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退休警察的忏悔录和真实回忆录

博讯螺杆

一位退休警察的忏悔录和真实回忆录（一）

（一）镇反
　　
　　“宁教一家哭，不教一路哭”这话是1950年1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在中南党政军“镇压反革命动员大会”上特别强调的一句话。那时，我在公安派出所当户籍警察，深刻领会这句话的意思是：镇压反革命不必顾虑杀错人，杀错了一个人，他的父母、妻子、儿女无疑是会痛哭流涕的。但是，再怎么哭，都只是一家人哭，问题不大。如果不镇压反革命，反革命一旦翻起天来，烧杀抢掠，老百姓流离失所，无衣无食，那就不是一家人哭，而是一路上都有人哭，哭的人就很多很多，问题就大了。所以，镇压反革命要坚决、彻底、干净，绝不能心慈手软，绝不能顾虑杀错人。
　　
　　1950年12月，为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全国城乡各地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各级党政机关充分发动群众，积极检举、揭发、控诉反革命的滔天罪行。镇压的对象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敌人。历时两年，大规模的镇压告一段落，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荡然无存，公安机关的主要工作转向深挖隐藏的敌人，打击反革命的残渣余孽。
　　
　　派出所处于这项工作的第一线，户籍警察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居民住户中发现、挖掘各种反革命残余分子，上报逮捕。那时，检察院尚未成立，公安局长批准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直接移交法院，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精神，按罪行轻重分别处以死刑、徒刑、管制。
　　
　　逮捕惩治的残余反革命分子罪行，全由户籍警察个人一手操作：摸底、调查、搜集材料、整理上报。小小的户籍警察，虽没拥有生杀予夺大权，却操纵着许多人的前途和命运，决定着许多家庭成员的生存和出路。
　　
　　我管辖着1000多人的户口，每天的工作是挨家挨户，反反复复核对人口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等基本情况。对成年人则详细询问本人、父亲、祖父三代历史；详细询问其社会关系，亲属中有无被杀、关、管的人；详细询问参加过何种党派、帮会、反动团体等等。正面询问后，再侧面调查了解是否属实，从中发现残余的反革命分子。
　　
　　居民人口中，凡在国民党军界、政界供过职的，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一贯道、青红帮组织的，都视为“反革命残余分子”。其中，军队连长以上，政府机关科长以上；国民党党组织的书记、委员；三青团组织的分队长；青红帮的大小帮主；一贯道的大小坛主、点传师等，都视为“骨干分子”，列为重点打击镇压对象。
　　
　　对有特务嫌疑的人；政治倾向不明朗的社会知名人士；有重大历史问题的统战对象；在港、澳、台和美英等国有亲戚朋友的人，一概列为“特种人口”。凡列为“特种人口”的，都必须在基本群众中物色耳目，布置眼线，监控他们日常的言语行动和来往人员。
　　
　　没有职务的警察、宪兵（简称“杂牌特务”）；没有职务的党团员、帮徒、道徒、士兵；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家属和被劳改的刑事犯罪分子家属（简称“反犯属”），一概列为“反革命社会活动基础”，分别建立档案，纳入视线，防止他们因心怀仇恨而参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颠覆活动。
　　
公安分局下达给户籍警察的任务是每季度上报逮捕1—2人。我天性好强，从不甘居人后，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忠实执行“宁教一家哭，不教一路哭”的镇反路线。

（二）一贯道
　　
　　我管辖的户口段地处城郊结合部，解放前有10多个加入过“一贯道”的道徒。“一贯道”缘于民间封建迷信组识，始创于山东，名称来自《论语》：“吾道一以贯之”，上有全国性机构，下有各省、市、县的大小分支机构。设置有道长（又称前人）、坛主、点传师、引保师、乩手等专职人员。供奉的神仙五花八门，有王母娘娘、观音大士、弥勒佛，吕洞宾、关云长等等。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人生是火宅，世道是苦海”；宣称入了道可以“消灾免难，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利用“降乩”巫术诈骗钱财，坑害道徒……。抗日战争时期，大汉奸诸民谊、周佛海、王揖唐都加入了一贯道，利用其为日寇效劳。抗战胜利后又为反动派利用……。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把道徒们逐个叫到派出所，对他们严词审讯，要他们详细交代入道经过，检举揭发他人。
　　
　　一个家庭成份是富农的女道徒，吞吞吐吐交代了她隐藏心中多年，没敢向任何人透露丝毫的秘密，让我既高兴又遗憾。
　　
　　女道徒名叫王彩珍，入道前结婚三年都没怀孕生子，丈夫十分不满，当着她的面对亲友说；“妈的，别人种豆得得豆，种瓜得瓜，我下了三年种，连草都不长一根！”婆婆说得就更加难听了：“我们家怕是前世坑人害人作了孽，所以今世遭报应，断子绝孙。”她几次三番到寺庙里烧香许愿，菩萨总不发慈悲；找算命先生化解，说她“命犯白虎，该来无后。”
　　
　　在她绝望得不想活下去的时候，售卖香烛为生的老街坊魏成章埋怨她说：“你呀，咋不去求求王母娘娘？”她急不可待地问：“到那里去求？灵不灵验？”魏成章说：“灵得很，过几天我带你去。”
　　
　　五天后的一个傍晚，魏成章把她带到距城区三公里的赵家村，走进一个很气派的四合院里，后院有个神坛，像寺庙里的大雄宝殿，悬挂着长长的幔帐和彩幡。供桌上烛光耀眼，烟雾弥漫，供奉些什么神像她看不清楚。地上一排排蒲团跪满了人，他俩与一些迟到的人只能站立在后面。
　　
　　魏成章悄悄对王彩珍说：“你运气好，赶上今晚降乩，难逢难遇的呀！”
　　
　　王彩珍不明白什么叫“降乩”，定睛看去，供桌旁边一个小姑娘双目紧闭，两手捧着个绑着根竹筷的小筛子，摆动竹筷在下面的沙盘上写字。她身后一个穿黑色长袍、戴瓦楞帽、道士摸样的人低头瞅着沙盘上的字，突然大声叫了起来：“太上老君下凡啦！”佛堂里登时乱哄哄地敲响了鼓钹钟罄，跪在蒲团上的人激动得一边叫嚷，一边像鸡啄米似地磕头作揖，有的嘭嘭撞地……。
　　
　　平静下来后，那个道士摸样的人说：“今晚难得把太上老君请了来，道亲（道徒的尊称）们求啥、问啥，都要顺着来，不要乱了次序，不要插别人的话。”
　　
　　道亲们有的求财求喜，有的问福问祸，也有问时局、问国事的。“太上老君”的任何回答都是那个小姑娘（乩手）写在沙盘上，再由道士摸样的人念出来……。
　　
　　王彩珍生性胆小，低声央求魏成章：“大叔，你帮我求求。”魏成章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要入了道的道亲才可以求，还得要亲自求，不能让别人帮忙。”
　　
　　王彩珍求子心切，第二天就揣着10块大洋，请魏成章引荐她去入道。佛堂里坐着好几个人，魏成章指点着逐个向他介绍：“这位是总坛的道长；这位是本坛的大坛主；这位是点传师；这位是二坛主……”。
　　
　　入道手续并不费事，点传师让她跪在供桌下，详细询问了她的姓名、年龄等个人情况和家庭情况，逐项记录在一张黄裱纸上，用缝衣针戳破她的右手姆指，捺上几个手印，然后逐条宣布道规，每念一条都问她做得到做不到？其中要紧的两条是“绝对听从道长、坛主的训导，叫做啥就做啥”；“保守秘密，不得向外人讲说道里的任何事情”，她都回答做得到。点传师收了她首次入道的功德费10块大洋后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道亲了。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来修道。今天么，给你本《玉皇经》拿回家去每天早晚念一遍，不识字就请人教教。功德费每个月都要捐一次，捐多捐少就随心随意了，反正是多捐多积德，少捐少积德。”
　　
　　王彩珍听完点传师的嘱咐，双手合十，连声称谢后，嗫嗫嚅嚅地说：“我想……求求王母娘娘……”
　　
　　点传师问她求什么？她憋得满脸通红，说不出来。魏成章帮她回答说：“求子。结婚三年多都没个一男半女。”点传师说：“求子嗣延续祖宗香火，乃人之大伦，有啥不好意思开口的？下个月初一专门为你开坛请神，你当面求。只要心诚就有求必应。”
　　
　　王彩珍岂能不心诚。开坛这天，请下来的神仙是送子观音。她跪在神坛下，乩手在沙盘上写些什么字，她不知道，点传师念些什么，她也听不明白。闭坛后问点传师，点传师说她“阴气太旺，阳气太弱”，所以怀不上。要怀孕必须“调合阴阳，理顺精气”。她问咋调理？点传师叫她初七来，来之前要香汤浴身，斋戒一天……。
　　
　　王彩珍坦白交待到这里时哭了起来说：“我那天去，点传师把我领到一间耳房里，像个小佛堂，供着菩萨，点着烛，插着香，还有张床。他叽哩咕噜念了一阵经后，敲着木鱼叫我脱光衣服，闭着眼睛睡在床上，后来就压在我身上，说是给我调理……。我没敢反抗，没想过他是骗人。他叫我每逢初七、十七、二十七都要去调理，我都去了。还有道长和二坛主也来调理。可我一直都没怀上孕，真的，直到解放后听了政府的宣传，才知道上当受骗。”　　

（三）魏成章
　　
　　王彩珍的坦白交待让我十分高兴，立即向所长汇报。所长表扬了我，要我顺藤摸瓜，深挖细查，扩大战果，把这伙人抓起来严厉打击。不料一查之下，却令我大失所望！这个神坛的道长早在解放前就逃走，下落不明。点传师和大坛主、二坛主已被市公安局的政治保卫处专案组抢先一步逮捕法办。
　　
　　为完成任务，我只好以魏成章充数。但按运动要求，凡报请逮捕的人，都必须是有罪行的骨干分子。魏成章是普通道徒，并无其它罪行。可我在请求逮捕他的审批表上列举的罪行是：1、长期供应一贯道神坛香烛，助纣为虐；2、充当“引保师”（一贯道骨干之一），诱骗善良群众入道；3、伙同道长、点传师等人奸污受骗女道徒王彩珍。
　　
　　《逮捕报告审批表》附上王彩珍按我的要求写的书面检举和我做的调查笔录，公安局长批上“同意”两字便由我执行逮捕。
　　
　　魏成章因做的香烛生意，属于被取缔的迷信职业，已迁居乡下，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分得了一份田地，务农为生。逮捕他时，他70多岁的老母亲了紧紧拽住他哭喊说，“我儿子从小长大没做过半点坏事，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他吧……”他的妻子拉着3个该子，哭得涕泗横流，跪在地下向我磕头作揖：“他上有老、下有小的呀！你们把他抓了去，一家人无依无靠没得活路啦……”
　　
　　这种生离死别的场景，我已是屡见不鲜的了，一点也打动不了我。后来我被打为右派分子隔离反省时，我母亲到公安分局寻找久不回家的儿子，警察们说什么也不让她与我见面。母亲在院里放声大哭，我在隔离室听到后，大声呼喊着要冲出来，被被看守我的韩慕理、梅发两个警察扭住双臂，捺倒在地。母子俩就这么相距咫尺，闻声不谋面。两警察把我母亲架出大门外，听着母亲逐渐远去的哭声，我悲痛得如万箭穿心，这才体验到“惨无人道”这句话的个中滋味！母亲再次到公安分局探望，得知儿子已送农场劳动改造，哭倒在地，警察们把她拖到大门外马路边，任她哭得昏厥过去。

（四）打沈存
　　
　　深挖反革命残渣余孽的“镇反运动”持续到1955年7月，中央揪出个暗藏在文艺界里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发出通知，在全国机关、学校、事业单位和工矿企业中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运动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枪口从来都是指向反革命的公安机关，也要掉转来指向自己——内部肃反。公安分局的警察们分外繁忙，白天坚持外部的镇反，夜晚进行内部的肃反，各股室和各派出所的会议室灯火通明，警察们轮流着坦白交待个人历史和父母、祖父母历史：是否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反动会道门；是否收听过港台广播；是否听信过敌人散布的谣言；是否与共产党离心离德；有些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与这些社会关系有些什么来往……。每交待一个问题，大家审查是否老实，刨根究底，提出疑问。重点对象是解放后留用的旧警察；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社会关系复杂的人。认为不老实就捆绑吊打，无情斗争……。
　　
　　我供职的派出所只有13个警察：所长1人、内勤1人、冶安警1人、办户口迁移的1人，管户口段的9人，分别来自军队、学校和工厂里的积极分子，家庭出身都是无产阶级，历史清白，思想健康，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只是文化水平不高，且都是20岁上下的未婚男青年，实在肃不出暗藏的的反革命，找不出一个斗争对象来。
　　
　　正当所长为完不成任务、过不了关而苦恼时，19岁的户籍民警沈存为他解了围。
　　
　　沈存分管的户口段有个名叫关凤英的年轻姑娘，容貌俏丽，小学毕业后闲居无业，被沈存吸收到居民委员会当治安委员。她有个舅舅在香港一家餐馆打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与世居大陆的姐姐、侄女中断音信6年之久。这时，他思乡心切，写了封信来问候姐姐的安康。信件被市公安局专事反谍防特工作的政治保卫处截获，派员调查，发现关凤英正与户籍民警沈存恋爱，多次相约看电影、逛公园、下馆子。
　　
　　这一发现给派出所的内部肃反带来“福音”：呀，总箅有了肃反对象啦！所长召集积极分子开会，捕风捉影地分析沈存有可能中了特务间谍的美人计，要他坦白交待：为香港敌特机关直接或间接提供了些什么情报，收受了多少活动经费。
　　
　　在斗争会上，沈存矢口否认，气急败坏分辩说：“我根本不知道关凤英有海外关系，我与她恋爱是最近的事，顶多两个月。而且，是我主动追她，她还没答应一定跟我好。”
　　
　　“不老实！”众警察异口同声，但什么地方不老实，谁都提不出问题来。
　　
　　“我说的是实话，居民委员会的人都能证明。”沈存急得满脸通红，泪水盈眶，“她父亲是毛巾厂的普通工人，毋亲是家庭妇女，世代都是老实巴交的无产阶级，从未有人做过芝麻大的官，不可能与特务间谍有什么瓜葛……”
　　
　　“包庇！”吼声四起，我也跟随着吼了起来。人人指控他包庇，却谁也提不出丁点依据。
　　
　　沈存忿忿地说：“我敢包庇吗？当警察这些年，天天抓反革命，难道不晓得当反革命的人都没好下场。我又没发疯，愿意去蹲监坐牢。你们谁又敢当反革命？谁又愿意去蹲监坐牢？”
　　
　　“诡辩！”警察们被激怒了，像斗地主一样，强迫他跪在地上，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个个铁石心肠，毫不留情，毫不手软，只是当警察的时间都不长，还没学会用酷刑逼供。沈存始终“顽固不化”，再怎么打也坚不承认。
　　
　　我与沈存是要好的朋友，除互相“贪污”笔记簿和钢笔外，还经常联声朗诵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每天晚饭后都要用口琴、胡琴合奏几支苏联歌曲，以显示我俩“蛮有文艺细胞”。我很清楚他与关凤英的恋爱情况，但我不敢、也不愿意挺身而出为他作证，一则怕受牵连；二则怕失去斗争对像后，矛头转移到别人身上来。而且希望他继续“顽固”下去，直到运动结束。此时此刻，人人都打他，我极不愿意打，可又不敢不打，而且不敢轻打，但都是在他的背后下拳脚，一则让他看不到我打他，日后不致怨恨在心；二则避免别人指责我“立场不坚定，爱憎不分明”和“对党不忠心”。
　　
　　我打沈存是噙着泪水下手的，深感这个机关太可怕，不是久留之地，决心报考大学，及早离开。没料到当了21年的右派后又回转来当警察，直至终老，仍感到警察十分可怕！

（五）毁了缪家
　　
　　在此期间，我报请逮捕的一个反革命分子，让我懊悔终生！
　　
　　“反革命分子”名叫缪子瑜，我把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的本人成份都定为“资产阶级”，依据是他继承父亲的酿酒作坊，长期雇着一个工人帮他用大麦酿酒，剥削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当然，凭这一点是算不上反革命的。他的反革命罪行是：“担任过国民党保支部的执行委员，属于骨干分子，拒不向人民政府坦白交待，长期隐瞒，妄图等待国民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以找回他失去的天堂。”
　　
　　其实，缪子瑜并不知道他是国民党党组织的骨干分子。
　　
　　国民党的组织系统是：中央党部——省党部——市党部——县党部——区党部——保支部，各级党部都设置有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执行委员等职务。凡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公安机关一概称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列入打击镇压对象。
　　
　　全国解放初期，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反动党团登记》通告，告诫凡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人，无论是普通党团员或骨干分子，都必须主动到指定地点如实登记自首，悔过自新。后来发现，有不少国民党党员没有进行登记。没有登记的原因并非他们“尽忠党国”拒不登记，或惧怕追究不敢自首，而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的党。
　　
　　不知道的原因，说来毫不奇怪。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壮大组织，扩充力量，在推行保甲法（户籍编制：10户为甲，10甲为保；甲设甲长，保设保长）的地区，同时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要求区党部下设区分部，区分部下设保支部。保长是当然的党员和党支部书记，发展党员的任务也就由保长一手包办。尽管入党手续十分简单，报个名就是党员，但绝大多数人都不愿加入。许多保长为完成任务，把甲长（缪子瑜即甲长）们都列为党员，不问其愿不愿意，造成花名册报上去了事。缪子瑜就是这样“入”的党，花名册上的党内职务是“执行委员”。保长压根没告诉他，由于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话，他也就压根不知道。可我在查阅区党部的档案中，发现他是个支部委员，禁不住喜出望外：“啊，发观一个反革命骨干分子！”
　　
　　要把缪子瑜逮捕起来，仅凭“骨干分子”这一条罪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血债——杀过人或害死过人。“血债”也很容易调查出来：他先前雇的工人卢云祥死了，死因缘于痨病，我把他篡改为“因长时期被缪子瑜压迫剥削，吃不饱、穿不暖，非打即骂，牛马不如而活活折磨致死”，并让他的家属分别写了几份书证和检举，口气不同，笔迹不同，一致认定卢云祥是被缪子瑜虐待致死的。
　　
　　缪子瑜既有“隐瞒历史”的罪行，又有血债，逮捕后判了7年徒刑。投入劳改后，多次申诉说卢云祥之死与他它毫无关系，他非但从未虐待过卢云祥，还“视如手足，极力帮其寻医问药”。每次申诉，我都坚决顶回去。冤案是我特意制造的，我岂能给他平反。承认搞错一个，我就少了一分成绩，还得重新寻找对像补上。
　　
　　缪子瑜申诉无望，他那体弱多病又一无所长的妻子无力抚养5个儿女，或许出于对我的抗议，竟上吊身亡。5个孩子中，年幼的2个被他人收养，年长的3个流落街头乞讨度日……。对此，我从未产生怜悯之情，我只欣慰完成了任务，宁教一家哭，不教一路哭。

（六）因果报应
　　
　　沈存由于“顽固”到底，没有被“肃”了去蹲监坐牢，调到一家工厂当汽车驾驶员，与关凤英结了婚，平淡一生。我则躲过了肃反运动，躲不过反右运动，吃尽苦头21年才得以“改正”。
　　
　　缪子瑜服刑的劳改队，正是我步其后尘、沦为囚徒的劳动教养队。我与江大组长掩埋“小小右派”那天，在墓地里行走时，脚尖突然踢到一块长约2尺、宽不到1寸的木板，木板翻了个身，上面赫然写着“缪子瑜之墓”5字。坟堆己被牧放的牛马踏塌，长埋地下的白骨已不能再申诉他的冤屈。毫不起眼的木板对我则是一记“当头棒喝”！时至今日，我己是耄耋之年，仍参不透人生禅机，解不开世路迷津。

博讯螺杆

一位退休警察的忏悔录和真实回忆录（二）
　　
　　祥林嫂问鲁迅“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我则问苍天：“世间究竟有没有因果报应？


（一）“耳目”
　　
　　报纸、期刊、电台、电视等媒体——称为“喉舌”，众所周知。
　　
　　受命或受雇监听、监视他人的人——称为“耳目”，鲜为人知。
　　
　　“耳目”，在1957年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大呜大放”运动中，被一些右派分子诬篾为“眼线”、“坐探”、“密探”、“特务”。著名大右派、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的诬篾尤为直截：“……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但不能怪党员，因为这是党组织给的任务，叫他们做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
　　
　　我与“耳目”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既让别人做我的“耳目”，我又做别人的“耳目”。
　　
　　当户籍警察时期，我在居民中的重点人口（国民党、三青团、青红帮、一贯道……的骨干分子，以及怀疑是特务、反革命的人）周围，物色了一些“耳目”，暗中监视他们平日的言论、行动、与些什么样的人交往。
　　
　　当刑事警察时期，我在小偷中物色“耳目”；在吸毒人员中物色“耳目”，在旧货市场物色“耳目”；为我侦破盗窃案、侦破贩毒案提供线索。
　　
　　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每周过组织生活时，除了检讨一周来的工作和思想状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外，还要汇报非团员群众的好坏表现和思想状况。于是，我成了团组织的“耳目”。
　　
　　入团、入党，是那一代年轻人首要的奋斗目标。我常听人说，入了党团，政治生命就能得到保障。“政治生命”究竟是什么东西？许多人都懵懵懂懂，不知其所以然。但是，入了党团就能得到信任，就能得到提拔，就有锦绣前程，则是“光光头上的虱子——显而易见”的：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都是共产党员，一旦当上领导，种种好处也是“玻璃柜里点灯——通明透亮”的。因而，谁都朝思暮想做党员，谁都梦寐以求当领导。那时有规定：年轻人必须先入团，在团组织里面锤炼几年才可以入党。我早早入了团，一步步靠近党，一步步迈向种种好处，不但感到光荣，而且颇为自豪，当然也乐意做“耳目”。
　　
　　在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初期，我表现得非常积极，对右派分子的这些谬论，口诛笔伐，把他们批驳得体无完肤。并且坚定不移地认为，“耳目”是必不可少的，是很正常的，没有耳朵和眼睛，岂非聋子和瞎子。特别是公安机关，没有耳朵和眼睛，那就很难发现反革命，那就破不了案。
　　
　　我乐意做“耳目”，积圾批驳右派分子诬蔑“耳目”，却被另一个“耳目”尹仕德揭发，指控我“通宵看《水浒》，在书壳上写‘替天行道’4字，蓄谋仿效宋江造共产党的反”。这位“耳目”的揭发，成了我被日夜批斗的最大一条右派罪状，最后被开除团籍、开除公职，押到劳动教养农场改造。按说，我品尝到了“耳目”的苦头，应该从此与“耳目”挥手作别，可我又身不由已成了“耳目”。

（二）林正周
　　
　　反右运动结束后，公安分局清理整顿警察队伍，一些被认为历史不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陆续调整到别的单位去。我的好友沈存，就因为与有个舅舅在香港的姑娘淡恋爱，而被清洗到工厂里当了名三轮卡车驾驶员。在反右斗中把我打得口鼻流血的治安股长林正周，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又当过几天旧警察而被视为不适合在公安局供职，调整到了劳动教养农场，担任管教股长。
　　
　　林正周调整到农场当管教股长不久的一天，来到我劳动改造的生产队检查管教工作，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他在反右斗争中打了我，我并不怨恨他。一则，是我断言他“总有一天会在某个运动中挨整”激怒了他；二则，警察打警察，我已是司空见惯，况且我也多次打过别的警察。
　　
　　办公室没有别的人，他面带笑容，和霭可亲地问了问我的思想和改造情况后，叹了口气说：“群众运动嘛，难免产生偏差，难免过火之处。真的，我就不相信你看看《水浒》就想模仿宋江造反，别人也未必相信。看《水浒》的人多的是，我也看过，不可能看了后就想造反。但是嘛，运动之中，谁都不便替你辩解。你是个聪明人，可别想不通。”
　　
　　“想得通、想得通。”我由衷地回答。
　　
　　“这就好，这就好。人生道路总会遇到点坑坑洼洼，大丈夫能伸能屈，跌倒了再爬起来嘛。你还很年轻，吃一堑，长一智，千万莫灰心丧气。”
　　
　　我点了点头。他在全队劳教分子的训话会上讲的那些“认罪服法，服管服教，洗心革面，改恶从善”之类的教条，只字未提，使我很感动。他接着说：“你与别的劳教分子不一样，当过警察，在公安学校受过专业训练，迟早一天还会回去当警察。我可没把你当外人看待，只要有机会，我会关照你呢。你可不要忘了自已的警察职责，要密切注意劳教分子的动向，随时向我反映。”
　　
　　他这番话，我心领神会，是要我做他的“耳目”，随时向他密报劳教分子在思想、言行方面的“动向”。我积极做了，他也真的关照我，七年后，我就与一些罪行轻微，家庭困难的劳教分子被释放回家，我对他一直感激于杯。
　　
　　21年后，右派分子们得到“改正”，除死亡者外，都释放回原单位。我特意打听林正周的安康，得知他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他父亲当过国民党的保长，他当过国民党的警察，造反派日夜揪斗，指控他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阶级异己分子”。
　　
　　告诉我这个噩耗的人，不了解我与林正周的特殊关系，幸灾乐祸地说，林正周被定性为“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分子”，尸体也与劳改、劳教死亡的人草草掩埋在乱葬岗上。后来平了反，农场命令两个掩埋他的劳教分子把尸体挖出来，由于事隔多年，又没有个标志，两个劳教分子已无处寻找，又不敢说找不到，于是随便刨了具白骨交差。火化后，农场开了个追悼，把会议室布置为灵堂，干部们在哀乐声中，依次与骨灰三鞠躬告别时，两劳教分子在外面暗自好笑，竭力控制不发出声来。
　　
　　林正周的老婆也是警察，也因为父亲是开饭馆的资产阶级而调离公安分局到一家工厂当工人。丈夫死亡时，因怕牵连被戴上“反革命家属”帽子，不敢去农场收尸。随着全国人民从“阶级斗争”的漩涡中彻底解放，她才在追悼会后，悲悲切切把“丈夫”的骨灰捧回家去。我多方寻找她，欲告知其真相，怎奈世事沧桑，风云变幻，至今不知其下落，深为遗憾！

（三）怀孕事件
　　
　　我忠心耿耿充当林正周的“耳目”，频频向他密报的劳教分子的“动向”，多是些思想方面的问题：由于劳动教养没有期限，许多人认为劳教不如劳改，行政处罚不如刑罚处罚。再由于出工、收工都有武装看守押解监管，许多人认为劳教与劳改没有区别；思想犯罪与刑事犯罪没有区别。有的右派分子在小组会上严历自我检讨批判，会后则说“上了大鸣大放的贼船”，“中了言者无罪的诡计”……。来自中学教师队伍的右派分子高家驹说，农场把知识分子与小偷、流氓、骗子、娼妓关押在一起，同编一个组，同住一间屋，同睡一张床，互相称“同劳”，是对知识分子的人格侮辱，不如国民党的集中营。
　　
　　一些玩笑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夫子的右派言论”；“秦始皇焚书坑儒——反右斗争的彻底胜利”；“关云长投降过曹操——不折不扣的叛徒”；“武则天乱搞男女关系——早该劳动教养”……我都一一密报。
　　
　　密报多由管教干部转呈，其间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不得不采取“特务”手段。
　　
　　所谓大事，是一个未婚女劳教分子怀孕了！女劳教分子名叫饶惠芬，16岁，体态丰满，前挺后翘，着实招人眼目。她是母亲死后，鸦片烟鬼的父亲无力养活她，以“让她有口饭吃”为由，请求派出所送了进来劳教的。她己经劳教了一年多时间，孕从何来？她泣不作声，坚不吐实。她父亲也因抽鸦片送进来在畜牧大组劳动教养，把她叫到猪厩旁软劝硬逼，她才吞吞吐吐地说：“新来的宋队长叫我去他宿舍里洗衣服、搞卫生，要我脱光衣服和他睡……”
　　
　　饶惠芬怀孕的真相悄悄在劳教分子中传开，议论纷纷，极大损害了农扬的威望，影响了劳教分子们的改造情绪。这个“动向”，我不能不密报，但又不能由管教干部转呈。考虑了许久，我到小卖部买了二个信封，将其中一个略微裁小，装进密报材料，写上林正周的收信地址，封好口、贴足邮票，再装进寄给我母亲的信封里，让我母亲转寄给他。这样的密报，说它是“特务”手段，未尝不可，好在农场并不扣留检查劳教分子的来往信件。

（四）密报
　　
　　农扬允许劳教分子空余时间阅渎书籍，并且不限制阅读什么样的书籍，这对右派分子们是一个莫大的精神慰藉。书藉大多是押解来劳动教养时，连同行李什物一道带进来的，也有家属们到农探望时捎来的。除少数学有所长的人阅读专业知识书籍外，绝大多数人阅读的都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藉以排遣前途茫茫的无限忧愁。在互相交换的阅读中，免不了发表几句观感和评论，有的话被我密报上去：
　　
　　“一部《三国演义》，概括了一个真理，就是开头那首词里的一句活——‘是非成败转头空’。英雄也好，狗熊也罢，不过60年时间就成了过眼烟云，他们打来打去，斗来斗去，最终江山都是别人的。”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改朝换代史，像演戏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
　　
　　“整部廿四史也只须一句话归结——‘古今多少兴亡事，都付漁樵笑淡中’。滚滚英雄，全都是明日黄花，王也好，寇也罢，到头来都同样葬身黄土，腐烂成一堆白骨。后人再怎么颂扬和咒骂，他们都一无所知。”
　　
　　“说中国是文明古国，恐怕不那么完美无瑕。就拿刑律来说，夏、商、周时代，对犯人采用炮烙、车裂、凌迟等方法缓慢处死，或用大锅活活煮死的刑法，听听都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殷纣王对敢于说真话的大臣挖心、挖眼睛，把一个妃子杀死后剁成肉酱赐给这个妃子的父亲吃，你能说不残酷？割掉男人生殖器，破坏女人性器官的宫刑，你能说它文明？秦以后，一人犯罪、株连九族，把全家老小杀个精光，全世界没哪个国家这么干过！”
　　
　　“唐僧取经的西天路上，本领高强者比比皆是，观音、如来偏偏选中只会牵马、挑担、吃败仗的猪八戒、沙和尚做保镖，后来还提拔成佛。你说为什么，就因为他俩出身成份好，一个是天篷元帅转世；一个是卷帘大将临凡。”
　　
　　“《水浒》里108个反革命分子中，许多人出身成份都不赖，当反革命太不应该。”
　　
　　“孙悟空无理取闹，猪八戒调戏仙女，该当严肃处理。可沙和尚仅仅因为不小心打碎了盏灯就挨整，处理得太重。一盏灯值几个钱，玉皇大帝肯定是挟嫌报复，神仙的的气量也十分有限。”
　　
　　……我在密报这些论调时，尽管自己也有所同感，还是昧着良心，指责他们是含沙射影，借古讽今，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五）死于密报
　　
　　确确实实，我密报他们的目的，初衷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只是为了表示积极接受改造，积极靠拢党和政府，并未存心坑害他人，并未存心置人于死地。后来有人因此被逮捕判刑，有人因此摘不掉右派帽子，是我始料不及的。
　　
　　高家驹出身不好，父亲是做生意的资产阶级；在读大学期间，稀里糊涂上了“三民主义青团”的花名册，历史不清白。打为右派后不思悔改，竟敢污蔑农扬不如国民党的集中营，被我密报后逮捕判了3年徒刑。不料却因祸得福，刑满释放后成了自由公民，娶妻生了个女儿。倘若不判刑，他也得长期囚在劳教农扬，苦捱到1979年才得到改正。
　　
　　高家驹因祸得福，祝福祥则被判处死刑。
　　
　　祝福祥是赞同大右派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而被打为右派分子的。在水库工地监督劳动期间，与我同宿一个工棚，卧榻紧密相连。他患痢疾卧床半个月，我悉心照料他，连污垢的内裤也替他洗涤，他感激于怀，视我为知已，无话不说。他体魄强壮，虽高度近视，在挑土筑坝的劳动中，两根扁担迭在一起挑6只簸箕，赤裸着上身快步奔走，表现十分突出，无人可及。他满以为这样做足以证明自已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可仍然被开除公职，开除团籍，处以劳动教养。
　　
　　他心怀怨气，情绪低落，劳动态度不再像水库工地挑土筑坝那样积极。别的右派分子（包括我在内）心口相悖，言不由衷地“认罪认错”，他则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始终认为，‘党天下’这话错不到哪儿去。中国的禅让制度被夏启破坏后，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是父传子，家天下。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党天下’也就是工人阶级的天下，也就是广大人民的天下。如果否认天下不是共产党的，那么，是谁的呢？”
　　
　　他赞同“党天下”的谬论，不是在帮助党整风的“大呜大放”会上说的，而是看了报纸上刊登的批判文章后，与一个同事私下议论，被这个同事揭发的。这还了得！竟敢与储安平“遥相呼应，一个鼻孔出气”，于是被戴上右滚派分子帽子。在批斗中，又被揭发出“攻击领导、否定三反肅反、污蔑人事制度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等罪行。
　　
　　他把我当做“知己”后，感慨万千地对我说；“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拋一片心的古训，字字千钧，重如泰山的呀！细细想来，从古到今，说真话、实话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祝福祥也许对我这个“知己”过分信任，竟忘了古训，对我大骂检举揭发他的那班人和对他挟嫌报复的领导：“我恨不得把他们都宰了！”听到蒋介石要趁机反攻大陆的传闻后，又对我大发感慨：“我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战争多，从黄帝打败炎帝，杀了蚩尤算起，商汤灭桀、武王伐纣、春秋战国、楚汉相争、东汉西汉、三国两晋、南朝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到北洋军阀，没有那个朝代不打仗。加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几千年来，烽火连绵，战乱频仍，很少有太平时候……”`
　　
　　他的这番感慨，是在农场放假一天、众劳教分子集中到河边洗澡、洗衣物完毕后，与我躺在一起晒太阳时，掐着手指边想边说的。他闭着眼睛沉默了片刻，接着说：“打仗的目的都是争江山、夺天下，谁胜谁负，都让老百性吃尽苦头。唉——做中国人真难！假如人死后果能超生转世，我不想再做中国人了，偷越鬼境，逃到外国另投娘胎去。”
　　
　　祝福祥的这些感慨，我是十分赞赏的，但我还是密报上去了。我起初并没打算要密报，只因为劳教分子们觉察到了他们之中有“特务”，从此谨小慎微，管紧了嘴巴，不再说什么，使得我许久都听不到任何东西，无可密报，只好把祝福祥对“知已”的话用来填補。记不清过了许久，他就从劳教队里失踪了，大家虽有点儿感到奇怪，但极度的饥饿，使得大家无暇他顾，日思夜想的仍然是吃上碗红烧肉，饱餐一顿。突然有一天，劳教食堂打饭的窗口旁贴上了一张法院判处祝福祥死刑的布告，名字上面用红笔打了个“√”，罪名是“不接受改造，继续与党和人民为敌，预谋夺枪杀人，企图叛国投敌”。
　　
　　他从未对我流露过“夺枪杀人、叛国投敌”的丝毫意图。他“失踪”后的一天，管教股长林正周与一个我不知其身份的人来到队部办公室，把我叫去落实我密报的情况。我一字不移重复了祝福祥的原话，在询问笔录上签了名，并未夸大其词。后来听说，他被捕后，态度十分顽固，打死也不承有任何“叛国投敌”企图，并把法官出示的书证撕毁。想来，除我之外，还有别的人牵强附会或断章取义检举揭发了他，又正好碰上国内大闹饥荒，阶级斗争尖锐复朵，台湾蒋介石杨言要反攻大陆，苏联老大哥情断义绝，反目为仇……等严峻的政治形势，他于是在劫难逃，做了枪下之鬼。

博讯螺杆

一位退休警察的忏悔录和真实回忆录（三）

（一）祝福祥之死
　　
　　历史名人曹操在《三国演义》第四回中误杀了呂伯奢全家8口人，接着又知而故杀了吕伯奢本人后，毫不愧疚地对陈宫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因而留下了千古骂名。
　　
　　我检举祝福祥立了功、摘了右派帽子之后，尝到了损人利己的甜头，也奉行曹操这种不择手段，损人利已的人生观。
　　
　　祝福祥是由市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死刑的。执行这天，在市区一家电影院里召开公处大会，劳动教养所辖下的农场、煤矿、建筑队、采石场都押解了一部份劳教分子到会场聆听宣判，接受教育。祝福祥的两片嘴巴被一根绳索从中间紧紧勒到脖子后面打了个死结，发不出声来，宣判后即推出会场押赴刑场枪决，聆听宣判的劳教分子没有随同前往观看行刑。
　　
　　我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曾多次派往刑场做警戒工作，近距离目睹到犯人面对死亡的恐惧神情。他们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写着姓名的“招子”，押上囚车游街示众后，驶到郊外一座山岗上枪毙。有的架下车来已是半死，迈不开脚步，由押解人员像拖死猪似拖到刑场，尚未行刑就扑倒在地，行刑人拉起来强迫其跪住，从脑后开枪毙命。
　　
　　据说，早先的行刑是从背部开枪，子弹穿过心脏致其死亡，因为曾发生过子弹偏离心脏，家属收尸回家后复活的事件，从此改为从脑后开枪。为确保一枪结果性命，行刑人员先把子弹头在石块上磨得发烫才装进枪膛射击，枪一响犯人顿时脑浆迸裂，鲜血四溅。有一次我站得太近，犯人鼻子以上的大半张脸不知去向，剩下两片嘴唇仍在翕动着，雪白的脑浆飞溅到了我身上，我恶心得整天咽不下食物。
　　
　　想到祝福祥也是这样在一声枪响之后了结宝贵的性命，我心惊肉跳，害怕自已也会走上这条惨死路，告诫自已往后一定要百倍小心谨慎，好好接受改造。告诫自已往后一定要谨遵古训：“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祝福祥不到而立之年，尚未娶妻生子，就因我的一纸密报而命喪枪下，我后悔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顶级坏事，十分内疚！但为时不久，这种负罪感就烟消云散，丝毫不存了。

（二）摘“帽子”
　　
　　1962年2月的一天，江大组长匆匆走来对我说：“赶快去队部办公室，队长有事找你。”
　　
　　我满腹狐疑，惴惴不安！队长从来不直接面对劳教分子，无论什么指示，都是通过管教干部——大组长——小组长逐级传达，直接把劳教分子单独叫了去，是破天荒的希罕事，祝福祥就是单独叫了去后再也没有回转来。
　　
　　我害怕言行有不检点之处被人举报上去而大祸临头，心里就像旧小说形容的那样：“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步履也像灌了铅似沉重。走进队部办公室，一眼看见队长和颜悦色的面容，这才放下心来。
　　
　　劳教农场的干部们一向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我们这些阶级敌人凛若冰霜，不苟言笑。眼下，队长一反常态，叫我坐下，倒了杯水给我说：“你投入劳动教养以来，积极靠拢党和政府，改恶从善，有立功赎罪表现，算得上基本改造好。农场报请上面批准，摘掉你的右派分子帽子，你从此获得新生了！但还要继续改造，彻底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不要辜负党和政府的一片心意……”
　　
　　天大的喜讯呀，我感激零涕，热泪盈眶！在农场数千计的右派分子中，我“脱颖而出”，率先摘了帽子；在遥遥无期的劳动教养处罚中，我仅仅苦捱了4个春秋就“基本改造好了”。
　　
　　队长接着说：“批准摘掉帽子的还有几个，农场决定召开大会宣布一下，教育大家向你们学习、看齐。你准备一下，在大会上好好发个言，先写个发言稿送场部审查。”
　　
　　大会在农场场部办公室侧面一块旷地上召开，筒易的舞台上方悬挂着大书“摘右派帽子大会”红布标，两旁是“改恶从善，前途光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直幅对联。我在发言中，由衷地忏悔自已反党反人民的罪恶言论；由衷地感激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由衷地感谢农场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接着说：“有人诬篾‘劳动教养不如判刑劳改，劳改有期，劳教无期。’我今天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动教养，铁的事实给了这些人一记清脆的耳光！有人大发谬论，说‘右派帽子比孙悟空的紧箍咒还厉害，加上劳动教养的不光彩历史，一辈子也甭想修成正果，不但自己泅不出苦海，还要累及子孙后代，跟随着倒霉。’这是站不住脚的无耻烂言，是丧心病狂的反动谬论。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不容赦，党和政府宽大为怀，仅仅处以劳动教养，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以德报怨，仁至义尽，我们应该百倍感激。劳动教养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英明措施，是必不可少的英明决策。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大家只要认罪服法，脚踏实地，好好接受改造，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就一定有光明前途。‘累及子孙后代’的谬论，更是不值一驳，因为党和政府从来都是实事求是，一人犯罪一人担，不搞株连……”
　　
　　两个未摘帽子的右派分子相继上台发言，代表大家向我学习，以我为样榜，努力改造，争取早日获得新生。场长最后在勉励大家痛改前非的讲话中，引用了一句成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三）做了宣传员
　　
　　我摘了右派帽子，成了留队就业职工，不但脱了胎、换了骨，还脱了人性、换了大脑；不但洗了心、革了面，还洗尽良知、革掉真容。
　　
　　祝福祥冤死的阴影，从此不再在我心中存留丝毫，我从此不再受到良心的谴责，不再认为自己干了件伤天害理的坏事。无论别人怎样评价我，我都不在乎，深感人生总是有所得、有所失，我此番得到的比失去的珍贵，所作所为，符合中国人传统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观念。曹操敢于负天下人，而我只负了祝福祥一个。名人尚且不怕后世唾骂，我这样的小人物又有何惧哉？活一天就想方设法过好一天，只要能利己，损人又何妨！况且，小人物是绝不会死后被鞭尸，被在肚子上点灯的。
　　
　　在此之前，我“损人”是被动的，但没有明确的“利己”目的，改造好之后却是主动地、有目的地“损人”了。
　　
　　农场里的炊事员、仓库保管员和宣传员都由劳教分子担任，是最令大家羡慕不已的改造活儿。炊事员“近水楼台”，可以餐餐饱吃不挨饿，揩足油水不馋嘴；仓库保管员不参与耕作，免去日晒雨淋之苦；宣传员成天抬着喇叭筒对大家鼓干劲，表扬好人好事，或在宣传栏上公布各大小组的生产进度，与锄地、挑担无缘，活儿比较轻松。我不会做饭菜，干不了炊事活，但觊觎仓库保管员和宣传员已久，总因有人占据其位而难以遂愿。终于有一天，我抓到了个大好机会，把宣传员梁学斌“损”得关押起来，由我取代了他。
　　
　　梁学斌原是个年轻的中学美术老师，因与高三班一个女学生恋爱，违背师道尊严，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处以劳动教养。押送来农场的第二天，队长就命他用石灰水在各处土坯墙上大书标语口号，字体工整醒目，显示其才能，加之罪行轻微，队长让他当了宣传员。辍学后的女学生不时偷偷来看望他，鼓励他。4年多来，他出色的表现，赢得“改造积极分子”荣誉，却被我一举“拉下马”来。
　　
　　梁学斌每天除了用喇叭筒广播外，还要收集各大、小组的生产进度和好人好事公布在宣传栏上，或在图表上插小红旗，或填写统计报表，因而，他拥有一间简陋的斗室。一天，我写了个广播稿送给他，看到墙上贴着一幅他模仿徐悲鸿风格画的奔马，并按中国画的传统，在空白处题了两句诗：“所内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我高兴极了，转身就找队长，检举揭发他“攻击诬篾党的劳教政策”，把劳教所（集中改造劳教分子的农场、矿山、建筑队和采石场，统称劳教所）形容为狭窄拥挤的监狱，只有死了才能新生。
　　
　　队长大为震怒，立即把梁学斌禁闭起来审查，由我接替他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宣传员。
　　
　　梁学斌申辩说，两句诗抄录自杜甫的《房兵曹胡马》，是“所向无空阔”，并非“所内无空阔”。队长上报到场部，请了两位专家从《全唐诗》里查找到杜甫吟诵大宛马矫健强壮的原作，但他写的“向”字与“内”字，笔划潦草，有点相似，不排除“攻击诬篾劳教所”的意图，队长决定不能再让他当宣传员，调整到农田大组劳动改造。

（四）避灾
　　
　　1964年12月，劳教农场奉上命清理释放了一批罪行较轻、表现较好的留队就业人员，我在林正周的关照下，名列其中，得以回家与母亲朝夕聚首。为谋生餬口，先后到酱菜厂切萝卜条，在火车货运站当装卸工，在建筑工地做临肘工……漂泊一年多后，隐瞒历史，混进市政建筑公司充当2级木工，有了份固定职业。
　　
　　1966年8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段，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害怕暴露右派身份，借口另有高就，逃离了市政建筑公司，躲到郊区一条偏辟的公路边，摆了个修理自行车的地摊维生。这时我已结婚成家，对居民小组长谎称仍在市政建筑公司上班，每天早出晚归。为避免露馅，把修车工具寄放到一户农民家里，不敢带回家中。
　　
　　一天，我正在低头为一个顾客的自行车充气，屁股上被人踢了一脚，大吃一惊，以为是造反派抓我来了！回头一看，原来是江大组长，这才放下心来。
　　
　　顾客走后，江大组长觑着眼睛对我说：“你这个专政对象还敢在这里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农场里面放出来的人，被整得鸡飞狗跳，不被打死也要褪层皮！，你今天遇着我算是交上好运，赶快收起摊子跟我走远些。”
　　
　　我摘了帽子当上宣传员后，江大组长调到了对外承包工程的专业建筑队，1964年也因罪行轻微释放回家，投靠老家农村的生产队，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修缮队伍搞创收，此时在一家矿山上建盖简易的职工宿舍。我帮着他采购了一些工具、棕绳、草帽、油布后，改名换姓，跟随他隐藏到矿山修缮队里充当木工师傅，逃避了剃阴阳头、抹黑脸、挂黑牌游街、遣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管制的惩罚。后来听说，有个右派分子卷进造反派里，被对立的另一派抓住，当场劈为8大块，曾在县公安局当预审股长的右派分子×××，被用石块把脑袋砸个稀巴烂……。在农场留队就业的人被严格控制起来，不许外出，不准回家，反而出乎意外地安全度过了那场性命贱如蝼蚁的“文化大革命”。
　　
　　（五）塞翁失马
　　
　　同时藏身在这支修缮队的，还有被我密报后逮捕判刑三年释放出狱的高家驹。他原是一所乡村中学的教师，文学功底深厚，博闻强识，自命不凡。平日喜好高谈阔论，出语惊人，被同事、朋友恭维为“才子”。他欣然接受这个称号，只要有机会表现自己的学识，绝不轻易放过。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携邓小平赴莫斯科出席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期间，在接见中国留苏学生的讲话中，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国内各家报纸以醒目标题全文刊登后，高家驹竟忘了此时全国正在进行“整风補课”，深挖漏网右派，在一次打桥牌时问三个牌友：“你们知不知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话是谁说的？”
　　
　　“毛主席说的呀。”三个牌友异口同声，“这还用问。”
　　
　　“ＮＯ！ＯＮ！ＮＯ！是林黛玉说的。”
　　
　　“别胡说八道！”
　　
　　高家驹郑重其事说：“你们回家去仔仔细细看看《红楼梦》，是我胡说八道，还是你们孤陋寡闻。”
　　
　　三个牌友中，不知是谁向学校整风领导小组举报了高家驹的胡说八道，整风领导小组立即召开批斗会，勒令他坦白交侍动机目的。
　　
　　高家驹找来古典文学《红楼梦》，翻开第八十二回中林黛玉对袭人说的原话，用红笔圈起来让与会者传看，证明他没有胡说八道。
　　
　　大家一时找不到话说，主持批斗会的整风领导小组组长把茶杯当做惊堂木，拍在桌上一声吼：“你斗胆包天，竟敢公开放毒，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与封建贵族小姐相提并论，居心何在？”
　　
　　批斗会后，又有人检举揭发他诋毁毛主席的诗才，有根有据地说毛主席诗词中“一唱雄鸡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飞起玉龙三百万”、“我欲因之梦寥”等句都是古人用过的原句。他于是被戴上右派帽子处以劳动教养，在劳教所又继续“放毒”被逮捕判刑3年。
　　
　　高家驹与我邂逅在矿山修缮队，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他并不知道他在劳教农场被逮捕判刑是由于我的密告，谈及此事，他非但毫无怨愤，反而庆幸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如果不判刑，哪能早早离开劳教农场？再在里面劳教下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脱胎换骨？”

　　高家驹的木工手艺是刑满释放后学会的，我则是在农场里限随江大组长搞基建时学的，没有他熟练。此时在矿山制作木门窗，由他掌墨。天性使然，他依旧喜好高谈阔论，显示自己的渊博知识。
　　
　　这段时间，矿山办公室屋顶上的高音喇叭每天都反复播放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月刊）社论，中间插播的文艺节目，大都是用毛主席语录和诗词谱写的歌曲。一天午后，高音喇叭播放由中央乐团谱曲，一位歌唱家演独唱的毛主席怒斥苏联修正主义的《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鸟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歌声甫落，我不禁感叹说：“把放屁这句骂人的粗话配上交响乐演唱，不但史无前例，恐怕也史无后例。”
　　
　　高家驹笑了笑，停下手中正在打榫眼的木工活说：“你知不知道《题庐山仙人洞照》唱的是什么？”接着高声朗颂，“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说：“不就是唱劲松和仙人洞。”
　　
　　“ＮＯ！ＮＯ！ＮＯ！ＮＯ！”高家驹走到我身边，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说，“唱的是毛泽东和江青的性器官。”
　　
　　“你说什么？”我一时没听明白。
　　
　　“性器官！”高家驹大声回答，“传宗接代的生理部件，人人都有，前两句是毛泽东的，后两句是江青的。”
　　
　　我怔了怔，哈哈大笑起来：“你这是诽谤伟大领袖和伟大旗手。”
　　
　　高家驹一脸正气地说：“诽谤什么？又不是他俩没有这东西。况且，这东西从来都没有阶级性，也没有革命派和反动派的区别，不能说他俩的东西是社会主义，别人的是资本主义。”
　　
　　我又大笑起来：“你简直是胡编乱扯！”
　　
　　“在下从不胡编乱扯。此说有根有据。”
　　
　　“哦！”我迫不及待请求他，“快说来听听。”
　　
　　“且听我佃细道来。”
　　
　　高家驹的“道来”像讲故事地头头是道，绘声绘色——
　　
　　这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事了，毛泽东和江青住进中南海后，心情分外愉悦舒畅。一天，夫妻双双洗鸳鸯浴，情不自禁温存一番后，江青兴犹未尽，缠住毛泽东问：“你说说，男女之间这种既平平常常，又不便启齿的事，古人是怎么形容的？”
　　
　　毛泽东不愧是位饱读诗书、博古通今的大学者，随口回答说：“形容词嘛，多的是。两个字的有交欢、交颈、交媾、交合、缠绵、缱绻、绸缪、云雨、狎亵等等。四个字的有共赴阳台、颠鸾倒凤、行云布雨、春风一度、鱼水之欢、床第之欢、枕席之欢等等，很雅的哟。”
　　
　　毛泽东讲的是湖南话，江青听得不甚了了，她一边帮毛泽东穿衣服，一边把不明白的字形字义反复问清楚，熟记于心后说：“有没有诗词？”
　　
　　“当然有。”毛泽东随口吟了几句说，“这些诗词太深奥含蓄，我给你说一首通俗易懂的五言律诗：幽幽桃源洞，两峰夹一溪，洞内花灼灼，洞外草萋萋；有水鱼不往，无林鸟自栖，老翁一出入，归去醉如泥。”
　　
　　江青听明白后说：“不算俗，也很雅的呢，你这个才高八斗的大诗人，能不能也吟一首？”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吟什么？”
　　
　　江青抿嘴笑了笑：“就吟我俩的私处。”
　　
　　毛泽东略一思索，冲口而出：“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上两句是我的，下两句是你的。”
　　
　　高家驹叙述到这里，大加赞赏说：“形象、生动，比喻得恰如其分。”接着长叹一声，“全国人民大唱毛泽东和江青的性器官，真可谓旷世奇歌，千古绝唱！”
　　
　　我说：“你从那里听来的？这种夫妻间的隐私，比军事机密还机密，局外人如何知道？并且，过程这么细致入微，绝对是阶级敌人造的谣。”
　　
　　我嘴上这么说，心想，恐怕是你高家驹编造的。
　　
　　高家驹说，再机密的东西，总有真象大白的一天。据泄密给他的人透露，江青一向清闲悠哉没事干，每天都记日记，这件事她记得本来就很详细。后来两人分居，江青备受冷落，把怨气泼洒到侍候她的那些秘书、护士、警卫员、驾驶员身上，换了一批又一批。这些奴仆没有哪个不痛恨她，没有哪个不在背地里咒骂她。有人偷看了她的日记，一则出于对她的痛恨，二则出于好奇，把这段风流韵事一字不漏抄录了下来。毛泽东答李淑一的《蝶恋花》在全国各报刊上公开发表后，江青醋意大发，模仿毛泽东的笔迹把这首器官诗抄录下来。江青模仿毛泽东笔迹练习书法多年，维妙维肖，被来访的林彪夫人叶群看见，不知就里，问江青：主席啥时侯写的这首诗？江青谎称是毛主席为她题的庐山仙人洞照。叶群不知就里，忙不迭拿去《解放军报》发表出来。各家报刊不知就里，不敢不争相转载。中央乐团也不知就里，不敢怠慢，急忙谱曲演唱起来……。
　　
　　高家驹的叙述尽管有鼻有眼，入情入理，我仍觉得不可信，伟大领袖恐怕不致于写这种风流诗。高家驹说，伟大领袖也是血肉之躯，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逢场作戏写了这首器官诗，完全可能。他列举了四条理由：一、如果真是题照，为什么各家报刊都没有配发照片，而《题女民兵照》那首七言绝句却有大幅照片；二、庐山的景点多的是，江青为什么单单拍一张仙人洞让毛泽东题诗？况且，仙人洞并不在险峰上，而是在半山腰上；三、题诗时间是1961年，为什么当年不发表，现在才拿出来发表了大唱特唱；四、毛泽东的诗词一向都是借物咏怀，借景抒情，无论哪一首都含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从不单纯描写田园山水，风花雪月。1961年的政治形势是全国大饥荒饿死人，苏联赫鲁晓夫反华。毛泽东写这首诗，抒发的是什么情怀？“暮色”可以理解为暂时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劲松”可以理解为中国人民不怕饿肚子，不怕苏联和美国勾结反华，像劲松一样傲视霜雪，坚强挺拔；“乱云飞渡仍从容”可以理解为有信心、有决心，不慌不忙战胜各种敌人，克服各种艰难；“仙人洞”指的什么？“风光”为什么非要在“险峰”上？这就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高家驹最后对我说：“好好想想，这首诗究竟描写什么东西合情合理，恰如其分。”
　　
　　我没有想他说的这些，想的是他给了我个立功的机会——检举揭发他诽谤诋毁毛主席和夫人江青。我把他对我叙述的话，全部偷偷记录了下来后，始而十分高兴，想入非非：我检举了他，捍卫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尊严，立了大功，会不会重重奖励，让我再去当警察，或者在厂矿企业安排一份正式工作……。转念一想，这事太严重了，高家驹不杀头也要把牢底坐穿，那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我。但是，倘若他不承认，又没有笫三者作证，我岂不成了谣言制造者，后果不堪设想……。即使他承认了，倘若言者有罪，听者也有罪，我肯定“偷鸡不成蚀把米”……。
　　
　　再一想，我也对他说了些反动言论：毛主席太敏感了，中央出了个刘青山、张子善，他就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大抓贪污分子；中央出了个胡风，他就在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大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央出了个章伯钧、罗隆基，他就在全国开展“反右运动”，大抓右派分子；中央出了个彭德怀，他就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大抓右倾机会分子；苏联出了个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他就在中国大抓中国式的赫鲁晓夫；中央出了个刘少奇，他就在全国大抓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生产土炉子的合作社只有七个人，社主任也被揪出来戴高帽子批斗游街。从国家主席到合作社主任，人人都打倒了，他毛泽东不就成了独夫民贼！
　　
　　我思索考虑了许久，权衡利弊，倘若这些言论被高家驹检举揭发出来，旧帐新帐一起算，我也绝对是不杀头也要把牢底坐穿！我因此也不敢检举他，以求我不负他，他不负我，彼此相安无事。
　　
　　近年来，毛泽东的光辉形象逐渐敛翼褪色，掩饰不了的历史真相，佐证他的人品既不高尚，也不完美。据他的专职医生李志绥披露，他的私生话风流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一些女服务员、女机要员、女文工团员成了他“乱云飞渡”的性伴侣，并且“从容”得不怕他人撞见。他《为女民兵题照》的七律，主人公并非女民兵，而是卫士送开水进入毛泽东卧房时，亲眼看到光着身子从床上掉下来的女机要员。《卜算子•咏梅》也不是与“修正主义作斗争”的佳作，而是回复一位“女朋友”的情诗……。由此看来，前外交部长乔冠华后妻章含之被他阴谋奸污的传闻，也绝非空穴来风。他风流成姓，逄场作戏写首器官诗也并非不可能。

博讯螺杆

一位退休警察的忏悔录和真实回忆录（四）

（一）偷洋芋
　　
　　“鼠窃狗盗”即小偷小摸，向来为世人所不齿。要特别说明的是，虽不以为耻，但未引以为荣。
　　
　　凭着当警察多年的职业嗅觉，我被从押送到劳教农场改造那天起就认定自已的“右派分子”和“劳教分子”双重历史，必将终生挣扎在“贱民”的阴影里。既然自认为“贱”，加之“从良”不易，与高尚无缘，对鼠窃狗盗的勾当也就不以为耻了。况且，在反右斗争中，右派分子被批判为“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相比起来，排名还应在“鼠窃狗盗”之后，更其下贱。
　　
　　在劳教农场里，我学会了偷，但凡可以吃的东西，能偷就偷，从不犹豫彷徨，并且身为劳教小组长，带领组员偷洋芋种籽烧了吃，偷农民的麦穗烧了吃。从劳教农场释放后，也几番鼠窃狗盗，按警察常用的术语，多次作案就是“惯犯”……。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与高家驹在江大组长的掩护下，改名换姓，混进他拉起的一支农村修缮队，藏身在矿山上建盖职工宿舍。矿山是上马不久的国营企业，磷矿蕴藏丰富，却因时值“文化大革命”，加之地点偏僻，交通不便而发展缓慢。职工宿舍也建造得很简陋，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屋顶铺石棉瓦。修缮队的管理人是生产队派来的一位尊称李大爷的老农，江大组长充当工程师，木工就我与高家驹两人。一天，李大爷对我和高家驹说：“工商所要来清查黑包工，我们是经过公社党委批准的，来的人都是贫下中农，无产阶级，不怕他工商所。你们两个就不行了，要躲一躲。”
　　
　　不知工商所多时来清查，木工活又不能停下来，江大组长指定一个小工放哨，整天趴在一个制高点的岩石后面，目不转瞬地盯住通往工地的土路，直到第四天上午10时许才看到两个头戴大沿帽的人走来。我和高家驹看到小工发出的信号——点燃的一堆烟火，急忙溜下正在铺石棉瓦的屋顶，向后山的丛林中奔去。丛林茂密深邃，容易藏身，可找不到吃的东西，下午2时许，饥饿难耐，这才试探着走出来觅食。
　　
　　山坳中有几处农舍稀疏的村落，我提议去找户人家买顿饭吃，高家驹说：“去不得！我俩各人手里提着把钉锤，人家会把我俩当做强盗的。要是被民兵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我说：“那只有当次贼，偷点洋芋来烧了吃。”
　　
　　高家驹毫不犹豫同意了。我俩猫着腰从低矮的灌木丛中窜到一片种植着洋芋的山地里，他放哨，我用钉锤挖刨，连同根茎偷了一大堆尚未生长饱满的洋芋，用围裙包裹起来，窜回林中，找了些干草枯枝点燃烧了吃。吃饱后又窜到包谷地里，拔了些青苗，拆断茎杆吸食汁液解渴。天黑前又偷吃了一次，这才鬼鬼祟崇走下山来。
　　
　　高家驹把吸完汁液的包谷杆用力扔向远方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人变成贼。”
　　
　　回到工地上才知道，工商所的人来去匆匆，随便问了问，不过20分钟就走了。江大组长埋怨说：“他们是应付差事，你俩白白误了一天工，赶快整饭吃。”我说早吃饱啦，他问吃什么？
　　
　　“偷农民的洋芋烧了吃。”我的回答直率爽快，毫不含糊，毫无羞耻感。
　　
　　（二）偷鸡
　　
　　偷洋芋吃，手段直截了当；偷鸡吃，手段就很高明了。
　　
　　矿山职工宿舍竣工后，江大组长和高家驹各奔东西，我则限随着一个外地来附近村寨里谋生的老木匠学做棺材和中式屋架。
　　
　　老木匠是我偶然认识的。在矿山藏身建筑队期间，有次回家看望母亲返来时，在路上与汗流浃背的老木匠走到一起。说来惭愧，我看到他背箩里的木匠工具中有一把斧头，柄较长，却安装在正面，状如除草松土的小板锄，竟不知其为何物。请教老木匠后才知其是制作棺材的专用工具，名叫“锛”。棺材的两侧墙板都是外凸内凹，凸的外壁原本就是半圆形树干，凹的内壁就必须用锛来砍削。我帮他把工具背到一户农家，要求他收我为徒，学做棺材，他正希望有个帮手，爽快答应了，待到修缮队解散，立即去找他。
　　
　　矿山附近有4个村落，村民都较贫穷，终其一生的追求，除填饱肚子外，就是盖一间活着时栖身的茅草房，做一口死了后入土的木棺材，所需木材则“靠山吃山”，就地砍伐。房屋的墙壁也都是就地取土，用古老的方法夯筑而成，俗称“干打垒”。屋中央竖一榀筒易的木屋架，形状如一个“中”字，横梁两端搁在山墙上，最后钉上椽子铺上茅草。4个村落都没有做木活的手艺人，老木匠是从外地请来的，在哪家做活就在哪家搭伙住宿。
　　
　　我找到老木匠时，他正在生产队长家做棺材。木料是多年前从山上砍来干燥了的两截大树，己从中剖为两半。我很卖力地当他的助手，记录下尺寸及操作方法。
　　
　　一天，队长去乡政府（人民公社）开会，家里其他人或下地施肥，或上山牧羊，只剩下我和老木匠两人，他问我：“想不想吃鸡？”
　　
　　我与老木匠两顿饭都在队长家塔伙，两餐都是洋芋和青菜，对油荤渴望多时，回答说：“当然想！”
　　
　　村里的土地和农户都比较零落分散，生产集中不起来，公共食堂也办不起来。加之距乡政府较远，道路崎岖陂陀，来去要一天时间，从无官员和造反派涉足，因而家家都走资本主义道路——偷偷饲养家禽，偷偷种自留地。老木匠指着屋旁用篱笆圈养的几只鸡说：“想吃哪只？”
　　
　　我好生纳闷：圈里少了只鸡，队长肯定怀疑被我俩偷了。况且，无论炒了吃或煮了吃，都很不方便，万一家里的人突然回来，脸往哪儿搁？
　　
　　老木匠猜透我的心思，笑了笑说：“放心，包你正大光明，有滋有味吃到嘴里去。”
　　
　　他叫我抓了只大阉鸡，一手攥紧鸡脚；一手卡住鸡头，使之动弹不得。他不慌不忙地截下一根墨斗线，拨开鸡脖子上的绒毛，把鸡脖子紧紧捆扎起来打个死结后，再理顺鸡毛遮掩住墨斗线，这才叫我松开手把鸡放掉。
　　
　　队长老婆收工回家做晚饭，看到大阉鸡闭目垂头，粒米不食，一动不动：“哟！这鸡咋啦？”
　　
　　“明摆着瘟啦！”老木匠走上去看了看说，“赶快宰，免得传染。”
　　
　　队长老婆信以为真，老木医迅速把鸡抓起来，用锋利的扁凿一下割断鸡的喉管，同时割断墨斗线藏在手中，把鸡递给队长老婆说：“黄焖、红烧都可以，只要不吃鸡血，没关系的。”
　　
　　“瘟鸡”黄焖得满屋溢香，令人馋涎横流，但要等到队长开完会回来才上桌吃饭。
　　
　　队长回来得很晚，大家吃得很开心，他却满脸愁云，闷闷不乐。老木匠问他“咋啦？”
　　
　　队长叹了口气说：“乡里批评我们村是墙头上的绿花公鸡——光打鸣不下蛋，到现在都没抓出个阶级敌人来。还说我是豆浆炖豆腐——稀里糊涂，不把阶级斗争当大事来抓，只知道抓生产。唉！我们穷山沟的人，都是贫下中农，那里去找阶级敌人嘛？”
　　
　　我问队长为啥没有地主富农？他说：“这地方呀，自古以来都没人烟，小日本打中国那阵子才有人逃难来开荒种地。恐怕就因为有磷矿，洋芋长得又快、又大、又好吃。来开荒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山高皇帝远，没人来管，哪家开的荒，地就是哪家的，要说地主，家家都是。后来成立人民公社，地就是公家的了。开的荒地都在山坡上，石头缝里，东块西块，七零八落，只能种点洋芋、包谷填填肚子，家家穷得光屁股系围裙——顾得了前、顾不了后，咋富得起来？我在城里的一个亲戚送给我一个只有香烟盒大的半导体收音机，装在口袋里，走到哪响到哪，全村人稀奇得不得了，说我是资产阶级，但没把我当做阶级敌人……”
　　
　　队长为找不到阶级敌人发愁，我为他解决了难题。从他的叙述中得知，第一个逃难到这里开荒的人姓毕，夫妻俩带一周岁女孩，由于劳累过度，第二年就病倒在床，把开垦的地借给后来的一户人家耕种，以收成的三分之一为答谢。
　　
　　我于是对队长说，借就是租，答谢就是剥削。按共产党的土改政策，毕家剥削别人的劳动力，坐享其成，笃定是地主，地主就是阶级敌人。
　　
　　队长说等他去乡政府问问。过了几天，他拿着纸和笔问我会不会写字，让我写了一副对联，用木工胶水张贴到毕家门上。
　　
　　对联的内容是他从公社带回来的：“规规矩矩接受改造，老老实实重新做人”，横批是“脱胎换骨”。我去毕家张贴对联时，发现毕家居住的土屋是没有“中”字屋架的单间，不过16平方米，没有门扇，一根粗如水桶，长约6米的树干从门外伸到屋中正在燃烧的火塘里，火塘上方吊着个黝黑的罗锅，正煮着洋芋。火塘周围是胡乱放在地上的碗筷和破败的卧具。
　　
　　村里没有门扇的人家还有两户，他们“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里”，无须防贼防盗。况且，装上门扇反而不方便把树干伸进家里常年燃烧不熄灭，煮饭取暖无须每天生火。

（三）做好人也难
　　
　　我与老木匠后来到别的村寨谋生，免不了故伎重演，又吃了几次黄焖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才与他分手回家另谋生路。找不到活干就做起了“投机倒把”生意。那时，从甲地贩卖任何东西到乙地，只要是个人行为，都属于投机倒把，都是要受到惩治的违法行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做投机倒把生意的同流合污者就是张奎——我在劳教农场改造初期的小组长，押送到农场的当天晚上，他打了我一巴掌，后来我帮队长打了他一顿。我从农场释放回家后，去酱菜厂切萝卜条；他在我之后释放，去火车货运站当装卸工，各自谋生。
　　
　　我去酱菜厂切萝卜条，是与我同时释放的魏忠元引荐的。他原本就是厂里的工人，因与一个寡妇“乱搞不正男女关系”被处以劳动教养。释放后四处申诉，不知是哪位领导批示说“通奸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并不严重，正面教育即可，不必劳动教养”，他因此仍旧回厂就业。
　　
　　我切萝卜条每天收入不到一元钱，张奎则有三四元之多，魏忠元叫我去找他，他不计前嫌，接纳了我。
　　
　　火车货运站的装卸工都是自发去谋生的无业人员，没有任何组织，称为“黑扁担”或“散扁担”，四川人叫“棒棒”。他们结成小团伙，蹲在铁路边等候雇主召唤去装卸搬运各种货物，得到的报酬大家均分。张奎是一个小团伙的头，很关照我，有时雇主只要两三个人用铅丝为堆满车厢的货物捆绑加固，活计比较轻松，他就让我去。
　　
　　“黑扁担”们每天都多少有点收入，只是团伙之间有时为抢生意发生争吵。后来市政建筑公司招工，我为了当上固定工人，这才离开他们。与老木匠分手后又想起了张奎，急忙去找他。这时，火车站的货运装卸已被垄断，“黑扁担”无从插手，张奎也没事干，我俩商量去农村集市做点小买卖维生。
　　
　　从劳教农场释放前，我曾多次去10多公里外的农村集市溜达。那时，由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政策，农民不但可以吃饱肚子，而且可以到集市上自由出售农副产品，购买日常生活用品。
　　
　　时过10余年，世事沧桑，风雨如晦，我与张奎单纯考虑：山区农民路远迢迢到城镇购买生活日用品，费时、费力、费钱，我俩何不做点既方便他们，又有利自己的生意。于是共同出资，从城里趸些食盐、火柴、肥皂、针线、毛巾、胶鞋等类小百货去农村“上门服务”。不料事与愿违，才到第一个山寨就被民兵以“投机倒把”罪名全部没收了。
　　
　　我俩惶惶如丧家之犬，在回归路上偷了些地里的包谷烧吃充饥。去到集市乘班车返家，因时期尚早，漫无目的四处游荡，无意中走进供销合作社店铺里时，张奎发现一个身背小孩，卖了鸡蛋的妇女站在柜台前，左手拿着一沓钱，右手叉开大姆指在舌头上舔了舔，反复清点完毕后，用块红布包裹起来揣进怀里，拎起地下的空竹箩走出门去。张奎诡秘地对我眨了眨眼说：“我撒泡尿去，你在门口等着。”
　　
　　我等了20多分钟，张奎满脸笑容走了来对我说：“堤内损失堤外补，我俩的损失不太大。走，回家喝酒去。”
　　
　　我意识到他重操旧业，偷了那个妇女的钱，却装糊涂，什么话都没说。果然，走到车站时，售票处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号声，循声望去，只见那妇女坐在地上，双手拍打着前胸：“天杀的贼呀！我积攒了一年的鸡蛋，卖了钱给男人医病的呀……”引来许多人默默围观。她越哭越伤心，竟忘乎所以，躺下去左右翻滚，把背上的孩子压得哇哇大叫。
　　
　　我正想劝张奎把钱赔还给她，张奎巳分开看客，走上去把她拉了起来，掏出红布包递给她说：“瞧瞧，是不是你的？”妇女一把夺过去：“是我的！是我的！”迫不及待打开布包清点起来……。
　　
　　这时，两个看客走上去抓住张奎：“我们是派出所的警察。你这钱哪来的？”
　　
　　“捡来的。”张奎回答说。
　　
　　“捡来的！”两警察上下打量着他，异口同声，一副极不相信的神态。
　　
　　“真是捡来的，不信问问我的朋友。”张奎把头扭向我，我急忙说：“是捡来的！捡来的！”
　　
　　两警察冷笑了笑：“有那么好捡的钱！再去捡点来给我们瞧瞧。”
　　
　　我与张奎无言以对，两警察声色俱厉：“走！去派出所接受审查。”掏出手铐把我和张奎铐在一起押进派出所。为防止串供，立即分开审讯。
　　
　　审讯我的警察开口就问：“老实坦白交待，你俩来这里作了几次案？一共偷了多少钱？”我回答说我不会偷，张奎怎样捡的我不知道。警察抬起右腿朝我胸部一下把我蹬倒在地。
　　
　　我又一次挨打，不由得伤心地哭了起来，声泪俱下！
　　
　　或许一个大男人不轻易洒下的泪水使这个警察动了恻隐之心，他问了问我的家庭成份和历史，没有再打我。我怕再挨打，如实招供了张奎的偷窃经过后，关押到第三天上午释放出来，从此再没见到张奎，不知其下落。
　　
　　我黯然神伤：“老天爷，做好人也难哪！”

（四）一无所获
　　
　　虽说做好人难，做坏人易，但我一向只敢小坏，不敢大坏。最大的一桩坏事是伪造证明登记结婚。
　　
　　我在劳动教养农场改造4年，留队就业3年，人生已到了结婚成家时期。
　　
　　留队就业的右派分子中，许多是被迫离了婚的旷夫怨女，许多是如我一样的未婚青军。鉴于党和政府的仁慈和宽大，农场允许留队分子觅偶或再婚，每月有4天假可以自由行动，各显神通寻找另一半。
　　
　　不幸的是，我们虽说摘了右派分子帽子，解除了劳动教养处分，成了留队职工，但仍称为“摘帽右派”，洗刷不掉“右派”和“劳教”两笔历史污垢带来的耻辱，总是如影随形地走到哪里陪伴到哪里，总是“一泡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许多人休假回家看望父母时，从前的亲朋好友乃至同胞兄妹为了避嫌，躲之惟恐不及，岂敢为他们的婚姻操劳。
　　
　　摘帽右派冯光宗的母亲急于为独生儿子成家，恳请一位邻居大嫂帮忙找个对象，条件很低：“结过婚的也行；有个娃娃也行；带点残疾也行”。邻居大嫂心直口快：“算啦，莫癞蛤蟆想吃天鵝肉，不会有人心甘情愿在自已头上扣个屎盆子，惹来一身臭！”
　　
　　摘帽右派窦建新隐瞒真相，把自己吹嘘为“农业工人”，幸而对了个像。女方是个籐器合作社工人，很喜欢他脸模样“清清秀秀”，说话做事“斯斯文文”，恋爱不久就催他赶紧办喜事，他不得不亮明底牌，女方立马变脸：“差点上了你的鬼当，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已……”
　　
　　留队就业的“癞蛤蟆”们大都有自知之明，大都撒了泡尿照了照，高度觉悟到唯一的选择只能“歪锅配歪灶”，在劳教队里自架鹊桥。好在农场恩典，只要双方愿意，即可出具证明，到附近的乡政府登记后，便可名正言顺地成其好事。劳教队长也体恤关照，腾出一些猪厩、羊舍、牛棚，大间隔成小间，让他们自已动手堵缝補漏，平整地面，粉刷墙壁，改造为洞房，再垒起砖块为床脚，砍来树枝做床板。劳教队本就一穷二白，能如此仁慈，“癞蛤蟆”们都心满意足，毫无怨言。
　　
　　婚配双方都没有门户之见，互不嫌弃，也不在乎年龄和相貌。男的大多是右派分子，女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坏分子。男右派分子与女右派分子结合的极少，大多是男右派分子与女坏分子配对。或许是“患难夫妻恩爱深”这句老话使然，他们婚后的日子都过得虽苦也甜，吵起架来，从不互揭“疮疤”，互抠“老底”，生了孩子后也不乏天伦之乐……。“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位队长庄严宣布：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坏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号召坏分子站稳立场，极积靠拢党和政府，监督检举右派分子，从而在这些夫妻之间划了一条鸿沟，但控制不了他们夜晚“联盟”于一张卧床上，“勾结”在一条被子里。
　　
　　我可没捞到这样的好事，原因是男光棍多于女光棍，男右派分子多于女坏分子，他们一个个饥不择食，行动敏捷，无论女方美丑、高矮、胖瘦，无论未婚和结过婚，也无论案由是妓女、流氓、骗子、小偷……都“不拘一格”娶之为妻，很快抢了个精光。
　　
　　我没参与“抡”，原因並非挑肥拣瘦，无所适从。女留队就业分子中，不乏楚楚可怜的美人，不乏婀娜多姿的佳丽。有个叫饶惠芬的性感姑娘，劳教了一年后去医务室看病，说肚子咋会一天天“肿”起来？右派医生杨尚志诊断她肚里有胎儿，細細追问缘由，原来是新调来的宋队长叫她去单身宿舍里打扫卫生，“喜欢”了她两次怀的孕……。传为“佳话”之处，还在于后来她父亲（也在本队劳动教养）帮她写写被宋队长“喜欢”的经过，不知其出于什么原因，草稿写在一本《今古奇观》小说的书壳背面，被一个右派分子把书名改为《今古齐观》。
　　
　　队长都喜欢的分子，“癞蛤蟆”岂有看不上之理。
　　
　　我没参与“抢”，也非自命清高不肯俯就。女留队分子多为未婚的年轻人，“罪行”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并不严重：
　　
　　饶惠芬16岁，没文化，没职业，母亲死后，鸦片烟鬼的父亲无力养活她，要求派出所把她送到劳动教养农场，理由是“让她有口饭吃”。派出所给她定的案由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挂靠上《劳动教养条例》第一条的规定。
　　
　　毛娥丽，街道女青年，派出所的叔叔所长喜欢她，请她吃饭、看电影、逛公园，她都奉倍到底，买衣裳送给她也欣然接受，唯独叫她做太太，她却低着脑壳，咬紧牙巴不表态，问死不开腔，不摇头也不点头。所长叔叔于是把她送了来劳动教养。案由是“诈骗”。
　　
　　龚婵娟，幼儿园的未婚老师，谁帮她牵线搭她都答应相亲，可见面第一句话就问对方：“十年后再结婚，等不等得？”或“我非正式结过两次婚，嫌不嫌弃？”园主任好心介绍了个军官给她，她同意看电影时见面，却把电影票转赠给园长的小姪女……。她的案由定性为女骗子、女流氓、道德败坏都不大合适，后来定为“玩弄男性”，她坚决要求改为“玩世不恭”。
　　
　　楊凤英，织布厂女工中的辣妹子。厂长在大会上批评说：“有人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散了会她就气势汹汹冲进厂长办公室质问：“我楊凤英啥时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未待厂长解释，她就一泡唾沫吐在厂长大人脸面上！押送来劳动教养的案由定性为“无理取闹，妨碍公务”。
　　
　　李淑华，案由是“盗窃”，罪行是上午洗了件衣服晾晒在天井里，下午把警察太太晾晒的衣服当成自已的收回家。警察太太骂她小偷，她骂警察太太狗仗人势！太太打她一巴掌，她打太太两巴掌。我喜欢上这个文静得时时一副羞羞答答样子的“小偷”，可她得知我原先是个警察，秋波立刻转换为白眼：“当警察的人狼心狗肺，哪个都不是好东西！莫来打我的主意。”
　　
　　……罪行是“请霸王假”、“无故旷工”、“违反纪律”、“不服从分配”、“不正当男女关系”之类的分子，就更不严重了。饶惠芬“不务正业”，多少与《劳动教养条例》沾点边，已婚分子苏淑嫒的案由就与《条例》风马牛不相及：“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姨太太”。男劳教分子中，小业主杨崇德的罪行则是“不愿意公私合营”……案由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分起类来很麻烦，于是去繁就简，统称“坏分子”，后来在“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排名中，位居第四，比右派分子高一个级别。
　　
　　女“坏分子”中，确有些婚外通奸、作风浪荡等类的人，妓女极个别，也都被“宁滥勿缺”的光棍们哄抢得一个不剩。“摘帽右派”中有两个剩女：一个是原区政府民政科长、从未对过象的张嘉坤；一个是前文提到的生了个“小小右派”的竺敏。她俩“剩”到1979年被从轻处理为“改正右派”后，始终守身如玉，老死不嫁人。
　　
　　我之所以没有积极去“抢”，对李淑华的白眼也无所谓，主要原因是颇有点儿“卓识远见”，顾虑“右派分子＋坏分子”的＝式有好多个：同流合污、臭味相投、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无论哪个＝式的政治效应，都会给子孙后代的“家庭出身”遗留一笔极不光彩的历史话柄，惹来世人的不屑和讥笑……。
　　
　　没抢到女坏分子为妻的留队就业分子不光我一人，他们另辟蹊径，面向农场周边的村庄，可农村人的“阶级觉悟”已普遍提高，知道劳教农场里的人都是些“癩蛤蟆”和“臭狗屎”，工资猫三文，哪家都不愿意让清清白白的姑娘“抓屎擦脸”。只有原是四川大学学生的“摘帽右派”雷思明交上桃花运……
　　
　　雷思明留队就业赶马车，有天赶车到允许自由贸易的乡村集市，帮同组的“癞蛤蟆”买了5斤醃萝卜条做下饭莱，回来发现卖醃萝卜条的姑娘多找补了2元多钱，到下一个赶集日把钱退赔姑娘，姑娘以白送一斤醃萝卜条为谢，雷思明坚持按价付款，姑娘坚決不收。推让了一阵，雷思明说：“好吧，我收下，中午吃饭我请客。”姑娘说：“好的，这次你请我，下次我请你。”两人就这么对上了像。姑娘的父母也喜欢上他，问他愿不愿“倒插门”，他巴之不得，农场也支持。不料姑娘去求村长开结婚证明，村长问明男方是个留队就业的右派分子，把笔杆子当做惊堂木，拍在桌上一声吼：“不行！一床被子咋能盖两个阶级？”
　　
　　原是小学教师的“摘帽右派”肖东，有幸在农场附近的生产队娶到了个黄花闺女，却是个又聋又哑的文盲，被人趁虚而入多次强奸，没法道明是什么样的人！劳教队长深表同情，腾了间住房给她把爱妻搬到队里监护起来。
　　
　　原是医学院教师的何文贵，摘了帽子释放后回家做建筑工不久，又被押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年逾40岁才娶了个因受到冤死丈夫株连“下放”农村的遗孀，一年后为他生下一子，不满周岁即抛下孩子不辞而别。他的弟弟何文亮原是转业军人，笑纳了位有4个孩子的农村寡妇，最终把他拖累猝死。
　　
　　……

（五）伪造证明
　　
　　我没抢到个女坏分子做老婆，终日形只影单，苦闷惆怅。在一次假期回家探望母亲时，邂逅10多年未谋面的表妹。她父亲是我母亲的胞弟，1957年因为右派言论加上曾经当过国民党县长的警卫队长，被打为“双皮老虎”判刑15年。表妹在军队医院当护士，年轻貌美，在男人堆里如“众星拱月”般被追逐，却因受父亲株连，24岁尚“待字闺中”，最后被勒令退职回家闲居。她母亲急于为她择婿，劳改犯的女儿不敢高攀，只能在普通工人中物色，可她谁都看不上。我每月放假回家都陪伴她或聊天、或逛公园、或看电影，纯属排遣孤独和寂寞。我俩都知道直系血亲不能婚配，谁都没往这方面想过。
　　
　　她母亲最后为她选定了个上无父母，下无弟妹的电机厂工人，被她拒绝后，用挑水扁担打了她。她一气之下，搬到我家与我母亲同住。她母亲认定是我母亲别有用心，从中捣鬼，纠集了一班人破门而入，骂她“骚不得把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砸烂我家的许多器物不解恨，又打了她一顿，反而坚定了她不再回家的决心。
　　
　　之后不久，我从劳教农场释放回来，与她同住在一间12平方的斗室里，一则是我存心报复她母亲；二则怨女旷夫，干柴烈火，导致她怀了孕。第一个悲剧的“结晶”做了流产手术，第二个因疤痕子宫且己6个月，非生下来不可，必须尽快结婚。
　　
　　表妹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在她母亲的阻挠下，拒绝出具证明给她与我登记结婚。情急之中，我斗胆包天，干了一桩欺骗居民委员会的坏事……
　　
　　我居住地的街道居民委员会，第一任主委即我母亲。现任的主委与我母亲是故旧好友，对我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不但不把我当阶级敌人看待，而且比较关心我。有天婉言对我说：“现在，国内外反动派很嚣张，互相勾结，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让全国人民回到旧社会吃二茬苦，遭二遍罪！你可要小小心心做人，千万千万莫被阶级敌人利用……”
　　
　　我推心置腹回答说：“赵主委，您是知道的，旧社会的警察，解放后都列为杂牌特务，不是劳改就是劳教。我当警察这些年，抓过不少人，如果反革命翻了天，或是国民党打了来，肯定也会把我当做共产党的特务抓起来清算。所以，我只会希望共产党永远强大，社会主义永远坚固，绝对不会被阶级敌人利用。”
　　
　　赵主委相信我说的话，我说的也确实是真心话。时至今日，我已是来日不多的耄耋老人，更希望国家政通人和，社会平稳安定。一有风吹草动便惴惴不安，害怕失去微薄的退休工资而成为冻死骨。
　　
　　赵主委有时叫我帮她写标浯，出黑板扳，造花名册，我都尽心尽力使她满意。我对她从无所求，此时欺骗她说，我要与一个农村姑娘结婚，请她给个证明去登记。她高兴地说：“好啊，赶快写了来我盖章给你。”
　　
　　我找了张厚实光滑的纸，用纤细的毛笔和掺了水的墨汁写好证明，请赵主委盖好章后，细心洗净字迹晾干后，重新写上我与表妹两人的名字，轻而易举地骗到了结婚证。
　　
　　骗局酿成品尝不完的苦酒，结婚拉开了悲剧的序幕：生活艰辛加上“臭味不相投”，引发一丘之貉的家庭“烽烟四起，战火纷纷”……；夫妻血缘太近，把不幸传给了下一代……；“牛鬼蛇神臭婆娘”的封号，使她追悔错把鲜花插在狗屎上……。虽然后来我被“改正”，她“混进”了脚踏三轮车服务处卖票，有了安定的衣食来源，终因摔碎的破镜裂痕多，豆腐渣垒起的围城太脆弱，没奈何东飞佰劳西飞燕，晚年各自形影相吊度残生。
　　
　　我没有在劳教农场抢到个女坏分子作老婆，抱憾终生！

博讯螺杆

一位退休警察的忏悔录和真实回忆录（五）


（一）与官无缘
　　
　　皇天开恩，后土垂怜，我终于在被打为右派分子21年后得到“改正”，一扫贱民阴影，回到公安分局，依旧在刑侦队当警察。
　　
　　我十分珍惜这个死而复生的机遇，小心翼翼，谨言慎行，一方面没日没夜拼命工作，希望有所建树；一方面处处巴结讨好领导，希望得到领导的垂青，赏我个股长、所长、队长之类的官职。
　　
　　我最想当官，对股长、队长、所长这样的小官也苦苦企盼，梦寐以求。蹉跎了大半辈子，提炼出一大人生感悟：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
　　
　　少年时期，从一些课外读物中得知，几千年来，寒窗苦读的炎黄子孙们，孜孜以求的，无一不是蟾宫折桂，做官为宦。一旦当了官，“出则乘轿舆，入则高坐，堂上一呼，而下百喏，见者侧目而视、侧足而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因此上学读书十分勤奋刻苦，考试成绩科科优秀。成年后跻身公门，这才发现：做官不一定饱读诗书，德才兼备，只要得到上司的青睐，抑或“朝中有人”，就有官可做。一旦做了官，德与才就顺理成章，一蹴而就，并且水涨船高，升到哪一级就具有哪一级的政治水平、理论水平乃至文化水平和书法水平。并且干什么都不必亲自动手，只需口头指示或在请示报告文件上签上大名，便可成功成仁。讲话稿有人代拟，做报告哪怕是胡话、屁话，都有人洗耳恭听，遵旨照办……
　　
　　我或许就是命犯华盖，从“改正”到退休，竭尽全力，都未捞到一官半职，终其一生，仅在劳教农场当了两年多的劳教小组长，领导着十五六个劳教分子，白天指挥他们劳动改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放高产卫星；晚上领导他们政治学习，批判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认罪服法，改恶从善。我对江大组长竭力巴结奉承，尊称“组座”，我领导的这16个部下也巴结奉承我，尊称“组座”。
　　
　　劳教小组长虽然谈不上是“官”，却也实实在在尝到一点“官”的滋味。深感小如芥末的官，也大有好处，切莫嫌弃。

（二）投标
　　
　　我一方面积极争取入党做官；一方面又与江大组长密切往来，帮他干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
　　
　　江大组长已今非昔比，在风云际会的改革开放年代交上好运，逐步成了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总经理，我当然刮目相看，不再称呼他江大组长而尊称“江总”。
　　
　　江总经常宴请他的关系户，每宴都把我招去陪饮，每次招我都嘱咐：“莫忘了穿着虎皮来。”他说的“虎皮”指的是警服。每次他都向客人介绍我是“公安局的领导”，但不说是什么职务的领导，我则默不作声。客人看我年纪不轻，警服笔挺，正襟危坐，都相信我是位领导，敬烟敬酒，热情洋溢，我因此再次尝到当官的滋味！
　　
　　江总宴请的客人，都是握有实权，位居主任、处长、局长之类的官。我因为自己当不上官就十分痛恨官，表面上对他们毕恭毕敬，肚子里却把他们骂为官场痞子，政治流氓；骂他们衣冠楚楚，灵魂肮脏，道貌岸然，狼心狗肺。但是，尽管憎恶他们，却因为能吃上平时不敢问津的美味佳肴，是以每召必至，与他们觥筹交错，打浑逗趣，说一些荤段子。他们会在半醉时，透露一些政坛秘闻和高层领导的隐私……。他们有时破口大骂他们的顶头上司“蠢才”、“笨猪”、“不学无术”……。他们并不满足现有的职务，有的叹息自己10多年原地踏步，再怎么努力也上不去；有的埋怨上司有眼无珠，提拔重用的人，哪方面也不如他；有的发牢骚说现在的干部制度不如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任人唯亲现像与任何封建王朝相比，过之而无不及……。
　　
　　我有时也成为他们的利用的对像。
　　
　　被江总称为“两张嘴”的吕处长有天打电话给我：“老兄，今晚我请你吃野味，一定赏光哟。”
　　
　　我一口回绝：“谢谢啦！谢谢啦！你们自便吧。”
　　
　　江总经常请他们吃野味，所谓的“野味”就是三陪小姐，他们无不欣然笑纳。
　　
　　吕处长是一所大学后勤管理处和基建中心的实权人物。年初，江总从计委一位官员打来的电话中确切得知，该大学获准建造一幢教学实验大楼的批文已经下达，立即找到吕处长，要求承包这项工程。
　　
　　吕处长正在办公室翻看文件，神态高傲，良久才抬起眼皮觑着他说：“你消息蛮灵通嘛！”江总胁肩谄笑：“是有点，是有点。”吕处长没问他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向门口摆了摆头：“你留个电话给那个女同志，我们招标时通知你来竞标。”
　　
　　江总把他遭冷遇的情况对我描述了一遍后说：“不送上份重礼，绝对中不了标，今晚先送他20万元。你陪我去，莫穿虎皮，他要问就说是公司的副经理。”
　　
　　我说：“就这么大大咧咧送去？不采取点手段，万一人家不收，反而把事情搞砸了！”
　　
　　他满不在乎：“我从来都是明来明去送，从来都没有哪个王八蛋不收。”
　　
　　20万元现金装在个纸箱里用胶带纸封好，当晚8时驾车去到学校教职工宿舍，吕处长知名度很高，我俩轻而易举就找到他家里。他不在家，他的夫人看到我俩抬进屋里的纸箱，一脸正气地问：“什么东西？我们家从来不收任何人的礼品。”江总刹那间愣住了，不知所措，我急忙说：“不是礼品，是几个芒果。我们农场自己种的，今天早上送来10多箱，分送给亲朋好友尝尝鲜。”
　　
　　江总回过神来，掏出张名片放在纸箱上说：“我们还要去送别的老师，不打扰了。”边说边与我急急忙忙告辞出来。
　　
　　第二天上午，江总接到吕处长的电话，口气十分严厉：“快来把你的钱拿回去，我不是那种人！哪天竞标会通知你，用不着来这一手。”
　　
　　江总怅然若失对我说：“你分析分析，他是不是嫌少？”
　　
　　我说：“他恐怕不缺钱。你看他的住房，装修得金碧辉煌；她老婆浑身上下珠光珠宝气，手指戴的钻戒你可看到，贵重得很呢！”
　　
　　“哪咋办？几千万元的工程，弄不到手太可惜！”
　　
　　我想了想说：“糖弹不管用就用肉弹，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
　　
　　江总沉思了片刻说：“只有走这条道了，只是他老婆很漂亮的，恐怕他不吃这一套。”
　　
　　我说：“未必，这跟天天吃山珍海味一样，吃多了会倒胃口，想吃点青莱萝卜调剂一下，你不妨试试。”
　　
　　江总接受了我的建议：“那又用什么办法使他吃上呢？”
　　
　　我俩商量了许多，决定由江总打电话给他：“吕处长，那点小意思是李副省长的大公子孝敬你的。他是我们公司的大股东，我只是名誉上的法人代表，帮他跑跑腿。你多时有空，他请你去天香风情园吃顿便饭。”
　　
　　江总完全是扯谎，他的公司规模不大，根本巴结不上李副省长的大公子，闻其名而未谋其面。
　　
　　李副省长分管文教卫生，吕处长负责造建的教学实验大楼，也许就是李副省长审批拨给的经费，他对李副省长的大公子不敢不买帐，毫不犹豫，答应第二天下午7时去“吃便饭”。
　　
　　天香风情园距市区20多公里，依山傍水，幽雅静谧，住宿、餐饮、娱乐、桑拿，游泳一应俱全。女服务员一个个都很年轻靓丽，可陪饮、陪歌、陪舞、陪浴、陪宿，按姿色气质分等级论价。江总第二天打早便亲去预订了包间，精心挑了两个顶级五陪女郎，下午6时与他在大门口恭迎吕处长光临，再三嘱咐两美女一定要把客人陪上床，事成之后额外奖赏。
　　
　　吕处长准时到来，在包间入座后，兴致勃勃与两美女聊天品茶，良久才想起来问李大公子咋还不来？江总说：“他是集团公事老总，事情多，我打个电话催催。”
　　
　　江总当着他的面拔通我的手机：“喂！李总，你多时来？吕处长都等了半天啦！”我回答说：“代向吕处长道歉，正跟外商谈高尔夫球场投资问题，一时抽不开身，今晚就失陪了，改天谢罪。”
　　
　　第二天中午，我一下班就匆匆找到江总，迫不及待问他肉弹成功没有？他两眼笑得眯成一条缝：“成啦！这个王八蛋是个色鬼，见了两个美女就他妈昏头转向，根本不在乎李大公子来不来。我看那两个婊子没灌多少黄汤，他就假装喝醉，乖乖上了床。”
　　
　　我叹息说：“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江总打断我的话：“什么英雄？狗熊！都他妈的伪君子！”
　　
　　我俩正议论时，吕处长打来电话：“老江，你手段不赖呀，把我给拉下水了。我这个人，多喝一口就醉，一醉就稀里糊涂。”
　　
　　江总亲切地说：“吕处长千万莫多心，我根本没这个意思，是李大公子叫我好好招待你，我不知道咋招待才好。再说呢，人生一世，草长一春，今朝有酒今朝醉，谁也保不住明天还有吃有喝。逢场作戏吃点野味，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算啦！算啦！过去的事就不说啦。”吕处长并不气恼，“下星期一上午9时你来竞标，该谁中就让谁中，我绝不循私。”

（三）吃野味
　　
　　江总顺利中标后，又一次宴请吕处长，我参与“便饭”认识了他，45岁光景，五官端正，鼻架无框眼镜，风度斯文，不是我想像的那种肥头大耳，腆着个将军肚的贪官形像。他以为我也是江总请来吃“野味”的，席间谈笑风生，无拘无束。
　　
　　酒至半酣，江总问他：“吕处长，这里的野味不赖吧？”
　　
　　吕处长不吱声，挟了箸蹄筋塞进嘴里点点头。
　　
　　江总说：“今晚换换口味吧。”
　　
　　吕处长不回答，也未点头，呷了口酒说：“其实，野味这种东西，古已有之，最早叫女乐倡优，后来称乐伎、粉头、青楼女子、烟花女子，都能歌善舞，有的能诗会画。著名于世的赵飞燕、貂婵、薛涛、李师师、李香君、董小宛、陈圆圆都是这种人，素质很高呢。”、
　　
　　江总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无言以对，我急忙附合说：“是的、是的，就连秦始皇的亲娘也是这种人。”
　　
　　吕处长接着说：“封建社会的达官显贵，骚人墨客，很多人都经常去民间的勾栏院或官办的教坊寻欢作乐，不但不会被谴责，还引为时尚呢。就连贵为天子的宋徽宗赵佶、明武宗朱厚照和同治皇帝载淳，三宫六院美女如云，还要去民间吃野味！自古名士皆风流，唐朝的大诗人，大文学家白居易、韦应物、刘锡禹、韩愈、李绅还把野味买到家里养了起来。三国时代的曹操攻打张绣时还忘不了吃野味，他侄子把张绣的婶娘当做野味送给他，结果惹恼了本已投降的张绣，夜袭曹营，差点要了他的老命。明代的正德状元杨升庵，被罢了官贬到云南永昌，还继续找野味吃。”
　　
　　江总插话说：“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吃野味。”
　　
　　“不、不、不。他吃的是另一种野味，机要秘书、文工团员……”吕处长讲了一些传闻后说，“伟大领袖也是人，人嘛，除了白痴，都有七情六欲，偶而吃点野味，不足为怪。”
　　
　　我心里暗骂“这个王八蛋是在为他自己开脱”，嘴上却恭维说：“吕处长知识渊博，我和江总长了不少见识。”
　　
　　江总真是长了见识，体验到肉弹比糖弹更具威力，盘下了一家饭店，楼下招待工商、税务、城管、环保等部门的执法人员白吃白喝，兼对外营业；楼上装修成集用餐、跳舞、沐浴、按摩、住宿为一体的套房，幽雅温馨，专用来与实权人物联络感情，攻关制胜。他指着入口处的月宫门对我说：“现在时兴在门两边挂副对联，你帮我好好想一副。”
　　
　　我冥思苦想了许久，从一本旧小说里得到启发，帮他想的是：
　　
　　袖里乾坤短，饭还得吃。
　　
　　壶中日月长，酒切莫醉。
　　
　　他不明白上两句的意思，我解释说，“袖里乾坤”指的是官场上互相算计的窝里斗，“壶中日月”就是喝酒。他不满意下联，要我改为“野味必须吃，美酒一定醉”。我坚决反对说，这两句话又浅薄，又露骨。况且，你这个小饭馆敢用野味陪客？我虽是警察，但无职无权，当不了你的保护伞。他说当不了保护伞，通风报信总可以吧？我说这也办不到，公安机关部门多，各司其职，扫黄都是突然袭击，除非你有什么神通把我调到这个地区的公安分局当治安队长。他问我认不认识治安队长，介绍给他交个朋友。我说不认识，认识也不敢介绍，万一他是个正人君子，我俩都背时倒霉！我建议他，若要用“野味”攻关，还是去天香风情园稳妥，天香风情园有过硬的保护伞。他不接受，说花费太大，坚持自力更生……。
　　
　　争辩到最后，决定下联改为“三餐佳肴务必尽兴，一杯薄酒岂能消愁”。他忿忿地说：“你们这些王八蛋警察，去背街小巷的发廊、按摩室抓卖淫嫖娼蛮积极，图的是罚款装腰包，对那些大饭店、大宾馆的五陪就他妈的睁只眼，闭只眼。”

（四）退钱
　　
　　吕处长打电话请我吃野味，我一口回绝，他说：“老兄莫误会，我请你吃的是正儿八经的野味，娃娃鱼、穿山甲、长颈鹅海陆空三道菜，很难得吃到的，我已经预定好了，钱都给了，不吃白不吃。下午7点我开车来接你，一定赏光。我还有要事相求呢。”
　　
　　他说的海陆空三道菜，我垂涎已久，毫不犹豫答应了。去的地方是一家星级饭店，包间里只有我和他两人吃喝，没有服务员侍候。我问他有什么要事，他叹了口气说：“我那个独生儿子太不争气，卷进了一个流氓团伙，前天被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抓了关起来，把他奶奶急得心脏病发作，血压一下升到190，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老江告诉我你是警察，指点我求你帮一把。”
　　
　　我问他要我帮什么？他说先打听一下问题严不严重，会如何处置。
　　
　　我满口答应。市公安局每天都有一份全市的《治安情况简报》呈送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分发各科、室、队及各派出所，谁都可以轻易看到。我第二天就从《筒报》上得知，他儿子是这个流氓团伙的二头目，他们多次进行高智能盗窃犯罪活动，让刑侦队的“福尔摩斯”伤透了脑筋！他们多次绑架下夜班的年轻妇女，用胶带纸蒙住眼晴和嘴巴挟持到僻静处轮奸……。月初，一个受害女工在被轮奸中，觉察其中一个是自己的亲弟弟，抓破了他的后颈，这才把这个流氓团伙彻底暴露了。
　　
　　我故意拖了一个星期才告诉吕处长：“哎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听清楚，你儿子的问题十分严重，他已年满16岁，不判刑也要送少年犯管教所。”
　　
　　吕处长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个旅行包放在我的面前说：“这里有8万元钱，请你帮我向刑侦队长疏通一下，能不能从轻发落。我儿子正在上学，无论判刑或劳教，他这一生就彻底完了。本来准备了10万元，老婆说10万的谐音是失望，不吉利，所以只带来8万。如果钱不够或其他方面还需要钱，我再凑给。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会重谢你的。”
　　
　　我回答说：“放心，刑侦队长与我熟悉得很呢，一定尽力”。他殷勤地不断给我斟酒挟菜，闲谈中突然问我：“老江常请别人吃野味，他从来不吃，是不是气管炎？”
　　
　　“不是妻管严。”我告他，江总的老婆是财经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就在他的公司兼管财会，不但学历高，人也长得好。他呢，只有小学文化，脸模样又难看，三角眼，厚嘴巴，与老婆很不般配。他说他已经是‘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不能再对不起人家。
　　
　　“哦，难得！难得！”吕处长连声赞叹。此时，他有些醉意了，趁着酒兴问我：“你呢？”
　　
　　“我嘛，严重男科病，性功能完全丧失，等同于太监。”
　　
　　吕处长不相信我的话，笑了笑说：“盲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即便太监也不可能面对美女无动于衷。”
　　
　　我也有三分醉意：“实话对你说，我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吃了21年的苦头，一言难尽哪！人生有几个21年？如今仍心有余悸，害怕再有个三长两短，丢了饭碗，连累老婆孩子。”
　　
　　吕处长是反右斗争后出生的，或许出于对那场政治运动不甚了了，他不问我为些什么问题被打为右派分子，也不对我的不幸表示丁点同情，愣了愣说：“这样吧，明年春节我请你去泰国旅游。泰国的红灯区是政府允许的性服务市场，野味随意吃，小姐们都定期检查身体，安全得很呢。”
　　
　　我问他是不是已经去过泰国了，他不作答，却把话题插开说：“我听许多人批评你们警察‘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可有这种事？”
　　
　　我回答说：“绝对有。警察队伍庞大又分散，接触的都是社会阴暗面，面广又有特权，久在海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不过，只是少数人。”
　　
　　“少数人？”吕处长摇了摇头，“不见得吧！据我所知，警察队伍中，利用特权，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人，绝非少数……”他列举了一些报刊上披露的事件后说，“警察维护社会治安，好事做尽；以权牟私，坏事干绝，既得民心又失民心，是个典型的矛盾群体。”
　　
　　我无言以对，他接着说：“平心而论，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四海翻腾阿堵物，五洲震荡孔方兄，连那些位尊禄厚的高官也干坏事，何况你们警察，不能苛责的呀！”
　　
　　我把8万元钱拎回家，彻夜不能入眠！我一生人从未拥有过这么多钱，现在太需要钱。我一家6口（两夫妻、两女儿，一女婿，一孙女）拥挤在不到60平方米的住房里，十分渴望再买一套；小女儿没工作，又身带残疾，也需要钱做点小本生意。我叹息自己不是刑侦队长，不能得到这笔钱！叹息自已与刑侦队长毫无交情，帮不上吕处长的忙，得不到他的酬谢！
　　
　　叹息良久，邪念顿生，打算对吕处长谎称这笔钱已交给了刑侦队长，刑侦队长答应帮忙。分析他不会不相信，倘若他儿子被判刑，他不至于因未遂愿而要求退还。倘若他要求退还，我就说刑侦队长耍赖不退，他是不敢自己去索要的，况且这是老江送给他的不义之财。倘若他儿子送去少年犯管教所，那就最理想了，我就说，本来是要移交检察院起诉判刑的，是刑侦队长帮的忙才从轻发落，让他再酬谢我一笔，反正他钱多，来得又容易。转念一想，倘若这事不按自己分析的情况发展，他另辟蹊径找到刑侦队长，或举报到纪委，拆穿西洋镜，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诈骗犯，偷鸡不成蚀把米，风险太大！再回顾自己一生，厄运总是如影随形，从未碰到过一椿好事，决定还是不冒这个险。
　　
　　两天后，我把钱退赔给吕处长说：“非常遗憾，案子已经侦查终结，移交给预审处，刑侦队长插不了手。预审处长跟我也是多年的老同事，关系很好，什么话都说得上，他愿意帮忙但不敢帮，因为不久前，出入境管理处的张科长帮一个人移居加拿大，这人过河拆桥，去到加拿大后，一封举报信让张科长倒了大霉，锒铛入狱。”
　　
　　吕处长相信了我的谎言，十分着急，我给他出了三点主意：一、设法把儿子的年龄改小两个月，不满16周岁就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二、设法让医院出具一份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证明，也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三、案子即将移送检察院，设法让经办的检察官做出不予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决定。
　　
　　吕处长采纳了我的主意，但我一点也帮不上忙。

（五）手长律师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吕处长的忙未帮上，却帮上了一个名叫刘家俊的建筑包工头的忙，打赢了一场房产纠纷官司。
　　
　　刘家俊与江总是多年的合作伙伴，江总承包到的工程，无论规模大小，都转包一部分给刘家俊，刘家俊也投桃报李，豆剖瓜分，两人十分友好投缘。
　　
　　江总得知刘家俊打官司，对我说：“你帮他找个律师，打赢官司我叫他重重谢你！”
　　
　　我说：“律师遍街都是，何必要我去找？”
　　
　　他说：“不是一般的律师，要很厉害的。”
　　
　　我问他：“怎么厉害法？”
　　
　　他想了想说：“就是嘴馋、手长的那种律师。”
　　
　　“什么嘴馋、手长？”我一时糊涂，不明其意。
　　
　　“这都不懂！”江总解释说：“嘴馋就是吃了被告又吃原告，手长就是能把法官拉下水去。”
　　
　　刘家俊的祖父在城区繁华地段遗留有一幢土木结构的小院，300多平方米，“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为了与资产阶级决裂，当上纯粹的无产阶级，刘家俊的母亲朱丽华（丈夫已在狱中自杀身亡）把小院拱手上交给房地产管理局，成了国有公房，每月按价向房管所缴纳租金，1980年“落实政策”又回归私有，居住至今已是破败不堪，只能免强栖身。适逢城市改造，列入拆迁范围，有关部门补偿给4套标准新居，朱丽华年迈体弱又目不识丁，一切手续都由刘家俊去办理。刘家俊有一子三女，在向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产权证时，4套新居分别申报在其子女名下，剥夺了母亲及弟妹的合法权益。朱丽华与刘家俊争辩，被刘家俊打伤手腕，一气之下，请了个老律师把儿子告上法庭。刘家俊慌了手脚，急于找个“厉害”律师应诉，江总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我找到的“厉害”律师原名魏自强，“文化大革命”时期改名魏向红，与我同住在一个院子里。那时，他是位“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小将，停课闹革命，带领着全班同学批斗校长、老师，上街宣传毛泽东思想、抄家扫四旧……十分积极活跃，同学们称他“头领”，我称他“司令官”，他很高兴。
　　
　　院子里有两个“黑五类”分子，一个是我，劳教释放的右派；另一个是被居民小组长骂为“地主婆”的老妪，丈夫解放后被镇压。
　　
　　“地主婆”73岁，一双脚小得像两只粽子，独自居住，终日足不出户，不言不语，有个儿子每月一次来为她买媒、买米、留下10多元菜钱就匆匆走了，从无任何人来看望她，很孤独可怜的，却常常被居民小组长施荣华欺负辱骂。
　　
　　我对任何人都毕恭毕敬，客客气气。对施荣华分外巴结讨好，积极主动帮她劈柴、糊炉子、修家具、搬蜂窝煤。她传达居民委员会的指示，命令各家各户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号召，在卧床下面挖防空壕。院里6户人家都拖延观望，唯有我立马动手，挖好之后，施荣华报告居民委会，把我树为“觉悟高”的典型，表扬了我，号召院里的人家向我学刁。后来，为了进一步讨好施荣华，我又帮着施荣华把“地主婆”撵到老家农村，帮着她占领了“地主婆”那间12平方米的屋子。
　　
　　施荣华对我另眼看待，在驱赶“黑五类”分子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期间，我在江大组长掩护下躲藏在矿山上打工，偶然回家，谎称己被市政建筑公司下放去了农村的建筑队，她并不深究，而且按我的谎言报告居民委员会，我因此躲过一劫。
　　
　　“地主婆”被撵到农村后不久就死了，死后尸体腐烂发臭才被发现！我对施荣华的庇护感恩载德；对“地主婆”之死却从未内疚悔恨过。
　　
　　魏向红也对我另眼相待，叫我为他的红卫兵组织起个响亮好听的名称，我伤透了恼筋，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里摘起了“金猴”、“伏虎”、“云水怒”、“风雷激”、“主沉浮”、“从头越”、“千钧棒”、“缚苍龙”、“全无敌”等又好听又深刻的名称，都被别的红卫兵组织抢了先，最后勉强确定为“火眼金睛战斗队”。他妹妹魏永红也是个“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大串连时，为不与男生混合同行，另起炉灶成立女生战斗队，我也只能帮她起了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名称，长长一串字绣在红旗上，很是累赘。
　　
　　魏向红在抄家扫四旧时，焚烧了除毛泽东、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红岩》、《红旗谱》、《红旗飘飘》之外的一切书籍字画；砸烂花瓶、盆景、鸟笼、金鱼缸等类的“资产阶级玩意儿”。他常常把一些小东西藏在身上带回家来，我发现的是一块缀着根链子的金黄色怀表和一个绿白相间、维妙维肖的玉青蛙。一次，他拿回来一沓画片给我看，画片比扑克牌小一些，画的是《水浒》、《聊斋》、《西游记》中的人物，我告诉他这是解放前装在一些香烟里盒的赠品，俗称“洋画”，没多大价值，最有价值的是古画，烧了可惜，建议他“没收”了保存起来。后来得知他要去北郊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扫荡寺庙里的“封建迷信”，我告诉他，听说寺庙塑菩萨时，为了使菩萨灵验，有求必应，都要在菩萨肚里装进了金心银肝。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我到这个风景区附近的一家工厂打工，看到寺庙里的泥菩萨都被砍掉了头颅，挖空了肚子，想来就是魏向红听了我的话后造的反，不知他是否挖出了金心银肝。去年，听说他在古玩市场上拍卖了两件东西的钱，足够买幢小别墅。
　　
　　魏向红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的锤炼，在恢复高考的机遇中，首批成为政法专业的大学生；在1984年国家实行律师制度后又成了首批专业律师。多年来，他在金钱与法律交叉的战场上模爬滚打，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精明干练，手眼通天。我把他推荐给刘家俊，两人谈妥由刘家俊拿出20万元给他，他包打赢这场官司。我不知道他用些什么手段，中级人民法院居然判决刘家俊胜诉。朱丽华上诉到省高级人民法院，高院进行庭外调解，让刘家俊为朱丽华买一台电视机、一个墓穴，4套往房仍归刘家俊所有。
　　
　　刘家俊后来透露，魏向红把朱丽华请的老律师也收买了为其效力，我从此对法官和律师抱有很深的偏见：现实生活中最卑劣丑恶的牛鬼蛇神！

博讯螺杆

一位退休警察的忏悔录和真实回忆录（六）

（一）主任编辑
　　
　　我1957年7月报考带薪入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不幸被公安分局扣下录取入学通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押送劳教农场改造，失去了遗憾终生的镀金机会，21年后却与新闻结缘，充任法制类报刊的编辑，长达23个春秋。
　　
　　我一无学历，二无文凭，之所以长期充任编辑，并获得“主任编辑”职称，纯属意外。
　　
　　1979年，由于党和政府的宽恕和仁慈，给右派分子“改正”机会，幸存于世的右派分子得以从炼狱升入天堂，返回到原来的供职单位，我因此由社会渣滓摇身一变，又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公安分局体制依旧，只是警察队伍更加纯洁，绝大部份是来自农村的贫下中农和军队的转业官兵，根正苗红，阶级成份优秀，只是文化水平较低，高中以上学历的寥寥如凤毛麟角，能向报刊写新闻稿的则只有我一个。
　　
　　我经常向报刊写各种稿件，主要目的是为42元的月薪加点码，添补家用，却意外得到个“笔杆子”的外号，一年后由刑侦队调到办公室做文秘工作，免除了侦查破案的艰辛和破不了案的苦恼。在办公室写稿的机会多，见诸报刊也多，后来由于两篇针砭时弊的稿件遭到一家宣传部门的批判和省律师协会的声讨，意外地出了名。
　　
　　1984年，各省公安机关按国家公安部要求，纷纷创办公安报刊，开展公安宣传，我徒具虚名，滥竽充数，从此成了一家公安报刊的专职编辑。1994年蒙省新闻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错爱，评为“主任编辑”。1996年，各省公安报刊奉命撤销，我因开罪于领导，不承认高评委评给我的职称，退休工资900多元，生活困难，不得不凭借省人事厅颁发的职称证书，先后在两家报社和一家杂志社打工，直到2007年才“解甲归田”，以每月1917元的养老金苟延残生。
　　
　　（二）胜任
　　
　　我一无学历，二无文凭，居然得到“编辑”头衔，从事“喉舌”专业，无疑是滥竽充数，但我却心安理得，处之泰然。只因我所共事的编辑，绝大部份人都是平日能写点通讯报道之类的小文章，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充任的，没有一个受到过系统的专业培训，且学历不高，有的只是初中，少数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恢复高考时，轻易得如俯首拾芥被录取的大学生。他们的文字功底和知识面，可想而知十分有限，编辑工作只能入乡随乡，依样画葫芦，来稿写得好就“编”得好，来稿写得差就“编”得差，报刊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能写稿不等于能编稿，能写稿的人当记者尚可，写得不妥之处，编辑给予斧正，当编辑就未必胜任。这点常识，领导并不明白，导致编辑队素质不高，也就势在必然了。
　　
　　主编和副主编都是上级任命的，他们的长处仅只是被领导“看中”，并非德才超人，出类拔萃。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审核稿件是否违背宣传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决定该不该刊登面世。至于稿件中的错字、别字、病句、生造词以及知识性的谬误和差错，他（她）们整天忙于广结善缘，以权谋私，既无功夫，也无功底纠正，因而每期印刷发行后，都会被他人挑出许多毛病。
　　
　　其实，宣传工作的大政方针，哪个编辑都能切实把握，任谁也不会离经叛道，编发有损形象和声誉的稿件，更不会编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稿件。从这一准则看来，编辑们个个称职，不辱使命，我当然不例外。
　　
　　1989年首都天安门“6•4”事件期间，我积极撰文，严厉谴责学生的“反革命”行为，坚决拥护党中央“制止动乱的英明措施”。有篇声讨檄文由于铅字排版工人疏忽大意，把“动乱”一词颠倒为“乱动”，印刷出版后才发现，立即全部销毁重印，给报社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在例行的学习会上，编辑诸君无不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制止动乱的英明措施……。我的表态发自肺腑，言之凿凿：“我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成长于解放战争时期，从1950年到1979年，生活于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的各种政治运动中！人生的三分之二都在动乱中度过，心有余悸，害怕任何动乱的再度发生；害怕失去目前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害怕反革命政党上台，把我这个从业几十年的警察作为共产党的特务投入监狱……。所以，我衷心拥护党中央采取的断然措施，制止动乱；衷心希望共产党的领导坚如磐石，稳如泰山，万古长存。”
　　
　　有人说我没上过一天大学，当编辑是“滥竽充数”不够格。我则信心十足，毫不自卑。因为我发现有的全国性报刊经常出现一些语法、修辞、逻辑和文字、标点方面的差错和谬误……。有家省级大报在报道一桩传闻四起，不得不公诸于世的女记者杀害丈夫事件时，大标题赫然拟为《女记者弑夫记》！我寻思诺大个报社，人才济济，何以没人知道，以下犯上的臣杀君、子杀父才称为“弑”。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妻杀夫也可称为“弑”，然而，如今可是夫妻平等的时代呀！我从此认定“编辑”这个行当并非高不可攀，别人当得，我也当得。
　　
　　（三）奉承
　　
　　我一无学历、二无文凭，之所以能在“编辑”这个岗位上滥竽充数，厮混了20多年，原因之一是善于巴结讨好领导。凭借几十年的切身体验和冷眼旁观，我片面认为，官场之中，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实际上是传承了几千年、雷打不动的“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局长是科长的主子，科长是科员的主子。反之，科员是科长的奴才，科长是局长的奴才。由于奴才的升与降、荣与辱、贵与贱甚至生与死，往往都取决于主子的裁判，是故，主子对奴才总是一言九鼎，发蒙振聩，颐指气使；奴才对主子总是卑躬屈膝，俯首贴耳，乃至唾面自干。于是为自已立下一条铁规：对任何一级领导，都只能百般巴结讨好，万万不能忤逆不孝，更不能抵触开罪。
　　
　　编辑部每年暑期都有一些文科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来实习，他们尊称我“老师”，我除了指导他们写稿、编稿外，还灌输一些灰色的人生观，对他们说，无论在任何单位，任何部门就业，都必须牢记：千万不要得罪你的上级领导，知识、才干是次要的，巴结讨好上级领导最为首要，只要得到上级领导的欢心，一生人就受用不尽了。这可是一门前途无量的学问，切不可掉从轻心……。
　　
　　我对主编们的引领指导，总是百依百顺，唯命是从，说一不二，从不与他们顶撞，从不提任何有悖他们意志的意见。他（她）们为了彰显领导者的职能和才干，有时会在编好的稿件上随心所欲地涂改一通，往往被腰斩得下文不接上文，或改得词不达意，牛头不对马唇……。我从不与他们争辩，只在校样时时偷偷改了过来。他们在审阅清样时，只是匆匆看一看版样和大标题，我的偷改也就很容易蒙混过去。
　　
　　有人总结历代帝王诛杀开国元勋的范例，对奴才们敲响了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功高盖主，必遭杀身之祸！”以此类推，任何单位，任何部门的奴才，只可年龄盖过主子，倘若才干盖过主子，虽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但潜在的仕途危机将会伴随终生！我因此对主编们把“踹了造假黑窝”的“踹”改为“端”，把“用绳子从楼顶缒下”的“缒”改为“坠”，把“绾起手袖”的“绾”改为“挽”……，把“假货”改为“赝货”，把“复制”改为“克隆”，把“回顾”改为“回眸”，把“印像”改为“映象”，把“美女”改为“美眉”……等类完全没有必要的改动，为避免伤害他们的尊严，不但不敢指出来，有时反而称赞他们妙笔生花，一字千金……。
　　
（四）乖巧
　　
　　我一无学历，二无文凭，却深得主编们的赏识和器重，另一层原因是我不通业务通世故，没有才气有乖巧……。
　　
　　宣传报道领导的各种活动，颂扬领导的各种政绩，把领导的讲话和指示刊登在卷首或头版显要位置，是新闻报刊天经地义，责无旁贷的一大功能，主编们谁都不敢掉以轻心，无不全力以赴，使之尽善尽美。我的世故和乖巧却让主编们刮目相看，让编辑同仁自愧不如！
　　
　　最为得意，最为沾沾自喜的一桩是初任一家法制月刊的责任编辑时，恰逢这家单位的最高领导走马换将，又适逢“6•26国际禁毒日”的大力宣传，我灵机一动，在卷首撰一篇社论，署上新领导的名字。月刊出版后不久的一天上午，我刚进办公室坐下，主编就满面春风走了来对我说：“老麻呀，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主编是位三分姿色，七分打扮的中年妇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才能平平，却长袖善舞，手眼通天，挤走了前任主编，取而代之成为正处级干部后，居然在全国整顿报刊杂志，许多公安法制类报刊被裁撤的风浪中，一枝独秀，非但未被裁撤，反而递增为半月刊，把另一半承包给别人，从中渔利。
　　
　　我帮了主编什么样的“大忙”？她没说，我也不便问，可以肯定的是，新领导绝对对她分外赏识，另眼相待。我也得到主编的青睐，成了编辑部的业务骨干。其后在2004年第8期卷首上，我又寻章摘句，七拼八凑，用《念奴娇》词牌填了一阕记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古诗词，排为二号新魏，署上新领导的姓名，字体为行楷，俨然成了新领导的大作，这又一次帮了主编的大忙。她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好处，我不得而知，但从后来她敛财的勇敢精神判断，新领导对她宠信有加，她有恃无恐。
　　
　　（五）
　　
　　给领导脸上贴金，大树特树领导的光辉形象，是我的一大乖巧，有次竟弄巧成拙，受到有识之士的质疑和嘲笑……
　　
　　那是对中越边境一次打击走私毒品，贩卖枪械的新闻报道：“……凌晨4时，总指挥一声令下，2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参战部队，乘车长驱260公里，浩浩荡荡，奔向距越南边境200公里外的一个村寨……。美国卫星监测到这一情况，顿时引起五角大楼、克林姆林宫和越南政府的一片惊慌！中国与越南关系已日趋正常，怎么突然在越南边境集结兵力？……参战部队占领了村寨外围的制高点，同时截断了该村寨与外界的一切通讯联系……”
　　
　　所谓的“参战部队”是总指挥调集的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这个村寨的一些不法分子与当地一些基层党政干部沆瀣一气，长期从境外走私毒品和收购、贩卖越战时期流失民间的枪枝弹药，谋取高额利润，同时进行杀人、抢劫、抗法等犯罪活动。总指挥经请示批准后，决定把其中20个要犯捕捉起来，绳之以法，彻底铲除这股邪恶势力。
　　
　　为昭示战斗的严峻和“参战”人员的英勇，我写得很翔实细腻：
　　
　　“小分队搭成人梯，爬上要犯马超家的围墙，占领了北面的制高点。副队长抱着炸药包把围墙炸开一个洞口，接着投进枚摧泪弹……。砰！砰！砰！马超的一梭子弹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一位中队长中弹倒地……。另一位队长用对讲机向总指挥呼叫，请求使用重型武器，总指挥派防弹车增援……。
　　
　　“抓捕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另一名要犯马兴仁的住宅后，用公安匕首一点点拨开围墙的侧门，轻脚轻手摸了进去。第二道门拨不开，搭成人梯向上爬……。3名队员冲进屋内时，哗、哗、哗一梭子弹射来，一名队员倒在血泊中！马犯用几件衣服捆成一团，浇上汽油扔进两队员隐蔽的房间，顿时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就在这一瞬间，罪恶的子弹雨点般扫来，一队员喉部、腰部多处中弹，献出了宝贵的性命；另一队员打光子弹壮烈牺牲……。罪犯负隅顽抗，最终被击毙。”
　　
　　报道引起极大的新闻效应，震惊世人！一位有识之士哈哈大笑对我说：“你这不是在领导脸上贴金，而是抹黑。请好好想想，这些罪犯的犯罪活动，都是在利益驱使下，各自偷偷摸摸，暗地进行，并非有组织地摆开架势，明目张胆与政府公开对抗，有必要半夜三更长途奔袭，大军压境吗？况且，抓捕的要犯才20个，你们却去了两千。再说，抓捕两名罪犯，除了翻墙、炸洞、撬门入室，投掷催泪弹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执法呀！想来两名罪犯不相信‘摸进’屋里的是真警察，所以才拼死反抗。后来的事实证明，改变策略，堂堂正正开展政治攻势，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兵不血刃，其余罪犯纷纷自首，主动交出毒品和枪支弹药，就连闻风逃跑的也返回来投案，根本用不着模仿电影、电视里的故事搞突然袭击。再者，小分队10多个人抓捕1名罪犯，还要呼请使用重型到器，总指挥派防弹车增援，巳是丢人现眼的了，你还把他们称为‘英雄虎胆’，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由于总指挥的蠢指挥，致使4名警察死亡，多人负伤，可他不但毫不愧疚，还让大家评选为一等功臣，把胸戴大红花的单幅照片挂在宣传柜窗内供世人瞻仰。别把读者当傻瓜，不会有几个人恭维他指挥有方，功勛盖世，尤其是4名死者的家属。”
　　
　　我对他的嘲笑不以为然，公安宣传工作的方针本来就是“以正面报道为主，大力树立人民警察的崇高形象”，执行这一方针是采编人员的天职，也是保住饭碗的要领。经常考虑的是，既不违背方针政策，又让读者“喜闻乐见”，增加发行数量。我初到编缉部滥竽充数不久，就编发了武警部队一位通讯员的报道，写的是一位少尉警官休假回家探亲时，在火车站遇到个来自西藏的盲流人员滋事行凶，少尉仗义上前制止，这人抽出一把藏刀砍来，少尉急忙拿起路边一个小贩的扁担招架，扁担破一刀砍为两截，他丢掉扁担，赤手空拳与之英勇博斗，最后将其生擒活捉。
　　
　　盲流使用的藏刀再锋利也不可能把扁担一刀砍断，而少尉警官是否有“金钟罩”、“铁布衫”的神功则只字未提，居然毫毛无损地把持刀者生擒活捉！
　　
　　这样一篇漏洞百出的通讯见诸报端后，并没有任何人提出疑问，使我茅塞顿开：原来新闻也可以造假。此后，我在组稿时，婉转告诉作者：正面报道尽可“锦上添花”，负面报道只需“蜻蜓点水”。其实，许多追逐名利的作者早就领悟了这个潜规则，无需我多费口舌。
　　
　　一位作者悟性特高，在报道一位缉毒民警的英雄事迹时，更上一层楼，把“锦上添花”提升为“无中生有”。报道的缉毒民警50多次假以贩卖者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武装贩毒团伙内部，侦破大小走私贩毒案330多起，捕捉600多人，功勋卓著，被誉为“杨子荣式”的英雄，很值得颂扬。但是，作者在通讯报道中，为了使他的事迹更富传奇色彩，更具惊险性和可读性，居然最大限度发挥想象力，编造了金三角地区的国际制贩毒组织不仅悬赏60万美元购买他的人头，还5次派杀手到中国取他的性命，他都勇敢机智，化险为夷。我亲自访问这位英雄民警，他断言根本没有这档事。这篇新闻报道后来在上海一家期刊上发表，被评选为“优秀作品”，重奖作者。
　　
　　20多年来，我编发了许多明知其假的新闻稿件，从未有读者对报道的真实性提出任何疑问，我也就无所顾忌，坚定不移执行正面报道“锦上添花”，负面报道“蜻蜓点水”的潜规则。
　　
　　所谓“蜻蜓点水”，指的是被老百姓知晓的新闻事件，不得不“点”一下。比如某县公安局刑侦队长堕落为一个盗窃团伙的帮凶，在县城里作案累累后，把一个外地打工仔抓起来屈打成招“破了案”，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罪行败露后移交法院审理时走漏风声，舆论哗然，纸包不往火，报纸不得不“点”一下？而对于那些有损警察形象的家丑：鲸吞罚没财物；受贿放走犯罪分子；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或打人致伤致死；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到歌舞厅抓舞女罚款不开收据；把一个在边境卖淫的越南妇女胁迫为摇钱树……是绝不能“点”之外扬的。
　　
　　（六）侵权
　　
　　从事喉舌工作20多年，我一方面为“锦上添花”竭尽“绵薄”之力；一方面煞费苦心为自已大捞好处：
　　
　　好处之一是取得作者的无上尊敬。作者向报刊投稿，无一不希望尽快面市，名利双收。他们对编辑总是毕恭毕敬，奴颜卑膝，以“您”相称。比我年纪大的，比我地位高的，都呼我为“老师”，我都当之无愧。他们送我礼物，请我吃喝，我也一概受之无愧。
　　
　　好处之二是常有一些企事业单位邀请报刊的记者出席他们的新闻发布会，以通讯代广告，为他们的业绩或产品做宣传。会后，除盛宴招待外，还奉送丰厚的红包和各种实物，有家省级大报的一位著名记者，一天之内奔赴三家新闻发布会，猝死在餐桌上。我供职的编辑部采编合一，没有专职记者，大多是主编亲率一二编辑前往出席，大家都争着去。天香风情园向当地公安分局捐赠10辆三轮摩托车，把电视台记者也请了去。邀请函送到编辑部时，恰好我拆封，断定馈赠不菲，顾虑主编不带我去，于是悄悄扣下，一人前往出席，独享美酒佳肴和馈赠，只把主编的一份赠品带回来给他。
　　
　　好处之三是但凡其它报刊的编辑投来的稿件，我立即与之联系，尽快编发，从而结识了一些“文友”，声应气求，互发稿件，互利互惠。对三亲六戚、好友故旧的稿件及图片，总是遵循“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官场潜规则，优先编发，尽快刊出，以博取他们的好感和谢意。为比，常常不得不把一些写得好的、有分量、有深度的稿件撤了下来。撤下来的稿件，我从不惋惜，留下来作为日后自己写稿的“素材”。
　　
　　好处之四是“近水楼台”，从一些内部的资料、简报和刑事案件侦破后的总结报告中截取新闻素材。尤其是破案后的总结报告，有现场勘察记录，有多角度的案情推理，有多方面的侦查手段，有详细的侦破过程以及人犯的供词等等，情节都比较完整详尽，我只须做一些结构调整，悬念设置和文字润色的工作，就是一篇读者“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按说，这也算一种剽窃行为，因为从未受到指责，我就肆无忌惮，放胆操作，终于吃了一场侵权官司。
　　
　　那是一桩骇人听闻的血案：北市区一家公司清晨开门营业，发现停在人行道上的警车内，一男一女两个警察满身血污，无声无息，显然被他人杀害身亡！两人身份很快查明，男警察是某县公安局副局长，女警察供职于本市公安局通讯处。刑侦部门出动了11位专家，反复使用警犬鉴别，扫描电子显微镜鉴定，ＤＮＡ基因鉴定、放射性元素鉴定、ＣＰＳ多道心理测试……等先进技术，3个月后破了案。凶手也是一名警察，系女警察的丈夫，供认因发现妻子与曾是警校同窗好友的副局长有奸情，设下圈套，骗了副局长的手枪，将两人枪杀解恨。一审法院判处凶手死刑，二审法院因凶手杀人的手枪“迄无下落”，证据不足，改判死缓。
　　
　　血案极大损害了人民警察的崇高形像，公安机关脸上无光，当地新闻媒体为顾全大局，始终保持沉默。
　　
　　血案被凶手的辩护律师披露，传闻纷纷扬扬，省外一家著名的月刊知晓后，嘱我写了篇通讯给他们公诸于世，招来读者一片唏嘘声！不料二审法院判决7个月后，刑侦部门在侦破一个7人团伙抢劫案中，意外发现这个团伙的头目也是个警察，血案“迄无下落”的手枪赫然现身他的保险柜里，供认用自已的手枪射杀了在警车里幽会的男女两警察后，窃走了男警察的手枪及其它财物。这个团伙先后作案23起，杀害19人，抡劫各类汽车20辆。杀人手段极其残忍，惨绝人寰，笔楮难穷……。他们与被杀害的男女两警察素不相识，毫无瓜葛，杀人目的仅只一个：抢劫。杀人地点在郊外，事后把不便窃走的警车和尸体于当夜开到市内，停在一家公司的人行道上，以转移侦查视线。
　　
　　被判死缓的“凶手”供职于市公安局属下的戒毒所，对其妻的婚外情毫不知晓，也从未有过任何疑心。他是在“求死不得”的酷刑拷打中招认的。审理中向检察官出示伤痕累累的肉体和打成败絮的衣服，检察官不予置理；在法庭申辩时，又被一位女法官狠抽了一记耳光。他的父亲和兄长也因铁案如山，申诉无门，上访无路，真凶落网后这才改判无罪释放，重见天日。这时，他已被无辜关押了26个月，出狱后看到我在新闻报道中不但认定他是“凶手”，还分析推理他行凶的一大缘由是“愤怒于儿子不是亲骨肉”，于是一纸诉状将我告上法庭。法院确认巳构成对原告的名誉侵权，判令我和那家月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3万元人民币。
　　
　　好处之五是无需采访调查，便可从每天的来稿中截取新闻素材，改头换面，加工成自已的“作品”，投向省外的报刊，获取稿酬，名利双收。
　　
　　我从来稿中截取了大量不适宜正面报道的新闻素材：因失业、失学、失去耕地而沦为盗贼；市场管理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粗暴执法，一些在街头摆摊谋生的小商贩被驱赶得豕突狼奔，鸡飞蛋打之后，愤而杀人抢劫；贫富悬殊，腐败泛滥，导致一些人弃善从恶，敢于作奸犯科，不怕蹲监坐牢……。警察最喜欢抓起来罚款的暗娼，城里人多是下岗女工和失学、无业女青年；农村人有的因贫穷，有的为亲人筹钱治病。有对夫妇为了两个同时考上初中的儿子筹学费，父亲卖血，母亲卖淫……。盗窃、抢劫案件层出不穷，公安机关不断开展“严打斗争”，旧案未侦破，新案又发生，“福尔摩斯”们终日疲于奔命，焦头烂额；监狱、劳教所人满为患，接纳的比释放的多得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犯罪分子是青少年，把他们“严打”到少年犯管教所或劳动教养所，恶习互染，变得更坏。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因为父亲贩毒被判死刑的布告张贴在校门口，不堪同学嘲弄辍了学，流落街头，沦为小偷。送到少年犯管教所后，几番逃出，几番抓回，成年后转到劳动教养所，释放时己是24岁，决心改邪归正，却屡遭岐视，生活无着。他走投无路，去叔父承包的采石场盗窃了3公斤ＴＮＴ炸药，谋划在电影院或百货大楼引爆，幸被派出所长无意中制止……。 　　
　　这类负面新闻是绝不能见诸报端的，我把它截下据为已有，以派出所长的正面形象为主线，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先后亲手奉给二位制片人，一位导演和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一位组稿人，一年后，他（她）们都异口同声说“丢失了！找不到了！”我没有向他（她）们索赔，因为我也是剽窃他人的，只好听任他们贼头上揭帽。再则，我以个人的切身经历为焦点，片面认为中国的法律如同橡皮泥，任凭执法者拉长糅短，捏扁搓圆；片面认为警察、法官、律师、编辑、导演之流的人格尊严，往往不如妓女，妓女仅仅出卖皮肉，他们出卖的却是道德、操守、良心、公平、正义，碰上他们活该倒霉！

（七）合作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在其著作《典论》中说了一句传世名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时至今朝，已是“司空见惯浑闲事”，不足为奇的了。我23年来经历了4家编辑部，编辑诸君无不是一个个自吹自擂，自命不凡，平日表面上一团和气，互相迎合奉承，背地里却互相诋毁，互相攻讦：
　　
　　“××算什么大学生？刚跨进校门就遇上文化大革命，一革10年，什么都未学到手就毕了业。他那张文凭，等于清仓积压的贱价货，不值几何。”
　　
　　“××是保送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如果让他考，初中都考不上。既无才、又无德，只会舔领导屁股，编织关系网为自已大捞好处。”
　　
　　“××，十足的跳梁小丑，语言粗俗，面目可憎，写东西狗屁不通，搞阴谋诡计則胜过潘仁美。”
　　
　　“××在工厂里当工人时，写了些歌颂大跃进的打油诗，就他妈自吹自擂，以诗人自居。他那点水平，跟《红楼梦》里的薛蟠比起来，没多大差别”
　　
　　“老麻此人，据说是劳动教养所改造过的右派，一无学历，二无文凭，本就是滥竽充数，还痴心妄想当主编！”
　　
　　……
　　
　　对主编也同样如此，表面上吹捧，背地里讥讽；表面上服从，背地里抵制。一旦抓着点把柄，便各怀私心，串连起来，分别向上级领导告黑状……。
　　
　　在评职称和主编宝座空缺时尤为剧烈，明争暗斗，上窜下跳，无所不用其极……。主编这个职务（正处级），其实如同发廊里的椅子，谁的屁股都能坐上去，谁都想坐，我也不例外，但能坐、不能坐全凭领导一句话。
　　
　　我绝不是莲池里的荷花，只是泥塘里的一截断藕。比别人更污的是经常在报刊出版后，不动声色地把其中的错字、别字，以及“恶父弑子”、“泼瓢大雨倾盆下”、“诚惶诚恐逃之夭夭”、“楚楚可怜的狼狈像”、“警车撞翻后安然无恙”……的病句，用红笔圈点出来，标上字典、词典的正确释义，悄悄呈给上级领导，以显示自己比别人高明，暗示主编水平有限，无才无能把好语言文字关。也许这种小人动作反而引起领导的反感，他并不看中我。
　　
　　我对主编的椅子垂涎多时，日思夜想，不知如何才能坐上去。讨好巴结上级领导是我的特长，但是，平时只有主编才接近得了上级领导，机会难逢难遇。曾一度打算送份厚礼，又害怕撞上正人君子，偷鸡不着蚀把米……。
　　
　　揆度自己当不上主编，却极不愿意那位诗人当上主编。如何阻止他当上主编，我处心积虑筹划许久，未得其法。一天，他与一位女编辑在闲聊中谈到上级领导30多岁的女儿何以尚未结婚？女编辑与上级领导的这位千金是大学同窗，叙述了她一段失恋的经历，涉及其父亲自出面“做对方思想工作”故事……。诗人听后叹息说：“梧桐何愁凤凰栖，她如此痴心，白白把自己耽误了，青春一去不复返，太值不得！”我如获至宝，第二天就歪曲事实，向领导密告他与女编辑恶毒攻击“父亲枉费心机，女儿老了嫁不掉，没人要！”领导个子矮小，心眼也小，竟耿耿于怀，狭嫌报复，诗人非但当不上主编，连“主任编辑”职称也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当主编无望，看风使舵，转而投靠获胜上台的新主编，鞍前马后，曲意逢迎……。
　　
　　新主编不是共产党员，违背了党的基本原则，上台伊始就急忙申请入党。编缉部党小组论时，谁也不赞成。我随波逐流，也投了反对票，却通风报信给他。领导把党员们一个个召去做思想动员工作，我又翻云覆雨，积极帮他入了党。
　　
　　新主编投桃报李，把我视为股肱，赏了我个“编委”的虚名，在向领导奉送“不成敬意”的礼物时，让我陪同前往。我两次陪同他向领导送礼，发观领导都毫不客气全部笑纳，十分后悔自已当初瞻前顾后，不当机立断，送上一笔厚礼，买下主编宝座。
　　
　　一年后，新主编坐稳了江山，我又帮着他勾结书商，瞒着编辑部诸君，把历来报纸上刊登的侦破通讯汇集成两册16开《精选本》投放省外图书市场。第一册在本省密秘印刷了10万册，假省供销社集装箱托运出省，被火车站派出所一位民警发现。因发货单位是“省公安厅”，民警只扣下两本，托人带到编辑部，落入了Ｗ君手中。编辑部诸君大为惊诧，立即反映给领导，要求查处。领导绕过纪检监察部门，转交给与新主编同级别的宣传处长查处，宣传处长通风给新主编，新主编急忙改弦易辙，第二册直接在省外印刷发行。《精选本》在省外销量火爆，Ｗ君在上海的一位朋友来电祝贺，她请其购买了两本邮寄来，与编辑部诸君再次呈给领导，一致要求查处。不知新主编用了些什么手段，领导受理后查无结果，不了了之，他与我都安然无事。

（八）人生
　　
　　我梦寐以求当官，终此一生就只当了个劳动教养所的劳教小组长。为了当上官，我拼命工作，积极表现，年年评为先进工作者，从而混进了中国共产党当了名党员；同时沽名钓誉，哗众取宠，混进了省作家协会。10多年后，反省检讨自已一生所作所为，深感辱没了“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玷污了“作家”的铮铮名誉，先后主动赔还退出。
　　
　　人生已到了譬如朝露，去日无多的残年，行将就木，自我盖棺论定曰：“本是一株麦穗，碾成一撮粉末，糅成一条面筋，炸成一根麻花。”
　　
　　按说，耄耋之年，几近油尽灯灭，死不足畏，何惧其他，可我还是不愿招来不测之祸，累及一个终日为生存奔波的直系血统婚生女儿和一个残疾无业女儿，是以在《忏悔录》中着意隐去了地名、人名、刊名，唯读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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