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六•四”学生指挥的曲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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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文、陈卫夫妇、常伯阳、石玉、侯帅、姬来松、董广平、方言、邵晟东，六四公祭现在已经增至9人被捕了，当我听到这些消息，心情真是沉重无比，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是一名“六•四”学生指挥。当我为那些被中共魔权、铁蹄肆意践踏的同胞唏嘘的同时，我庆幸自己的人生得以走向光明，从而能在25周年后的今天，揭开那被中共多年来妄图在世界人民面前掩盖的一幕幕真相……

    小的时候，当我听到古人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学校里如雷贯耳的“爱国主义”教育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便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立志长大后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文学家、思想家，不但要改变自己的人生，还要改变国家的命运。1986年，我考入四川一所大学的哲学系，从此“唯物论”又为我的人生观包上了一层坚实的外壳。为了我的理想，我刚读大学时就创办了“小溪”文学社，主要刊登一些向往自由民主的文章，同时也揭露一点社会的黑暗，那时我们的油印刊物《小溪》已在周遭小有名气，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公安局就来人把我们的油印机收走了，还追查我们，让我们每月给公安局交一份思想汇报，当时我实在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为了一张小小的报刊大动肝火！我很无奈，也很不解，不得已，便抱着油印机东躲西藏地转入“地下”工作。

转眼到了1989年3月，在我们学生组织中间隐隐约约听到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开始有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好像是针对中国政府的路线方针问题，但很快就被镇压了。而真正引发全国性大规模学生运动的导火索是当时国家总书记胡耀邦的死，原因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想走民主法治的路线，但邓小平不同意，不久胡耀邦便暴病突然死亡。4月份，北京的大学生开始游行，要求中央政府公布胡耀邦的死因，并倡议国家走民主、法治的路线；还针对邓朴方等中央高层的子女（简称“太子党”）利用改革开放之机挥霍国家资金做生意的问题提出“反官倒”；后来又有学生开始揭露中央高层的腐败问题。4•26社论定性学生的和平请愿为动乱，引发4月27日全国全民游行。5月19日凌晨4点国家总书记赵紫阳及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接见学生代表，他的态度是倾向于学生走民主、法制这条路，赵紫阳说：“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然后就哭得说不出话来。但随后赵紫阳就被坚决独裁统治的中央高层打倒，被秘密撤职并终生软禁。5月20日，李鹏颠倒黑白发表讲话公开定性此次学生运动为“暴乱”，之后中央电视台开始发布学生闹事、打砸抢的假新闻，引导舆论导向；谁若站在学生一边就是打倒的对象，像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杜宪被停职；音乐人侯德健、歌手程琳被驱逐出境；赵紫阳的秘书被关押七年，被抓捕的学生都是以“莫须有”的抢劫，杀人，放火罪重处！有的终身肉体消失……

    当时我看到北京大学生的举动便热血沸腾，觉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凭借我们年轻的力量改变这个民族命运的时刻到了。于是，我们七名学生自发成立学生自治会指挥四川的学生游行，以此来声援北京，当时我负责写宣传稿和集会演讲。与此同时，四川内的大学生也源源不断地往成都汇集。

    5月19日之前，成都人民南路每天聚集10万人左右，市民自发给静坐的学生送饭送水；有的生意人每天蹬着三轮车把煮好的成桶的饭菜定时送来；附近那些开餐馆的，只要见是学生，就免费招待我们；有的市民还主动接待外地来的学生到自己家里住宿。虽然是场学生运动，但却是民心所向，几十年来被共产党整治、打压、奴役的中国人在那一刻站起来了！整个5月在天府广场那一带就没有交警执勤了，但秩序井然，都是市民自治。当时在广场静坐示威的有市民、工人、学生，各种社会团体都有，每个团体都围坐在一起打出自己的标语。其中有一群人打出这样一条横幅：“我们是小偷，我们也爱国。”这时我回想起自从这次运动开始，天府广场周围几条街停放的长达几公里的自行车从没有丢失过，原来小偷都来声援了。

    由于游行的人太多，交通堵塞，车辆根本无法通行，许多聪明的外国记者为了防止便衣抢他们的录像机就穿上旱冰鞋快速地穿梭在人群中采集信息。一天下午我看见一位外国记者被一群便衣围住，便衣们强行夺走其录像带并给撕烂，那是我第一次目睹大红龙对外封锁消息的手段。尽管如此，每天仍能见到一些穿着旱冰鞋的外国记者勇敢地在人群中穿行。5月20日之后，有许多身份不明的人在游行队伍里开始起哄，随后出现了烧、杀、抢，学生和市民很快意识到是政府组织了人混进来有意捣乱，准备栽赃陷害学生运动。当时学生自治会想过很多办法试图制止，但都无济于事。随后，学生运动被新闻宣传为引发社会动荡的“暴乱”。

    6月3日晚上十点后，通往天府广场的各个要道被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实际是部队穿着武警的衣服），当晚在天府广场静坐的学生大约有数千人。6月4日零点，清剿行动正式开始，我看见很多装甲车向我们开来，它们直接冲向学生指挥部抓人，然后用威力巨大的毒气弹（此弹释放时声音很大，有冲击波，黄色烟雾，能让人瞬间丧失听力）、催泪瓦斯射向学生，我当时无法睁眼、无法呼吸，学生们就用瓶子、鸡蛋、石块还击，当兵的用铁棍殴打、用刺刀刺杀、用自动步枪扫射学生，被打死的，马上就有人来收尸、冲洗地面，恶魔们用高分贝的警报声假装劝离学生，实际是一种狡猾的掩盖法，那一夜，枪声、呼喊声、惨叫声不断！6月4日下午，成都各大医院住满了伤员。我侥幸逃脱后，决定到医院看看到底有多少同学受伤，但是，医院门口被重兵把守，任何人不得入内。后来我得知医院内部的人全部被要求写保证书，承诺什么也没看见，不然就会丢掉工作还要被关起来。这次的血洗天府广场被大红龙封锁得很严，连许多成都市民都不知道。

    从此，我们七个学生自治会的成员便失去了联系直至今日。当时我们不知道6月4日是全国统一行动，半年后已逃亡国外的北京学生运动组织者柴静托人辗转给我捎来当时天安门惨案的实景照片，我看到的是坦克碾压过后被压成了肉泥的学生和很多的学生尸体堆积在天安门广场的惨景，我才知道了事实真相。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成都天府广场的血腥镇压和天安门是一样的惨烈！

    6月7日后事件逐渐平息。但是，政府对我们学生的追捕、暗杀、清理却持续了几年。当学生在广场静坐时，中共早就派人在附近的高层建筑上将所有人的头像拍下来，之后警察把大量的学生照片发到社区，组织街道的人辨认是谁家的孩子，并威胁说若瞒报或隐藏就有坐监的危险。由于学潮期间我常宣传、演讲，已是被通缉的对象，当时有位正直的成都大哥将我保护起来隐藏了4个月，之后将我转送到北方，现在我才知道那都是出于神的保守看顾。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很多人失踪，家人、朋友至今都没有他们的音讯，无数的人被关押，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还有的流亡到海外，有家难归……中共要排除异己那真是要斩草除根啊！那一代大学生凡参与了学潮的，都通过学校过滤载入个人档案，毕业后都被分配到边远落后的地区，而且档案里都有“异议人士，终身不得重用”的字样，使其一生不得翻身。我认识的武汉工学院一个高才生被分到秦岭山区一个小邮政所，在前台卡邮戳、当插线员。那时我们七个学生指挥中，有一个逃亡到了国外，至今未与家人联系，而他的整个家族都因此受到了牵连：他的父母原是当地有名的医生，开诊所，后受牵连败落；他的舅舅原是政府的官员，受牵连后从政府出来了；他家中的座机几十年来一直处被监控状态；他父母每月都要去国安局接受询问；就连他女朋友的工作也被停了，女朋友的家庭也受到了制裁。真是“株连九族”啊！

    此外，我还要讲一下震惊中外的成都人民商场被烧之事的真相。6月4号下午，盐市口派出所的警察出动，因为市民知道他们出来是要去针对学生的，所以大家便自发地朝他们身边扔自行车，阻止他们的去路，警察只能狼狈不堪地从自行车堆里不断地往外爬，但一路上都有自行车阵“伺候”他们。后来有一警察举枪朝一女市民肚子开枪，肠子当场流了出来，此举激起了民愤。下午三点左右，愤怒的市民火烧了人民东路派出所，有人看见火势迅速蔓延，就打了119，但是消防队没有来，火在6个小时后烧到了人民商场！如果警察不枪杀市民的话，这火不会燃烧，如果及时灭火的话根本烧不到商场，但是中共宁愿把所有的力量用来追捕镇压学生维护其政权也不愿灭火！还以此为把柄栽赃学生。当时人民商场被烧后，人只要进去捡了东西，就被冠以参与“打、砸、抢”判刑，有一个市民因捡了一瓶雪碧，被判9年……还有当时电视上播放的北京的一座桥上倒挂着一具被烧焦了的士兵的尸体，当时也栽赃给了北京的学生。事实是这样的：当时中共派坦克部队去镇压学生，在半路上被北京市民拦住，劝他们不要伤害自己的同胞，说话间一士兵挺起机枪向一老太太扫射，老太太的死激起了北京市民的愤怒，市民们将此士兵抓下坦克打死后倒挂在桥上焚烧，但这事被删掉前因后果，又一次被中共利用，成为诬陷学生的猛料。那时我们才体会到，栽赃陷害早已成为中共打击异己的“特色”手段。

    六•四惨案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公开屠杀行动！但恶魔政党在杀完人后，却公然颠倒黑白、嫁祸诬陷，说学生搞的是打砸抢，幕后有外国的敌势力在支持，还用“中国不适合走资本主义路线，只适合走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话来掩饰学潮事件的起因。那段时间各大媒体对六•四事件的反面宣传铺天盖地地袭来，假新闻一个接一个，它们不断地用谎言迷惑大众，用镇压恐吓人民，最终使原本支持学生的民众倒戈在它们一边。中共用这种手段封了所有人的口！时隔多年后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我说：“1989年的学潮把所有中国人的‘胆’给挖了！把人们向往自由民主的梦击碎了！”

    我的付出不但没有改变这个国家，反而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曲折多舛！此后，我丢下未完成的学业，过上了逃亡的生活。当时还没有归向神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神的拯救之手临到了我！神将我从充满无神论、唯物论的撒但堡垒里拖拽出来。但是，当时还不知道有神的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一腔热血，想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却被枪炮伺候，还成了通缉犯！一时间我心灰意冷便准备到佛学院出家，当我要走向另一个歧途时，神的手又一次改变了我的航向。就在我要走的前一天，一个不信神的诗人朋友却强烈建议我去信基督教……1990年1月，我接受了耶稣。后来我得知，那场学潮使许多逃亡国外的学生都归向了耶稣，包括远志明、苏晓康、张伯笠这些学潮的领袖人物都走上了传道士的道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典型的“唯物主义”者若不是被逼到绝路上，是不容易来到神面前的。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坏事变成了好事！此时我才看见人实在太渺小，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个人一生走哪条路、做什么事全在乎神的命定主宰！但当时的我对撒但深种到我心里的毒素却毫无觉察，仍身不由己地受着它的支配。

此后我便如饥似渴地研读圣经，热心为主传福音。几年后我被抓入狱，被判刑十年，在监狱里我继续传福音，一个副监狱长也信了耶稣。神恩待我，让我在狱中成了众犯人的头儿，不但管理所有的犯人，还可以随便调遣人，还有自己的办公室，可以继续读经。

    1999年，有个朋友给我写了封信，说神来了……看后，我心生抵触坚决不接受，回想1993年就有弟兄姊妹给我讲神已二次再来的事，我当即就把他们赶跑了。当时狂妄的我虽信神但心中丝毫没有神的地位，根本没有在此事上寻求过神的心意，就凭己意定罪神的工作，觉得此事在外边一定闹得很厉害了，肯定有很多人受迷惑了，我便决定为护卫真道写书批判，用自己的能力来改变宗教界即将被“分裂”的命运。但是自从我作这个决定后，心里就不平安，但我并未理睬，仍一意孤行，我的第一篇稿写完时已有10万字了，我便想再写一稿，然后通过香港的朋友捎出去出版。但当我想再次提笔攻击全能神时，我心里就极其不安，心总是惶惶的，尤其一到夜晚我就难以入睡，我还感觉有邪灵来搅扰我，一些黑东西往我身上扑，但当我做其他事时就平安无事，只要一想写抵挡全能神的书就感觉心慌，后来发展到一见到我写的那些稿子就想用笔去扎稿纸，我已无法自控了。这时我有些害怕了，但是，我仍然不知道这种情形是因我写书抵挡全能神招致的惩罚。因着我以往是学哲学的，我不相信有鬼，我看到一些人被鬼附，觉得他们是意志不坚强导致的，我永远不会像他们那样的，我认为自己有很强的意志力。但是一年后，我的“病情”发展到整宿整宿不能入眠，有时不得不吃些镇静药维持，我自己在屋里时常常会被邪灵惊吓得大叫，我不敢睡觉、不愿独处，白天黑夜只有靠练习书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再后来就更不行了，我连走路都变得很慢，周围不能有响声，有一点动静对我都是惊吓，这一切将我这个哲学家、唯物论彻底打倒了，仿佛地狱离我就一根头发丝的距离。有一天晚上我终于撑不住了，我觉得我马上就要崩溃了，我便叫来一个知心的弟兄，安排了后事，告诉他如果我发生了什么意外，不要让别人知道我是因信神得的这病，免得羞辱耶稣的名。之后，让他把我反锁到一个极其隐蔽的房间，我坐在那间漆黑的屋子中，心里充满地狱般的阴冷和凄苦，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神啊！你是不是真的来了啊？你是不是叫全能神？如果你真的来了我就信你！”没想到此言一出，悔恨的泪水夺眶而出，像断了线的珠子滴落在地上，我哪里还能说出话？我趴在地上，好似浪子回到了家，在父亲的怀中不停地恸哭悔恨，一个劲地感谢赞美神！霎时间，这一年多的惊慌、恐惧、痛苦、无助的感觉全部消失了，我的心里变得平静、有安慰……心中有了圣灵的印证，我确定全能神就是耶稣的再来，我立刻提笔给朋友回信：我已定真全能神是真神，我想看书！这一次我仍然没有改变宗教界被“分裂”的现状，神的手却再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又一次拯救了我。

    一个月后，北方的弟兄姊妹冒着坐监的危险把神话和相关书籍共七本直接送入了监狱，我叫了一个比较要好的狱警，由其协助把书全部安全转到了狱中。从此我开始如饥似渴地看神话，但是每当我对神有疑惑时，我就感觉整个人马上落在黑暗里，又回到过去的痛苦中，我就赶快背叛，后来慢慢地在神话中对神有了认识，进入了正轨，心中开始有了喜乐。谁也想不到，在中共封锁得最严的监狱里，没有人给我传福音，我却在圣灵的引导下完全接受并定真了全能神的末世作工！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神会把我放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接受他的救恩。仔细揣摩回想，我再一次看到是神的拯救之手临到了我。如果我在外面，以我当时在教会的影响力和我的狂妄本性我又会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这一切，我不仅会写书诋毁神的作工，也会像其他的宗派首领一样疯狂亵渎、抵挡，到处封锁教会，拦阻更多的灵魂归到末世的基督面前，那样的话我的罪孽就无法弥补了！真是感谢神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让我安心读神话装备真理，这是神对我特殊的拯救！这十年的牢狱生活看似一场祸患，走过来才发现原来是神的祝福！

    我们中国人处处受中共释放的毒汁毒言迷惑掌控，总是感觉生活贫乏、度日艰难、多灾多难。中共一直在用美丽的谎言欺骗我们，让我们活在自己的梦想中，只有真理能揭开骗局，让我们看清事实的真相！

    李大卫于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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