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赤膊上阵 对特务组织下密令 不敢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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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大法赤膊上陣元兇巨惡一意孤行（1999下半年）

江澤民當政十五年(包括後來垂簾聽政的兩年)經歷了很多中國歷史上的大事，比如香港和澳門的回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鎮壓法輪功，前面的事不是運氣碰上了，就是利用其他人為己賣命而獲，只有鎮壓法輪功是江澤民的獨家「專利」。

鎮壓法輪功是江澤民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如果說「六四」後進京，在險惡的政治鬥爭中，江是一步步站穩腳跟的話，鎮壓法輪功事件使江澤民立即背上了沉重的巨大包袱，這是企圖速戰速決的江澤民始料不及的。從江澤民一意孤行啟動鎮壓機器那一刻開始，其命運就緊緊和鎮壓運動捆綁在一起，其一切決策也都是以此為中心。

恰如手無寸鐵的基督徒在強大的羅馬帝國長達300年的迫害中仍然屹立不倒一樣，超世俗的信仰的力量是無法用世俗的概念去度量的。法輪功幾年來和平理性的抗爭讓死不認錯的江澤民騎虎難下。因此，要了解江澤民1999年之後的思想和行為，就必須對這場迫害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1.羅織罪名

從1999年「四‧二五」上訪事件后，在全國範圍對法輪功的調查摸底、輿論宣傳準備、調動公安偵查搜集情報，以及各地黨組織的思想準備工作就一直在緊張進行。江澤民把這當作頭等大事來抓。

由於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1998年移居美國，江澤民甚至希望通過減少五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引渡李先生回國。李先生於1999年6月2日發表了《我的一點感想》，其中說道：「我只是教人向善，同時無條件的幫助人解除疾病，使人達到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不收任何金錢與物質報酬。對社會對人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普遍使人心向善、道德高尚。不知是不是因此而引渡我哪?……不過我聽說通常引渡的人都是戰爭罪犯或人民的公敵。再有就是刑事罪犯。如果這樣的話，我不知道我是符合以上的哪一條。」

李先生還說：「其實，我一再教人做人要以真、善、忍為準則，我自然也要做一個表帥。在我個人與「法輪功」弟子遭到無端的非議與不公正的對待時，都充分的表現出了大善大忍的胸懷，給政府充分的時間來了解我們，無聲的忍受著。……其實我非常清楚有的人為何非要反對『法輪功』。就是像媒體報導中說的學『法輪功』的人太多了。一億多人是不少，難道還怕好人多嗎?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壞人越少越好嗎?」

儘管江澤民可以看到李先生的所有諄諄勸善之言，但是他還是太習慣用自己那卑鄙小人的思維模式去猜測別人。江還認為沒有人不怕死、也沒有收買不了的人。所以，掌握了全部國家機器的江認為沒有自己辦不到的事情。

1999年6月7日，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關於抓緊處理和解決法輪功問題的講話，把法輪功的產生和迅速傳播說成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同我黨爭奪群眾、爭奪陣地的一場政治鬥爭」。

江澤民從來不為自己的結論提供任何論據和論證過程，也全然不顧法輪功和平、理性並且已經給億萬民眾帶來身心改善的事實，蠻橫專斷地要求所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職幹部、離退休幹部，所在單位的黨團組織和行政部門的領導都要停止修鍊法輪功，並「在思想上劃清界限」。

從政治局對他4月25日當晚寫的那封信的反應上，江澤民感到大多數政治局委員乃至常委都在鎮壓法輪功的問題上相當冷漠，包括朱鎔基領導的政府部門也認為把法輪功當作敵我矛盾處理實無必要。因此，江決定成立一個聽命於他的跨部門領導小組，凌駕於一切政府機關之上，直接避開政府、司法系統、財政系統等部門對推行鎮壓命令的約束。於是他想到了李嵐清。

當時在七名政治局常委中，除江外其他六名對鎮壓持反對態度。在中共高層口碑很壞的薄一波聽說政治局其他常委都反對鎮壓，於是出來表態，表示堅決支持江的決定。

江澤民還決定去說服跟自己私交不錯的李嵐清。江澤民拿出黨性和「亡黨亡國」的帽子威逼李嵐清，最終李嵐清立場鬆動，同意了江的決定。

這樣，江澤民按照他的設想成立了一個專門處理「法輪功」問題的領導小組，由李嵐清任組長，並根據中共「槍杆子、筆杆子」的理論任命羅乾和丁關根任副組長。江還任命公安部副部長劉京等有關部門的負責人為主要成員，統一研究解決「法輪功」問題的具體步驟、方法和措施，並指示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密切配合。該機構於6月10日成立，故稱其為「610辦公室」。

就其性質而言，「610辦公室」是個不折不扣的非法組織，其產生和存在都沒有法律依據，和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組」一樣。「610辦公室」的唯一目的就是繞過法律，繞過正常的經費和人員編製審批，調動全國的鎮壓和宣傳機器迫害法輪功。這個非法組織的總頭目其實就是江澤民，所有重大密令都是江澤民傳達下去的。江怕留下證據，送去的密令從來不敢落款，但「610辦公室」的人見到此類「白條」就會立刻執行。

江澤民利用自己獨裁權力，採用非正常手段，繞開正常的法律體制，組建凌駕于各級司法系統之上的「610辦公室」，並讓「610」去脅迫從中央到地方的司法人員執法犯法，徹底中斷了中國二十幾年來的法制進程，對中國社會造成了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

江澤民當時雖然跳得很高、喊得很響，但卻也拿不出什麼具體的辦法。於是江澤民找曾慶紅私下謀划，通過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於1999年6月14日發表了《接待部份法輪功上訪人員，中辦國辦信訪局負責人發表談話》，其中提到：「一、連日來，一些法輪功練習者紛紛傳言，什麼『公安機關就要對煉功者進行鎮壓了』，『黨團員、幹部參加煉功就要開除黨(團)籍和公職』……這完全是無中生有、蠱惑人心的謠言……」「二、黨和政府對待正常煉功健身活動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我現在再次重申：對各種正常的煉功健身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人們既有相信並練習某一種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種功法的自由……」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這些政府要員向全國正式發布的信誓旦旦的談話和許諾，不難看出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從無信義可言。

本來法輪功的一切活動就都是公開的，所以那些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對中共媒體並無戒心。但與此同時，大量的公安和特務偽裝成法輪功學員，打入所有的法輪功煉功點搜集信息，對他們的各種活動進行照相和錄像，調查清楚了每個法輪功煉功點的負責人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