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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欲将“红色帝国”引向何方？
作者：潘晴
正当海内外媒体聚焦香港“七一占中大游行”，和习近平拿下军中“大老虎”徐才厚之际，七月一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题为：“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总目标和方法论”的署名文章。文章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文章指出：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对此，习近平同志鲜明地指出：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
通览全文，其核心要点可以归结为这么几句话：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全面改革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的。
2、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习近平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有规则的，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3、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这是习近平太子党集团主政以来，中共喉舌对中国将走什么道路的一次全面表述。文章反映了习近平未来的执政路线。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为中国设计的这条“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习氏路线”到底走不走得通。
一、习近平无法回避的历史挑战！
中国向何处去？一百多年来，无数社会精英意欲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当年的惊叹回荡至今，成为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必须面对的历史抉择！这也是习近平政权无法回避的历史挑战！
习近平政权，不管多么想保住“红色江山”，不管打出什么新的改革旗号，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如果说，一百多年前，清政府改革的压力，主要是来自外部，而现在的压力，则主要是来自内部。不仅民怨沸腾的社会不满穷于应付，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倾轧和利益争夺，同样是难解之局。
观察家们认为：习近平如能高举反贪大旗，成功击败政治对手，大权独揽的话，便能改善这一切。不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毛泽东曾经不可一世，“一句顶一万句”，但最终仍落得个孤家寡人下场。而习近平一无毛泽东的权威，二无实行政治变革的魄力，直到今天，仍在邓大人“摸着石头过河”的屁股后面乱转，又怎能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呢？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古老的中国遭遇了西方以“船坚炮利”和新制度文明为后盾的强烈挑战。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走向共和”，在西方的冲击下，步履艰难地想走出一条新路。但自20世纪上半页始，内外交困的中国，却阴错阳差地引进了苏俄的社会主义。为此，整个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才被迫放弃了“以俄为师”，重新打开国门，转向西方开始寻求出路。
中国人由此意识到：过去，我们是在“现代化”上输给了西方，也正因为“现代化”上的失利，使我们在世界的竞赛中遥遥落后。不仅如此，因为“现代化”的缺失，让我们在思维、观念、意识等精神层面与西方文明进程分道扬镳。于是，我们和西方在各自的命运中行走，直到在历史变革的大潮中相遇。今天，当我们蹒跚地走上“现代化”之路时，却发现我们仍然跳不过人类文明进程的那些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但地球人都明白，中国人其实和西方人没什么两样，都是想过“好日子”的。89年坦克车开进北京，对学子们大开杀戒，让世界惊出了一身冷汗。但随后东欧、苏联相继变色，冷战宣告结束，证明了世界潮流的趋势。中共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只能向世界再次敞开大门。西方资本家为之欢欣鼓舞，争先恐后的为“改革开放”输血，以为这样就可以迎来“历史的终结”？但中国的事情没那么简单。门虽然打开了，天朝其实还是在玩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的老把戏，“变器不变道”而已，一切都可以变，但“红色江山”不能改。这些年来在中国，政坛权争激烈，毛的阴影重现，GDP疯狂增长，军事力量抬头，伴随着红旗飞舞，红歌阵阵，中国又开始大声对世界说“不”了！于是，西方又迷惑了：这个琢磨不透的中国，到底想要去何方？
其实中国要往何处去？中国人自己最关心，也最清楚，无非是像西方人一样，过上好日子。特别是经历了一百多年血与火的大起大落之后，中国人就更明白了，门既然打开了，再忍受像“猪”一样的活法，岂不是自甘堕落，自绝于世界民主潮流之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文明的标杆就竖在那儿，这就是中国人要走的路，可天朝的统治者换了几茬，却仍然拒绝顺应历史潮流，还在那高唱“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陈词滥调。
中国人开始变得不能忍受了，举国上下，人心浮动，一场大的社会震荡即将来临，但统治者却仍然在火山口上取暖，企图用“中国特色”来抵挡变革的浪潮。历史留给我们的参照是：一百年前，满清政权在变革潮流冲击下，不得不实行了“改革开放”，甚至开始了“君主立宪”——为挽救大清作了不少“顶层设计”，也推出了以“红二代”为主的“皇族内阁”，企图励志创新，但照样未能保住大清江山的“万年永续”，在世界潮流和共和革命的浪潮冲击下，迅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十八大习近平政权主政之后，如何治理这个病入膏肓的腐败政体？如何解决棘手的民生经济和环境难题？如何在内政外交的双重困境中，为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不光涉及到13亿人的根本福祉，还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前途和幸福。所以一直是国内外媒体追踪的焦点话题。而党刊《求是》“两个不走，四个坚持”的老调重弹，说明了中共统治集团对历史潮流的无知，和维护一党专制“家天下”的反动立场。
人们再一次看到，现代版的“两个凡是”出笼，也再次为中国的前途而感到担忧。历史是否会再次重演难以确证，但不可否认历史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似乎又回到了一百年前“天朝”的处境，中国往何处去？再次成了不少中国人的念想。虽然习政权拒绝变革，不过，历史也告诉我们，当变革大潮来临时，往什么方向走，很多时候并不以最高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
二、“击鼓传花”已到末路
习近平的“两个一百年”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百年之后，包括习在内的许多人都必将作古。关于中国的未来，无法用一个遥远的画饼来应付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和不满。人们看到的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弊多利少，已将中国的社会矛盾逼到了临界点，这是铁的事实，谁也无法否认，谁也无法逃避。
从胡温时代开始，只想“击鼓传花”维持现状。而现状却是一团糟，而且是愈来愈糟。上下左右全不满意，不光老百姓不满，连党国官员、权贵集团也不满。虽然经济一直在增长，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得到了改善。有钱人多了，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开始变得有毒，空气和水以及环境的污染愈发严重，房地产开发的强占、强拆引起民众越来越多的反抗。高昂的房价，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老百姓最后一滴血。社保空缺巨大，医保还遥遥无期，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完全迷失了方向，教育和学术彻底败坏，沦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中产阶级的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政府的三公开支，维稳经费直线上升。在国进民退浪潮中，民营资本从资源和基础性产业中被彻底驱逐，总之，现在的中国，官权拥有一切，而民间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规模化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中国高能耗，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为了拉高GDP，政府盲目投入大笔资金，使得通货膨胀高企，极大地抬升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未来的危机，将会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重叠到来。
胡温十年，改革大幅度倒退。意识形态从三个代表，退为空洞无物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者完全丧失了话题设置能力，长时间失语，沦落为权贵资本集团的大管家。由于盲目维稳，压制民间力量的成长，政治改革已成泡影。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过程，成为利益集团镇压人民的工具。整个中国冤狱遍地，偌大的国家，到处都是诉冤的人，社会戾气越来越重，爆炸，凶杀，虐杀，砍杀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各个地方的政府官员和公安武警，时刻准备着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身心俱疲。维稳经费企高不下，早已超过了军费开支，事实上已经接近无法承受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左派还是右派，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都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变的话，可能要出大事。而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作为，不是顺应时代潮流，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引导中国走出一条新路，而是急迫地抓权、揽权，除了高调反腐，整肃政敌之外，更全面收紧了对社会的控制，宪政之路的讨论被强行压制，民间力量遭到疯狂打压。目前，整个社会无论左中右，民间官方，对此普遍感到失望甚至绝望，社会精英纷纷出逃，以至于人们惊呼：习近平比薄熙来还要狠！其实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从薄熙来的人生沉浮可以看到，薄熙来在文革中遭的罪比习近平大的多，但是，一旦薄熙来掌握了权力，他的反弹-回归文革暴力政治文化-唱红打黑，野心和欲望比谁都大。
习近平作为中共黑箱权力斗争的赢家，自然比输家薄熙来更狠、更黑，否则也不可能登上大位。如今，社会的反弹，精英的出逃，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恐惧。对此，当局不会不清楚。但是，目前执掌最高权力的习近平，为了打造一个新的“中央集权”已经不顾一切了。中共政权已进入一个内部权力斗争和清洗的“高危时期”。而中共的统治，自毛太祖驾崩之后，统治权威就一直在递减，江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权威早已不复存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已是常态，中共的统治体系无论条还是块，都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权力碎片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进一步刺激了中共党内的竞争和内斗。为了博出位，不按规矩出牌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党内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跃。各派之争，既是争权位，也是在找出路。
三、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
对习近平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种既能维持中共统治，又能稳住局面，同时又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当然是他求之不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模式”其实很对习的胃口。这个模式下的警察统治，媒体管控，以反腐名义的内部高压，以“黑打”为手段的政敌整肃，红色意识形态加上对外的民族主义，整齐划一的城市管理加上改善民生口号，经济上市场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威权统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经济上可以维持下去，老百姓接受这种统治模式，就可以实现红色江山永固。不用说，这样的一幅图景，对习近平具有莫大的诱惑力。
李伟东先生曾经指出，这是习近平要走的一条红色帝国之路。但这条路走到极致，就是纳粹主义，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获得短时间的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一批狂热的信徒，大多数德国人接受那样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才可能形成气候。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意识形态魅力和操纵民众的能力，庞大的组织机构虽然还在，但早已丧失了信仰。嘴上说不走西方的“邪路”，但各级官员的老婆、孩子以及巨额财富却早已转移到了国外。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共已经亲手缔造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已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空间，哪怕是画出“两个一百年”的蓝图，和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人们不禁要问，中共自己信不信这个“大忽悠”？如果坚信这么伟大的目标，为什么权贵们的家属和资产都要转移到国外？也就是说，这样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压力，中共自己就玩不下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的核心家族，大多成为利益集团的巨子，早已见识了国际化的市场，饱尝了全球化的巨大好处，聚敛了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就是中共权贵集团和他们的家族。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不可能不开放，尤其是不能不对西方开放。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像中共这样，对西方世界有如此强烈的依赖。表面上对西方的敌视，无非是安抚国内愤青的一种表演，一种对国际社会人权抨击不得已的反应。中共当然不愿意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却死也不愿放弃在西方得到的好处。所以《求是》杂志才会继续高唱“改革开放”的赞歌。
而世界民主化已经进入第四波，连一向保守的阿拉伯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浪潮。西方世界不可能容忍中国走向国家纳粹主义。反过来，今日的中国，已经离不开这个世界而独存。回到昔日孤立封闭的环境，权贵家族首先就无法忍受，当然，民众也不会愿意，城市的中产阶级更不愿意接受。从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现实的角度来看，如果“重庆模式”成为习近平政权选择的话，没有与世界为敌的决心，是根本走不下去的。当年的薄熙来走不通，今天的习近平就更走不通了。
毫无疑问，已打开的国门是关不上的，这些已经饱尝资本乐趣和见识了现代化魅力的党国权贵，死活是不愿再去过“一穷二白”的苦日子的，所以人们大可不必担心党国真的会回到毛时代。重庆模式此路不通，但变化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继续维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历朝历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权的崩溃，都是由于内部坍塌造成的，此起彼伏的骚乱，人心的普遍不稳，动摇了官僚集团的信心。虽然目前中国的社会反对力量未成气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统治不会崩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的崩溃，是一种玉石俱焚的乱局。体制内外都不想见到，但时局的发展，却并不一定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
人们只要冷静地、客观地看一下中国的现实，就知道在不改变中国制度结构的情形下，任凭是谁，任凭三头六臂，搞什么“换汤不换药”的改革，都无法化解中国目前的各种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共政权妄图阻挡历史的前进，守住权贵集团攫取的巨大利益，但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大趋势，不会一直脱离世界潮流而停滞不前,这是谁也挡不住的。
四、中国社会已是一个风险极高的社会
中国正在急剧地变化中。习近平上台伊始就开始高度集权，加速收紧社会言论空间，对意志形态的控制进一步强化。就控制力度而言，超过了邓及后邓时代。就权力集中而言，超过毛之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历届中共领导人。就目前的政治生态和社会不满来说，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更准确地说是处于转折的前期阶段，即人们所说的——大变革的前夜。
而党国体制，不是一个培养英雄的体制，它以逆淘汰机制摧残俊杰、培养平庸，制造出一批又一批忠诚于党国体制的“标准产品”。在习近平身上本来应该具有促使“党性”发生变异的“杂质”，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经历了中共体制的残酷迫害，父亲遭到长期监禁，习本人也被当成“狗崽子”发配大西北进行劳动改造。如果一个人基于良知和直觉，会对这个罪恶的体制恨之入骨，从而选择一条追求人性自由的道路。
但党国的专制文化是畸形的，许多当年遭受迫害的“红色贵族”子弟，改革开放之后，在他们父辈的荫庇下，又获得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一批“红二代”，依赖着这个党国体制，享受了空前的荣华富贵，完全失去了对这个体制的反省和批判精神。习近平与这些“红色贵族”后代不相伯仲，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彻底看透了中国政治的“历史密码”——专制集权的“金字塔”结构。于是，隐忍多年的红色基因开始发酵，一旦登上大位，就再次堕入可悲的专制循环之中。
在笔者的观察中，习近平的大权独揽只是专制政权的回光返照。这种变化并不是历史的进步，更不是老百姓的福音。它是“红色贵族”一次对“家天下”独裁的回归。“打通前后两个30年”，并不表明中共会向人民让步，回到“为人民服务”的年代，这只不过是新政权在毛、邓路线之间的投机和摇摆。所谓“三个自信”的内涵早已破产，否则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干什么？中共政治口号的变化仅仅是应对社会压力的举措，是当局对严重社会问题作出的被迫反应。
如今中国社会已是一个风险极高的社会，这也是近几年人们广为关注的话题。对此，官方和民间有着相似的判断，但在认识上却表现出很大差别。习近平政权着眼于执政地位的稳固，它看到的是政治风险，其最大风险一是官员的腐败，二是西方的渗透。腐败对政权的侵蚀是它动摇了民众对当局的信心和信任，而西方的渗透，被认为在政治、思想、组织、文化上已形成全面和深入的态势，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政权的统治基础。
在经历了30多年的对外开放后，从逻辑上去理解“西方势力的渗透”颇为荒唐，它所指的其实是西方民主价值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西方势力”或“境外敌对势力”是民主价值观的具象所指，因为，对一个抽象概念是无法进行打击的——打击“西方势力”只是借口，目的是打击其在“国内的代理人”，而这些“代理人”，如今正活跃在互联网上，大学讲台，民间沙龙，维权现场，活跃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对于老百姓来说，最担心的是官权腐败对民众的伤害，以及经济恶化和生态环境恶化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人们从腐败中看到的是权力掠夺社会的本质，而环境风险更与他们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为保护环境而引发的群体事件，成为近年来最常见的社会反抗。经济和金融风险成为热议的公共话题。房地产的巨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银行坏账的压力前所未有、产能大量过剩、社保基金的巨额亏空，每一个方面都积重难返，都具有易爆性，不但关系到社会经济安全，也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连，充满种种风险的经济一旦在某个地方出现失控，就必将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动荡。
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贫富悬殊多年以来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其重大风险就是促使社会不断分裂和对立。当局不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反而由于制度原因使之更加固化。用权力聚敛财富不但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在财富的数量上也已达到十分惊人的程度，这从被查处的贪污腐败案例中得以窥见一斑。身处社会底层的大多数民众则卑微而贫困，其中“农二代”尤其醒目，他们将是城市边缘群体和贫困人群的主体，也是所谓“三低”人员（年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低）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旦社会动荡，这部分人将对社会秩序形成不可低估的冲击。
五、走向未来，毛邓之路均不通
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因素不仅是政治因素，更是社会因素。对权力的过分专注和一味追求，必将使执政者陷于权力恶斗，无暇顾及巨大的社会风险，造成治理上的重大盲区，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施政举措，已打破了人们对“中国梦”的幻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习近平的“深化改革”，却赋予了“打通两个三十年”和重提“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它不是人们期待的宪政梦开始，而是中国人宪政梦破灭的标志。
毛泽东统治了中国27年，他的时代随他的生命一起终结了，邓小平的权威和权势远不及毛泽东，但却影响了中国30多年，而且在后邓小平时代的10多年中继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今天习近平的发展策略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没有脱离邓小平的总体框架。从统治的角度看，邓小平比毛泽东无疑更为成功，这得益于他务实的、机会主义的政治手段。高度集权看似更有利于统治，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整个社会的积极性，相比而言，柔性独裁似乎走得更远一些。
权力是一种充满诱惑力的美酒，引诱政治人物拼命畅饮，乃至完全忘记了它的烈性，直至酒精中毒而暴毙。在权力的诱惑面前能够自我节制的人很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常被人称为普京大帝，但与习近平的强化集权相比，普京更懂得节制，他的集权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虽然他推行威权式的民主，但苏共解体后建立的民主制度框架没有被破坏，言论自由得到了基本的尊重；虽然他眷恋权势，但他一再成为普选产生的合法总统，却没有违反公开的游戏规则。
看来习近平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文革的阴影，迷信的仍是毛泽东君临天下的权力垄断。而毛泽东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毛时代的荒诞早已被历史所证明，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帝王式的统治与世界民主潮流背道而驰，毛的理想根本就不是人民自己的理想。在当今时代的政治文明观念中，政治家必须尽量迎合和满足民众的愿望，民选政治家自不待言，它本身就是民主的规范，而一个明智的威权领导者也无法例外，如当年的蒋经国、李光耀和今天的普京。
习近平不是很欣赏普京吗，那么请认真看看普京是怎样理解现代威权真谛的。普京虽然强硬，但他的强硬并不是针对俄罗斯人民的，包括政治上的反对派。从中国人目前的处境来看，他是民主的，当然从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出发，他又是专制的。但他并没有突破民主政治的伦理底线，在迎合多数选民上更是一位高手，这也是普京的明智之处和高明之处。相对比之下，红朝的历代领导人，都不具有现代政治领袖效法之处，他们只是一代独裁者消失的背影。
习近平欲继承毛泽东的衣钵，说明了他的狂妄和愚蠢，毛自己尚且无法找到一条正确的国家发展之路，又能给你这个徒子徒孙带来什么帮助呢？邓小平虽然在国家发展方向上比毛务实，但仅靠“黑猫、白猫”的“中国特色”，并不能把中国带向未来。邓时代的治国之道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个大国靠“摸着石头过河”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曾经想开创一个新时代，得到的却是一个贫穷、饥荒、恐怖的时代，邓小平也决心开创一个新时代，却变成一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腐朽时代。习近平要打通“前后两个三十年”，那只能是将两个时代的罪恶叠加在一起，从而打造一个更加邪恶的、恐怖的“红色帝国”时代。
中国的皇权专制，早在1911年就结束了，其后的建国法统，已使“家天下”的统治传承被国人彻底抛弃，这就是孙中山讲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潮流也就是天下大势，悖逆历史潮流既不合时宜，也不可能持续。习近平新政权要想获得引导未来的能力，就必须与世界主流政治保持一致，与国民的普遍政治理想和生活理想保持一致，走一条宪政民主之路，除此之外，全是绝路。
因此，习近平一厢情愿地“红色帝国”之路是无法走下去的，即便习的“中国梦”是“黄粱美梦”，也一定会醒过来。中国的明天，将取决于中国今天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和人心的向背。社会动力的选项很多，要革命、要改革、要维稳、要人权、要江山，要民主、要贪腐、要公正、要发展、要均富、要平等、要正义…… 整个中国，上上下下都在蓄势待发，一旦专制的大坝溃决，中国的民意，将如潮水般地涌出，最终的答案，恐怕会与习近平的“大梦”背道而驰。
六、结语：谁能引领中国的未来？
当前中国的政治博弈已进入僵持状态，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风暴正在遭遇前朝势力的强烈反弹，从实力上看，虽然习近平身居正统大位，似乎处于强势，但这种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结果往往难以估测，更何况一旦反腐引起整个专制体制腐败生态链的联合反扑，鹿死谁手还真的不好说。习近平政权的反腐如果不从政治体制改革下手，终将无功而返，甚至会落得和其政治对手同样的下场。
中国宪政民主派目前处于弱势，而且正遭受到习近平政权的强力打压。但从社会人心的角度来看，在思想观念的影响力上，宪政民主派已遥遥领先。中国政治的走向取决于中国亿万人民的共同意志，中共政权虽然掌握着巨大的政治、经济资源，掌握着从军队到警察等国家镇压机器，但并不能引领国家的未来。中共权贵利益集团不管实力有多大，他们腐朽的价值观决定了，中共不具有引领中国未来的能力。习政权的反腐败并不能把中国带向未来，因为，它没有代表未来的伟大思想，习近平要想获得引领国家未来的能力，就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代表的方向，扔掉“红色帝国”的幻想和太子党腐朽的“血统论”、“江山论”，回归做一个“黄土地”人民之子的本色，还政于民，实行宪政，以法治国，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只有这样才能走向未来，并得到人民拥护。
真正引领未来的是中国人对自由的追求，自由从来就是引领人类航程的灯塔，中国人通向未来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自由之路，一条是奴役之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中国不可能脱离人类普遍的自由事业而永陷奴役之境。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人们拥抱自由的意愿和决心。即使在专制的高压维稳下，无法出现民间组织化的力量来引导变革，但人们只要从内心里向往自由，追求自由，终究会听从内心的召唤和引领走向未来。
今天海内外同胞的民主抗争对未来有着开创性的意义，中国未来的命运将由亿万人民来进行抉择，无论这个过程多么曲折，多么艰辛，多么漫长，但这是一条属于人民自己的道路。中国人的命运只能由人民自己来决定，那就是结束专制，再造共和！这就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当这一天到来时，就是中国一百年共和之路光辉历程的庆典之日，它必将成为中国历史划时代的伟大时刻！
潘晴
2014/7/7
于澳洲悉尼
《民主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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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4-7-14 18: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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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15 01: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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