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今对比强烈 “京漂”150万人口宋都不要暂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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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当今对比强烈 “京漂”150万人口宋都不要暂住证
                                                                           ——“京漂”在宋朝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8-19 讯】

作者：陈事美

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带来大量流动人口，与现代的“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称呼不同，宋代的流动人口称为“浮客”，即漂浮流动的客居者。在宋代很多城市，浮客远高于当地户籍人口，和今天的东莞非常相似。宋徽宗时，首都开封常住人口便有150万之多，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都市。其中，各种暂住的“京漂”一族远超当地土著。宋代农民外出，不是永远的流动人口，也不是永远“暂住”，而是在当地居住一年即可落户，取得当地户籍。

从古至今，“户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管理部门，专门管理以户籍为基础的诸多财政事务。当年刘邦灭秦，一伙人攻入咸阳后，弟兄们都是抢粮抢钱抢地盘，唯有大将萧何默默地将秦朝的户籍档案收入囊中。由此可见，户籍对统治者的重要意义，也正因此，中国历代的户籍制度大多极为严苛。
最早发明户籍管理的也是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便有了全国户籍的精确统计。而西方人直到18世纪的瑞典才真正开始进行全国性的户籍管理。然而，这种严苛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以制造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禁锢百姓迁徙自由为代价的，百姓深受其苦。
在古代，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宋代却是个例外。
过去改朝换代，新政权往往喜欢承袭旧制，但在户籍制度方面，宋代没有效仿唐代的管理方法。唐代的户籍管理体现了非常强的封建等级秩序观念：人为地将户籍分为“编户”与“非编户”。“编户”即为良民，“非编户”则为贱民，如工匠、奴婢等，贱民没有资格单独立户，只得和主家合用一个户贴，即户口本。“奴婢贱人，类同畜产”，而且是世袭的，永不翻身。在唐代，你才知道投胎是个技术活。
如此不平等的户籍制度，到了宋代即被废止。宋代以“坊郭户”与“乡村户”来区别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同时根据不动产的多少，划分“主户”与“客户”。
宋代城市化与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农耕经济秩序。用现在的话讲，宋代GDP中第三产业产值比较高，而农业则只占3成。现代服务业占比远高于农业，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
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带来大量流动人口，与现代的“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称呼不同，宋代的流动人口称为“浮客”，即漂浮流动的客居者。在宋代很多城市，浮客远高于当地户籍人口，和今天的东莞非常相似。宋徽宗时，首都开封常住人口便有150万之多，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都市。其中，各种暂住的“京漂”一族远超当地土著。
宋代对外来人口超当地户籍人口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宋仁宗时，“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此时的大宋，由于地少人多，种地不赚钱，“今农贫而多失职”，百姓更喜欢外出经商，做“兼业”，即兼职副业。
南宋时期，知岳州范寅敷就有“本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的奏折。农民外出，当地的地主不能阻拦，这是有法律保障的迁徙自由。大量的流动人口，导致户口登记非常困难，浙江海盐县的地方志中就有“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的抱怨。而翻遍宋代史籍，我们却没有发现“暂住证”的影子，更没有官兵踹门检查暂住证的记录。
其实，范寅敷的奏折还有后半段，“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候回日，理今限给还”宋高宗则认为，农民在外经商，只要田地不抛荒，按时交农业税即可，特殊情况下放弃田产，政府可收归国有，这也是允许的。
宋代农民外出，不是永远的流动人口，也不是永远“暂住”，而是在当地居住一年即可落户，取得当地户籍。
宋神宗时，王安石的助手曾布有言：“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即使在首都开封这样的特大城市，也执行同样的政策。“我家大门常打开……”幸福的“开漂”们无不高唱《开封欢迎你》。
流动人口多了，自然有就很多混不好的底层，有游手好闲的，也有命运不济的。对这样的流民，政府通常会进行劝反，规劝他们回家种田。劝反不是强制遣送，遵从自愿的原则，不仅给予基本的衣食救济，还减免税收，发送生产资料，如耕牛、种子、农具等。如果实在不愿返乡种地，则就地安置，而不是直接扔给救济院弃之不理。南宋时期，对流民的优抚堪称史上最大，“两淮之民未复业者，复其租十年”。
流动人口中还有大量求学的异地学子。首都开封作为大都市，是全国人民的向往之地，不仅有大批的文艺青年，还有争取高考移民的学子。因为，首都的录取指标远高于外地，异地高考早在宋代就成为一大难题。
一些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学子，纷纷到外地求学，但高考只能在本地考。在只有骑驴、骑马出行的年代，山高路远，路途奔波有时会耽误三年一次的大考。对此，政府放宽政策，景德二年(1005年)发布诏令，称“有乡里暇远，久住京师，许于国子监取解，仍须本乡命官委保”，对于离家远，长期居住在首都的，只要有本乡的官员担保，就可在国子监参加考试。到宋仁宗时，这部分群体已达数千人，“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
但笔者发现，史料中也有不同的记载。据天圣七年(1029年)的《贡举条例》规定，外地户口要想在开封高考，必须取得开封户籍，并居住七年以上，或在开封有一定的田产方可“即许投状”。但一些钻营之人，想尽各种办法，弄虚作假，政府称之为“冒贯”，即冒充本地户籍。由此也可以看出，为了高考移民而在黑市办假户口的现象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
宋代户籍的相对自由造就了一个史上最自由的时代。北宋诗人孙升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他说：“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这分明就是活脱脱的《清明上河图》。宽松的户籍制度能解放生产力，释放社会活力，自古如此。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来源：上海观察

贾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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