运兵进驻保定之宣言。二、对宋之授意。三、对倭宣言:甲、维持冀察政委会现状与人事;乙、塘沽协定范围以外地区驻兵不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带驻兵地点及其行动应遵守辛丑条约。”是日蒋介石以卢沟桥案件扩大,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的行政院会上令各部回京办公。

    七七事变发生后,负责京津防务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一直是采取软弱妥协的态度。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7月14日,他想退出天津。15日致电蒋介石提出退出天津的主张,蒋断然加以制止。14日日记写道:“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北进部队应立于进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如能办到卢沟桥仍住正式陆军不受限制,则胜矣。上午手拟建国运动方案,虽在倭寇压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建国工作进行不变,而且感觉味益浓。对倭寇有形无形间之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之手段,以我视之皆不在意中也。”

    7月15日又写道:“宋明轩为其个人计,亦无屈伏之理。宋如屈服,则看其程度如何。倭寇第五师在秦皇岛集中,则其十二师亦必用平津”,“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制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月中旬,卢沟桥事件已发生10天,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对日本挑衅,并扩大侵华战争还认识不够清楚,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7月8日日记);“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7月10日日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内阁派兵声明的颁布,并大量调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也愈益坚定。为了集思广益,团结抗日,蒋介石于7月16日、17日邀集全国一些社会名流在庐山召开谈话会,共商抗敌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16日,他亲自写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宣言稿,并在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

    宣言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他声明:“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的约束。”他还表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宣布:“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政府对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篇重要谈话,于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公开发表。

    蒋介石在17日写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

  是日他在《本周反省录》一栏中还说:“倭寇调关东军入关,威胁冀察脱离中央,以图其扩张伪组织之野心,余即派中央军入河北保定,不惟打击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协定也”,“倭寇屡攻卢沟桥不克,可以制敌野心。”

    当时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阻挠、不让发表上述谈话稿,蒋介石毫不动摇。他在19日日记中说:“决心发表告国民书,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即宋美龄)独赞成吾意也”,“应战宣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谈话,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和全国同胞的热烈赞扬和欢迎。毛泽东说:这个谈话,“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后,宋哲元在天津、北平继续与日本敷衍,企图以妥协退让,取得苟安,谋求和平解决,竭力避免战争,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战备措施,并要求中央撤退进入河北的部队。对此,蒋介石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对“何梅协定”的签订者、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亦有所指责。

    7月22日的日记写道:“和平应植基于正义之上”,“卢案了结乎当非如此之易。中央军撤兵时期必待倭寇同时举行”,“闻卢沟桥卅八师撤退,而未知宋与倭交涉之内容如何,不胜惶惑。”

    7月23日记:“玩强敌倭寇于股掌之上,使之进退维谷。卢事以不涉政治条件为限度”,“倭寇已悟中央部队既入河北,对彼华北独立阴谋已受重大打击,不能达成其目的矣。”

    7月26日,他在日记中强调说:“遭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忽再作避战之想矣。”还对宋哲元的妥协批评指出:“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时,倭向廊房卅八师攻击,今申又在北平广安门对战。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而宋始终不悟,犹以为可对倭退让苟安而仅对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队撤退,可痛心乎!”

    7月27日记:“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料北平必能固守,则战时当可着着进行,我仍立于主动也”,“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须郑重考虑。对民众内部之态度,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是日日记蒋还深为慨叹地说:“本日北平城外四郊皆发生战争,宋哲元至此始着急。平时不信余言,以为一意与敌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构筑工事,惟恐见疑于敌也。廿五日以前,敌人对北平包围之势早成,而彼犹燕雀处堂为安,要求入冀中央军之撤退也,可痛也乎。”

    7月28日记:“倭寇进攻北平,虽廊房与丰台为我廿九军击袭恢复,然而北平近郊毫无工事布置,南苑失陷,副军长阵亡,部队溃退,将士未经爆炸与枪声之习,闻乃即心怯胆寒。宋军长六时离平赴保,北平城于夜十一时完全退出”,“政府应照既定决心,
如北平失陷,则宣言自卫与对倭不能尽片面条件之义务矣”,“本日处理军务。人人闻廊房、丰台恢复之极,其喜若狂。余甚念北平汉奸作祟与布置全无为虑。故今日心神不安异甚。”

    7月29日记:“宋哲元电请派张自忠为翼〔冀〕委会代理委长,是其对倭之诱引尚未觉悟,哀莫大于心死,可悲孰甚”,“晨起阅电,知北平电话于三时起已无人接话,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无已。然此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北平失陷后之处理,不足惊异也”,“上下午皆开会讨论军事、外交、内政之方针。闻天津城至傍晚犹在激战中,倭寇对城中轰炸甚惨。”

    7月29日和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7月31日蒋介石在《本周反省录》和《本月反省录》中写道:“七月廿九日北平失陷,卅日天津失陷,烧杀惨状不忍闻者见,倭寇凶横看你究能到几时”,“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但其今日得之也易,安知他日失之亦非易乎……对倭外交,始终强硬。”

  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全国将领国防会议于1938年8月7日在南京召开,一致主战,为全国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石。蒋介石是日日记记载:“八月七日,上午国防会议。批阅。下午会客。晚国防党政联系会,午夜始散,决定主战。”

  又记:“国防会议开成,全国将领集京赴难,得未有之盛况,是为胜利之基也。”一个星期后,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如果说,卢沟桥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八一三”抗战则是全面抗战的开始。

来源:作者的博客

杨显刚

。                                    

coming

转到历史栏目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