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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据《纽约邮报》8月9日报道,1995年6月,恩维尔·托蒂(Enver Tohti)那时在新疆的一家医院任外科医生,他的上司让他做好准备,要到野外实施外科手术。
那天上午,当托蒂和他的团队到达目的地后,他才意识到是“西山刑场,专门处决持不同政见者的地方”。
他的上司告诉他,“当你听到枪响,就把车开到山那边去。”
他问,他们为什么到这儿来。
上司答道,“你不会想知道的。”
之后,听到枪响,他把车开到了指定的地方,看到“山脚下躺着十具、或者二十具尸体。”警察把他带到一名“大约三十岁,一身海军蓝衣服”的男子身旁,告诉托蒂这就是他将要实施手术的人。
托蒂抗议道:“我们为什么要(给他)做手术?” “这人已经死了。”
但托蒂摸到了微弱的脉搏,他身体发僵,纠正道,“没死,他还没死。”
“快动手,摘除肝脏和两个肾脏。马上!快!要快!”
托蒂麻木地依照指令去做,假装这是一个常规的程序。他“疑惑地瞟了一眼外科主任”。“不用麻醉”,外科主任说,“不需生命维持”。麻醉师“只是交叉着手臂,站在那里,并回应道:‘他已经没有知觉了。’”
麻醉师错了。“当托蒂的手术刀进去时,那名男子的胸部痉挛性蜷了起来,然后又反蜷回去。”当托蒂取出那些内脏后把他缝合起来时——“没有做内部缝合”,因为已经“没什么必要了”——他发现鲜血还在被泵出来。他很肯定那名男子当时还活着。”
国家的敌人
关于北京活摘器官的报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政府已承认一直在使用死刑犯的器官来做移植。
但根据中国分析家、人权调查员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令人不安的新书《屠杀:群体杀害、活摘器官和中国解决异议人士问题的秘密解决方法》,实际做法远远更为恐怖。
来自中国的器官——有时辗转进入美国人的身体,不仅仅取自北京当局声称的死刑犯,也来自良心犯,尤其是被当局禁止及嘲笑的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从未犯下或被控死罪。
更加恶劣的是,当局不等他们死亡就摘取他们的器官。葛特曼写道,为了提高移植成功的机率,这些器官常常是在囚犯还活着的时候摘取的。
葛特曼估计,迄今为止,有超过64,000名法轮功修炼者被活摘器官。
被中共妖魔化的法轮功,其起源惊人的简单。1992年,一位名叫李洪志的先生“在一个陈旧公寓区”的角落“开始教授感兴趣的人学习非常缓慢的打坐功法”。
这里面还有一个元素,即“佛家道德体系的核心‘真善忍’”,这令该功法迅速发展,受欢迎程度惊人,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共视之为一种威胁。
法轮功迅速吸引了数百万的追随者,到1995年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中共开始把法轮功变成其头号公敌。
到1996年,中国的国营媒体上开始出现批判法轮功的文章,修炼者发现自己受到日益严重的监控。
到1999年,法轮功已有7000万修炼者,相当于在中国每20个人中就有1个。他们开始因为炼法轮功而被抓捕。在(1999年4月)一次大规模的和平请愿中,中国的警察引导数千名请愿者来到(中南海附近的)一个位置,使得看上去他们像是包围了中央政府所在地,从而给强烈的镇压“找到了”理由。
中共官员非常担忧法轮功运动的潜在威力,有人看到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坐在一辆豪华轿车里,绕着请愿者开了好几圈,以便能亲眼观察他的敌人。
搜捕法轮功
就这样法轮功修炼者所称的“那场迫害”开始了。1999年6月7日,江泽民“作了一个内部讲话,要立即瓦解法轮功”。
3天后,北京设立了610办公室,这是中共一种“特殊的情报单位”,它唯一的职能是要铲除法轮功。
接下来的那个月,7月20日,每一名能够确认的法轮功协调人均遭抓捕。中国政府声称仅仅抓了150人。但是葛特曼从采访中判定,仅仅在哈尔滨一个城市就有1万名法轮功修炼者被拘捕。
当局给法轮功修炼者两种选择:要么签署一份宣布背弃法轮功的文件,要么任由当局处置。那些签了的人被允许回家,不签的人被送进监狱。
一旦被监禁,法轮功学员发现他们处于恐怖的最底层,真正的惯犯被允许采用殴打、折磨、强奸、甚至谋杀的方式来让法轮功学员听话。
“罪犯们会恐吓法轮功学员说:‘如果你不按我们说的去做,我们就会把你折磨死,卖你的器官。”
随着当局加强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有81本反法轮功书籍被印刷出版,官方的宗教领袖出来批判法轮功,当局甚至教唆孩子们憎恨法轮功,学校里喷写有反法轮功的标语。数千万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面对的恐怖包括电棍等酷刑,一种类似中世纪式的黑暗。
“一位名叫赵金华(音)的中年农妇在田里干活时被抓走”,葛特曼写道。“经过9天的殴打、电棍电击和剥夺睡眠,她于10月7日被宣布死亡,这是第一起被确认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的案例。
截止至2000年中期,葛特曼估计在中国至少有100万法轮功学员被监禁,其中许多再也没能重见天日。到2005年,法轮功的调查员报告说有3000名学员死于酷刑。葛特曼说,我知道他们给出的这些数字能经得起外界推敲,所以“实际数字无疑会更高”。
抢劫活人
这些故事已经够恐怖了,更恐怖的是还有受害人被活摘器官。不幸的是,那些受害人不能活着讲述他们的故事。
2006年,“两位著名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发表了‘对在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调查报告’。关于有多少法轮功修炼者被活摘器官,该报告得出的结论与葛特曼的类似,但这没有引起西方媒体、政府和人权组织的关注。
也是那一年,《大纪元时报》公布了类似的指控。
葛特曼写道,“指控说2001年(在苏家屯的一家医院)”,“会计部门的职员注意到对食品、卫生纸和专科医疗器材的需求急剧上升,但是病患并没有相应增加”。至第二年,这些用量“代表着或许有超过1000人的差异。
其中一名职员的丈夫是该院的外科医生。她报告说,“额外的‘病人’是在医院的地下室里,那里还有一些临时搭建的手术室。”
“不管啥时,他只要一接到电话就会下到那里去准备手术。那些病人只被作‘小量麻醉’(因为医院的供应有限),然后他和其他几个医生就会‘依序摘取病人的肾脏、皮肤组织、角膜和其他器官。’然后,‘病人’的尸体会被运到那个旧锅炉,也兼做焚尸炉。那里的工作人员有时会拿走死者的手表或是戒指作为小费。”
寻找“遗体”
葛特曼在书中展示了许多其他第一手证人的证词,也引述了一名法轮功调查员的话说,在中国,有600家医院参与了活摘器官。葛特曼清楚地表示他写此书的目的是要展示证据,这些证据显示法轮功团体对活摘器官的指控不容忽视。
除了重提先前的一些指控外,葛特曼在四大洲进行了采访,其中包括50多名曾被关押、活着出来的法轮功学员,其中许多人曾被带去做体检,而当局并不真正关心他们的任何疾病或健康信号,这些体检显然是为了确定他们器官的状况。
“但是如果要寻找证据的话,会发现我们许多人可能曾经接近过这些证据,但没有意识到。我们一些人可能曾经与一名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修炼者的遗体共处一室,或许曾经好奇地注视过、甚至欣赏过他们的遗体。实际上你可能还为此付了钱。”
在探索时代广场的“人体世界”里展出了被处理过的遗体,打出的广告称“这是采用开创性科学家冈瑟·冯·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在解剖学上的突破性发明塑化过程所展示出的人体科学奇观”。展出者称这些人生前自愿把遗体捐献给科学使用。(塑化是指将尸体软组织里的液体和脂肪用硬塑料取代。)
葛特曼指出,实际上有两个这样的展览:由哈根斯创建的“人体世界”和由第一展览公司管理的“人体展览”,但后者的遗体由(哈根斯的徒弟)隋鸿锦教授提供。
葛特曼介绍,哈根斯1999年在中国开设了一间塑化工厂,并聘隋鸿锦做总经理。后来,隋秘密成立了自己的塑化厂。他俩成为了对头,导致隋建立了“人体展览”。2008年,一名男子出现在美国广播公司(ABC)调查性新闻节目“20/20”中,指责隋使用的是中国死刑犯的遗体,第一展览公司被迫在其展览入口处设置了一个布告,承认展出的遗体“来自中国的监狱管理局”,以及该公司“无法独立核实这些遗体不是……被关押在中国监狱里的囚犯”。
至于哈根斯的展览,他于2007年关闭了他在中国的工厂,并在20/20节目中“眼泪汪汪地说他已单方面焚毁了他所有的中国人标本,并代之以合法捐献遗体给科学的白人。”
贩卖器官
但葛特曼对此仍持怀疑态度,他指出,除了制造这些展品外,塑化技术被用于保存医学院校使用的尸体。一具塑化尸体,中国零售商的要价是2.1万美元。
那么,在今天,这一切的情况如何呢?葛特曼指出:“在我写这个的时候,2014年1月,一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的中国器官经纪商——奥马尔医疗服务公司(Omar Healthcare Service)在网上自由地向西方人打广告,兜售器官移植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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